厭世哲學家·從《引譬連類》到《姿與言》:中國文學的抒情傳統(下)

自然的節奏:從「古詩」到「新詩」的轉型

以上我們雖然批判了抒情傳統,認為抒情傳統的論述不盡符合中國文學的真相,但鄭毓瑜的新著《姿與言:詩國革命新論》[1] 卻從不同的角度,為抒情傳統重新確立存在的價值。這個新的角度,就是脫離古典研究的定位,把抒情傳統放回產生時的「情境」之中,看看抒情傳統是如何被提出,如何回應現代化的衝擊,又是如何為現代文學指引新方向。

《姿與言》延續了《引譬連類》對於「知識架構」的探討,轉而追問「知識架構如何轉型」的問題──在「晚清─民初」的變世情境中,知識分子如何面對「現代化」的挑戰,促使漢語詩歌調整自身腳步、完成現代轉型?[2]

「舊詩」之所以遭到五四文人的反對,認為非以「新詩」取代不可,主要是因為「舊詩」的創作原理是引譬連類,創作時總是要牽涉到龐大的知識框架,故予人好用典故、陳陳相因之感,不僅內容難以讓現代人理解,而且形式上還受到格律的束縛──這些特質都不符合現代「自由」、「解放」、「創新」的價值觀。胡適等人提倡「作詩如作文」,就是要解放詩體,讓「詩」變得平易近人、自然可喜,在創作上能自由奔放,不受任何格律限制。

然而,胡適對「新詩」的提倡,不僅沒有確立新詩的地位,反而留下更多問題。在打破一切格律限制、也不襲用古典詞彙之後,「詩」究竟還剩下什麼?

這問的其實是最根本的問題:「詩」是什麼?──強調自由解放的新詩,雖已全然擺脫古詩格律的限制,但「詩」之所以異於「文」,就在於「詩」有它獨特的表現方式,也就是有「節奏」。

如果我們認為古詩的格律是一種生硬的「限制」,那現在我們就必須要找出一種屬於漢語本身的、「自然」的節奏,才能確立「新詩」存在的意義。鄭毓瑜說:「很顯然,再也不是白話是否可以作詩,而是白話詩有沒有自己的音節,才是新詩是否可以成就第四次詩體解放最核心的問題。」[3]

要使「新詩」得以確立,最關鍵的因素就是漢語內在的「自然音節」。就是在這個議題上,鄭毓瑜顯示出卓越的判斷力,她認為真正從理論的層次上去處理這個問題的,其實是「看似保守」的小學研究者與古典文學研究者。鄭毓瑜說:「討論『現代詩』不應該忽略如馬建忠、劉師培、黃人、黃侃、唐鉞、胡樸安、陳望道、李安宅,以至於陳世驤或高友工等人,是如何自覺的去發現漢語、漢字所以存有與應變的依據。」[4] 其中提到的眾多學者,都不是如胡適、陳獨秀等「改革派」的人士,而是埋首於古典文化的研究者;想不到恰恰是這些從傳統中汲取資源的學者,才真正回應了「現代化」的課題。

在重探漢語的特質時,有別於馬建忠與胡適從文法學的角度對「目治」的重視,音韻學者黃侃強調傳統章句之學「因聲求義」的「耳治」面相,開啟了漢語「聲音」與「意義」關係的討論。隨後唐鉞藉「聲隨意轉」的詩學原理,探討語音如何透過重複或同異的區分變化來與文義相互配合呈現;胡樸安則從文字學的角度,探討無意義的聲音如何形成有意義的語言,為「聲隨意轉」提供了理論基礎。此外,胡樸安還將語言的發生溯源於人身感知,[5] 這使得後來的學者(即陳世驤)得以從「身體律動」的角度發現漢語內在的音律節奏,並重構漢語詩歌感知世界的方式,建構了一套貫串古典與現代的「新詩學」。[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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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詩學:抒情傳統的現代意義

儘管胡樸安已將語言的發生溯源於人身感知,但他的研究畢竟只著眼於「語言」本身,只從語言呈現出來的「音節」來討論詩歌節奏,而陳世驤就從這裡更進一步。鄭毓瑜認為,陳世驤的問題意識已經超越了其他學者對於「聲音」與「意義」的討論,進入更深的層次:

我們揣摩陳世驤最初的發問,也許是探尋在聲音所構成的「格律」或語音所代表的「意義」之外,有沒有一種更為深層而自然的節奏,它從一開始就緊緊跟隨著情思而周流迴轉,語氣仿佛心神的吐納,字詞成為全身的感官,這一體共在的游旋姿態,有沒有可能從一開始就引領了我們整全的感受與表達[7]

即不只是討論詩歌的節奏而已,而是要探本溯源,尋繹漢語發生的本源奧秘,並以此出發重構「新詩學」;也就是說,陳世驤所謂的「自然節奏」,其實是形構出整個漢語表意系統的「本體」,而不只是漢語呈現出來的某種語音現象。

緊接著,鄭毓瑜藉由陳世驤對〈文賦〉的英譯與相關研究,探討「姿」(gesture)如何體現詩人在創作過程中的身體節奏感。〈文賦〉的主題是闡述詩人創作的過程,其中有「其為物也多姿」一句,陳世驤藉此強調「姿」是指「一種特殊活動狀態」,是在「進程或進狀的活動中突然或暫時的遏住」;也就是說,節奏是來自物我之間往來互動的關係,是創作主體在時間之流中的應感之機。陳世驤並透過字源學的研究,從「姿」溯源到「之」,發現「之」(足之停動)象徵著一個能動迴旋的身心姿態,是一種充滿身體感知的創作節奏。鄭毓瑜認為,陳世驤以「身體力動」重新詮釋了古典抒情傳統,也同時揭示了漢語的「可體現性」,重構了漢語詩歌感知世界的方式,以此作為「新詩學」的本體論。

陳世驤開創的抒情傳統,表面上雖是對於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但實際上是透過「返本」的方式來「開新」──學者們為了對抗「現代化」的焦慮,不斷尋繹漢語詩歌的本質,並逐漸摸索出一條通往「新詩學」的道路。也就是說,當抒情傳統的學者在建構「古典」的同時,也在建構「現代」,他們對「古典/現代」的建構是齊頭並進、互相影響的。鄭教授所謂的「新詩學」,故是對於「詩」的本質的「再發現」,是具有超越時空、超越各類藝術的本體意義的,而不只是對「新詩」此一文學體類的建構。

因此,我們不妨將「抒情傳統」視為近現代學者的一個「發明」,是在「現代化」的進程中應運而生的產物,並從這個角度重新省察它的價值意義。[8]

後記 2013年秋天,我們一群研究生受鄭老師邀約,到中正大學參加「人文風景研習營」學術研討會,在那裡度過了我研究所生涯中最快樂的兩天。在研討會中,鄭老師發表了〈從「姿」到「 (之)」──由「力動往復」詮釋陳世驤的詩說〉一文,後改寫為〈姿態節奏〉,收錄在《姿與言》第四章;每次讀到這裡,我的思緒就會回到2013年的秋夜,我們一群朋友在夜空下漫步談心,交流切磋的時光,想不到轉眼間竟已過了三年半。每當想起這些往事,就覺得自己好像也參與了這本書產生的過程;看了老師寫的〈後記〉,回想老師的風采,感觸更是良多。我已離開學術界許久,這篇書評想必十分膚淺,但仍不惜自曝其短,只為紀念曾經美好的友誼、緬懷逝去的青春而已。


[1] 鄭毓瑜:《姿與言:詩國革命新論》,台北:麥田出版,2017年2月。

[2] 王德威在〈序〉中指出:「新舊詩之別的焦點不應僅限於形式、內容和語言的比較而已,更牽涉一代文人知識分子如何看待『文學』,以及蘊含其中的世界觀。」(《姿與言》,頁6。)可見「新詩/舊詩」的分別,牽涉到的是兩套不同世界觀、不同知識架構的問題。

[3] 《姿與言》,頁144。

[4] 《姿與言》,頁46。

[5] 胡樸安說:「生理所發出之聲韻,藉由生理上之動作而來。」(轉引自《姿與言》,頁166。)

[6] 參考王德威在〈序〉中所言:「在鄭教授的研究下,民國以來保守派聲韻學者、小學家從黃侃到唐鉞、胡樸安浮出歷史地表;他們對聲氣節奏,吟哦詠歎的專注提醒我們詩歌啟動的不只是語言文字的琢磨推敲,也是感官與世界的來往復沓。所謂聲隨意轉,辭以情發,舊詩如此,新詩亦復如此。」(《姿與言》,頁11。)

[7] 《姿與言》,頁180-181。

[8] 參見王德威所說:「『抒情傳統』的研究是近半世紀台灣中文學界的重要貢獻──或發明。」(《姿與言》,頁10。)此處所說的「發明」,可參考紀大偉的解釋:「許多被譽為歷史悠久的傳統都是隨著現代化進程出現的發明物。」紀大偉:《同志文學史:台灣的發明》,台北:聯經出版,2017年2月,頁28。(收藏自 說書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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