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猛 趙興勤:明代艷情小說序跋探微(上)

摘 要:古代小說作品和其序跋之間存在著價值不平衡的情況,思想藝術平庸低劣的作品也有可能產生質量或價值相對較高的序跋,明代艷情小說及其序跋即是如此。目前對明代艷情小說序跋整體、專門的研究重視不足,事實上對這些序跋的探討,不僅具有小說史和理論批評史的意義,而且還具有一定的社會思想史和文化史的價值。筆者認為,明代艷情小說序跋的主要內容或價值約略體現於五個方面: 艷情小說的社會接受和創作; 艷情小說形形色色的辯護理由; 明人對《金瓶梅》的認識和接受; 社會思潮對艷情小說序跋的投射; 序跋中的小說觀念和理論價值,等等。


《金瓶梅》開創了人情小說流派,但在明代,人情小說卻是其“異流”———艷情小說的天下。明代艷情小說已知的不下於 30 種,存世的也有 20 多部 ① 。從序跋研究的角度看,明代屬於艷情小說的序跋,現存的有 20 多篇。對這些序跋,除了《金瓶梅》的 5 篇之外,研究者往往述及不多,更遑論對其進行整體的、專門的探討。事實上,該類型小說序跋的專門研究,不僅具有小說史和小說理論批評史的意義,而且還具有一定的社會思想史和文化史的價值。鑒於此,本文擬對明代艷情小說序跋予以初步探討。總體來看,筆者以為這些序跋涉及的主要內容或價值體現於如下五個方面:

 

一、艷情小說的社會接受與創作

 艷情小說在明後期盛行一時,人們已習以為常,見怪不怪,序跋中對此多有反映。憨憨子《繡榻野史序》 ② 就談到自己讀書成癖,僮仆“偶市《繡榻野史》進余”之事。對於童仆的所作所為,憨憨子本人不僅沒有絲毫異議,反而讚許這部小說“有裨聲教者類,可以娛目”。一個童仆竟敢冒昧地用一部色情小說討好主人,主人不以為奇,看來時人對閱讀這類小說已經習以為常。該序接著還提到一年後,作者“間通( 過) 書肆中,見冠冕人物與夫學士少年行往往諏咨不絕”,可見當時社會對這類小說的熱衷,連有身份的人也無所顧忌。正是看到如此之多的人關註《繡榻野史》,所以作者才決定“慨然歸取而評品批抹之”。

 艷情小說的流行,除了讀者喜愛閱讀的原因,還有商業因素的促動。又玄子《浪史敘》 ③ 開篇即雲“天下惟閨房兒女之事,敘之簡冊,人爭傳誦,千載不滅”,這是對艷情小說接受狀況的真實描繪。又雲: “世之人開卷無味便生厭心,一見私情比睨之事便恨其少。”正因為把握了讀者需求趨向和市場潛力,所以在《凡例》中,又玄子才敢於聲稱: “是書一出,當便洛陽紙貴,懸之都門,雖千金吾不售也。”“洛陽紙貴”、“千金不售”之說無疑是書商式自我誇張的廣告語,但卻透露了小說創作的商業信息。《浪史》寫錢塘秀才梅素先與數十名婦女,荒淫享樂,乃至亂倫,可謂極意宣淫。對於這樣一部“誨淫”之作,又玄子卻用左思寫作《三都賦》等典故來比擬,實在是滑稽,但揣摩序者語氣,似乎又非全是戲語,仿佛是將創作色情小說當作立言之事來做的,時代風氣之荒唐可見一斑。

 由於艷情小說的盛行,激發了作家對此類小說的創作熱情,有的作家甚至一人創作了多部作品,如古杭艷艷生的《趣史序》 ④ 說: “向刻《玉妃媚史》,足為玉妃知己。若不僝工以寫昭陽之趣,昭陽於九原寧不遺恨於君耶? 乃爰輯其外紀,題曰《昭陽趣史》。”據此,我們知道這位艷艷生,不僅編撰了《昭陽趣史》,還刻過一部《玉妃媚史》。再如白眉老人的《玉閨紅序》 ⑤ ,談到作者東魯落落平生的創作時說: “君他作甚多,計有《金瓶梅彈詞》二十卷,《梵林艷史》十卷,《兵火離合緣》四卷,《神島記》一卷,皆未刊之作也。是書刊後,將一一付梓問世,庶不負天之鐘靈於斯人耳。”這裏《金瓶梅彈詞》、《梵林艷史》極可能都是艷情小說,《兵火離合緣》大概是一部人情小說,但以這位作家的創作取向,定也少不了艷情之事。一位作家竟然編創了三四部艷情小說,可見艷情小說的盛行。顯然,此類序跋文獻向我們暗示了一個訊息,即目前所知明代的 30 多部艷情小說,恐怕遠非全部。由上可知,明代艷情小說不僅創作相當繁榮,而且廣受讀者喜愛。

 

二、艷情小說形形色色的辯護理由

 明代後期縱欲風氣盛行,學士大夫不少人喜讀艷情小說,但偽道學的心理,卻又使他們在口頭上往往對其口誅筆伐,稱之淫書、穢書。針對這種情況,艷情小說序跋首要的任務便是反駁“誨淫”之說,為艷情小說的存在找尋五花八門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幾種說法:

 ( 1) 因果說。這是各種理由中最突出的一種。如欣欣子《金瓶梅詞話序》 ⑥ “取報應輪回之事,如在目前”; 廿公《金瓶梅跋》“中間處處埋伏因果”,等等。這些序跋大都主張艷情小說勸誡的主旨,認為因果報施是作者所用的手段,從而構成對“誨淫”說的較為有力回擊。

 ( 2) “以淫止淫”說。顯而易見,這是一種強詞奪理的說法,如憨憨子《繡榻野史序》:

 余將止天下之淫,而天下已趨矣,人必不受; 余以誨之者止之,因其勢而利導焉,人不必不變也。

 憨憨子的說法,有些類似天都外臣《水滸傳敘》 ⑦ 針對“誨盜”提出的 “權教”說———“有世思者,固以正訓,亦以權教。如國醫然,但能起疾,即烏喙亦可,無須參苓也”,但明顯不如後者論述得理氣充足,也比不上因果說能讓人接受,所以難以服人。

 ( 3) 註史說。如相陽柳伯生《如意君傳跋》 ⑧ : “史之有小說,如經之有註解乎? 經所蘊,註解散之。乃如漢武飛燕內外之傳,閨閣密款,猶視之於今,而足發史之所蘊,則果猶經有註解耳。”這種註史說並不新鮮,是小說批評領域中“輔史”說的變體,不過不是為小說爭地位,而是為艷情尋找借口。

 ( 4) 借鑒說。如華陽散人《如意君傳序》: “雖言之醜也,亦足以監 ( 鑒) 乎?”此處“監”同“鑒”,借鑒、參考、教訓之意。小說寫武則天與薛敖曹等淫亂事,中有敖曹勸諫則天召回中宗情節。序者抓住這一點大做文章,認為薛敖曹“此雖以淫行得進,亦非社稷忠耶?”於是就此認為,薛敖曹之事,雖為醜言,但有值得借鑒的社會價值。也有把“鑒”作為反面教訓用的,如托名唐寅的《僧尼孽海題詞》 ⑨ ,序者站在佛教的立場上,以男女之事為孽,面對世人對其書可能予以“造口孽”的指責,決定“且藏之海岸沙堤,俟水溢堤崩”,“出之以為孽鑒”。

 ( 5) 刺世說。借鑒說、刺世說往往和因果說結合完成對艷情內容的辯護,如欣欣子《金瓶梅詞話序》的“寄意於習俗,蓋有謂也”,廿公《金瓶梅跋》的“為世廟時寓言,有所刺也”,憨憨子《繡榻野史序》的 “正史所載,或以避權貴當時,不敢刺譏,孰知草莽不識忌諱,得抒實錄”等。明後期社會腐敗不堪,小說中諷刺現實的成分增加,如《西遊記》、《西遊補》等,冷嘲熱諷,諷刺現實意圖極為明顯,而艷情小說序跋中刺世說的出現,便是這一思潮的反映。

 ( 6) 文妙說。此說也是為小說之寫艷情尋求的一個口實,提出者為沃焦山人。其《春夢瑣言序》 ⑩ 開篇就說“甚哉,文辭之動人也”,接著提出“私情隱秘之語,猶自有一般之妙處在矣”; 文辭高妙的艷情小說,“班馬覆生,亦不必猥褻損其辭矣”。《春夢瑣言》本身就是一部“摹褻狀而逞文才”的作品,“不必猥褻損其辭”,實際是以文辭為褻狀的遮羞布。只從欣賞娛目的角度予以價值認定,而非強調小說的現實作用,更為真切地反映了當時社會風氣墮落的現實。

 

三、明人對《金瓶梅》的認識與接受

 《金瓶梅》明人序跋有 5 篇,只比《西遊記》明人序跋( 3 篇) 略多,比《三國演義》( 14 篇) 和《水滸傳》( 21 篇) 則少之又少。這一情況似乎暗示,雖然並稱“四大奇書”,《金瓶梅》在明人心目中的地位並不高。不可否認,《金瓶梅》的出現受到了一部分明人的關註,乃至激賞,如袁宏道、袁中道諸人。但有更多人不以為然,如沈德符《野獲編》稱之“壞人心術”,堅決反對梓行; 李日華《味水軒日記》中評價它: “大抵市諢之極穢者,而鋒焰遠遜《水滸傳》。”即便袁中道,一邊讚賞,一邊也不否認其“誨淫”; 連“老而漁色,招致方士,專講房術”的董其昌也認為“決當焚之”。小說序跋中多有提到《金瓶梅》的,一般也是持後一種態度,或毀之誨淫,或貶其文辭:

 有《三國志》之森嚴,《水滸傳》之奇變,無《西遊記》之謔虐,《金瓶梅》之褻淫。( 煙霞外史《韓湘子序》)

 今編訂,當與《水滸傳》、《三國演義》並垂不朽,《西遊》、《金瓶梅》等方之劣矣。( 夏履先《禪真逸史凡例》)

 他如《玉嬌麗》、《金瓶梅》,如慧婢作夫人,只會記日用賬簿,全不曾學得處分家政,效《水滸》而窮者也。( 張譽/馮夢龍《平妖傳敘》) [11]

 ?此類貶低《金瓶梅》的明人序跋比比皆是。四大奇書中,一般地說,明人評價最高的是《三國演義》、《水滸傳》,其次《西遊記》,至於《金瓶梅》完全是等而下之了。從上述例舉可見一般明人對《金瓶梅》的認識不外兩點: 第一,《金瓶梅》是一部淫書,與《癡婆子》等艷情小說沒有區別; 第二,這部小說的藝術價值未被重視,甚至被否定。據此大體可以認定,明人大都是將《金瓶梅》與連篇累牘地鋪寫床笫之事的其他艷情小說同等來看待,沒有認識到兩者之間的巨大區別,更沒有認識到這部小說的思想藝術價值。

 在這種情況下,《金瓶梅》對明代通俗小說界尤其是其中艷情小說的影響,無疑是以負面居多,“艷情小說一方面蔓延了《金瓶梅詞話》的情色表征,另一方面拋落了《金瓶梅詞話》的精神實質”,因此導致明清 “艷情小說想象力的蒼白羸弱與文學性的缺失” [12]?。不過盡管如此,在明代艷情小說異流的初起,並不盡然是《金瓶梅》的影響,較早的《如意君傳》應該與後來的艷情小說更為相似,而且後者在序跋中提及《如意君傳》似乎比《金瓶梅》為多,所以另一方面,《金瓶梅》以外的艷情小說,其間互相促動、影響而產生的效應是不可忽視的。

 總而言之,在一般明人那裏,《金瓶梅》不過是一部穢書,藝術價值往往被忽視。但這只是從整體上談明人的看法,當時仍有少部分人突破了習俗錮見,對《金瓶梅》做出了全新的審視,這主要體現在《金瓶梅》的幾篇序跋中:

 一是否定淫書,且引證儒家經典為其辯護。如《金瓶梅詞話》欣欣子序肯定小說“寄意於時俗,蓋有謂也”,又從其他方面的價值來反對淫書論,“雖市井之長談,閨房之碎語,使三尺童子聞知,如飫天漿而拔鯨牙,洞洞然易曉”,“其他關系世道風化,懲戒善惡,滌慮洗心,無不小補”。能夠認識到《金瓶梅》並非一味寫淫,有多方面價值,已經把這部小說與其他艷情小說區別開了,這是欣欣子高於一般明人之處。廿公《金瓶梅跋》議論更為大膽,他認為小說“曲盡人間醜態”,稱讚作者和傳播者“功德無量”,與沈德符、董其昌等相比,無疑是觀念的極大突破。謝肇淛《跋》直接對誨淫說表示了不屑的態度: “有嗤余誨淫者,余不敢知。然溱洧之音,聖人不刪,則亦中郎帳中必不可無之物也。”謝肇淛熱心搜集《金瓶梅》抄本,並對其語句簡略加工,對《金瓶梅》價值的認識因此較為深刻。又雲: “仿此者有《玉嬌麗》,然乖彜敗度,君子無取焉。”明顯完全把《金瓶梅》與其他艷情小說區分開來了。

二是強調作品描寫的現實內容。《金瓶梅》是世情小說的開山之作,序跋中出現了關乎世情之表現的探討,為清代世情說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如欣欣子序認為笑笑生寫作《金瓶梅》“爰罄平日所蘊者,著斯傳”,註意到了作家生活積累、生活經驗和藝術創作的關系; 而認為小說所寫為“市井之長談,閨房之碎語”,顯然已意識到作品的世情內容、特點。謝肇淛的《跋》則更進了一步,他對《金瓶梅》世情內容的揭示和概括得比欣欣子更為全面、生動,且對這種描寫進行了明確的肯定。對小說描寫現實內容的肯定,實際上等於主張小說創作的現實生活基礎的重要,說明對小說創作與生活的關系有了一定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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