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拿到唐逸先生最新作品集《幽谷的風》這套書之前，我預想它是一套沈思錄或論說集之類的東西，而不是散文集。這並不是因為在我的觀念裏，唐先生不善於寫散文，而是因為在我的印象裏，唐先生是一個善於沈思的學者。實際上，在這三本文集裏，有不少篇章，不管是從論題看還是從討論的方式看，都不屬於散文，而是屬於很凝重的學理性文章。所以，我倒更願意把這套書看作是唐先生的沈思集或論說集。

這可能與我對散文的偏見有關，更切說，與我對學者寫散文的偏見有關。據說，中國是一個詩的國度，也是一個散文的國度。從近代以來看，似乎更像是一個散文的國度。不僅是作家、記者、家庭主婦寫散文，而且學者們也紛紛寫起了散文。從倡導白話文開始，我們很難找到不寫散文的學者，寫散文甚至成了一些學者的主業。結果是，一些如雷貫耳的“大學者”，甚至被冠以“國學大師”的，我們竟讀不到他一本厚重的學術著作，而只能讀到他的散文、雜記之類的東西。而今天，寫散文似乎更成了一些學者的要務乃至“使命”。有一位現在紅透大江南北的“學者”曾在某報撰文說，散文與隨筆是學術厚積薄發的最好形式，所以，學者們，持別是像他這類自命的大學者們，都應當多寫散文、隨筆之類的東西，因為他們出經入史、喜笑怒罵皆成文章。照如此邏輯，愛恩斯坦痛快地打一個噴嚏也會成為一個大發明。

然而，令人汗顏的是，對於學術-思想界來說，我們真正缺的不是優美的散文，不是鮮活生動的隨筆，而是厚重有力的學術著作。如果我們回想一下，從上個世紀“五·四”啟蒙運動到現在，已過去了近一個世紀，可是，啟蒙運動所倡導的那些理念，諸如民主、科學、人權、平等，特別是自由，卻一直未得到學者們真正嚴肅而系統的思考。相對於層出不窮的學者散文相比，有關這些理念的深入而系統的探討的學術著作卻少之又少，甚至簡直可以說是沒有！而這些理念卻恰恰是我們今天理解我們自身以及我們自身所處的社會與世界的基礎。結果是什麼呢？

結果就是，時至今日，為了理解與追問構成當今社會價值核心的那些理念，我們能夠越過近一百年來的中國學者，也只能越過他們，而不得不直接去找諸如洛克、盧梭、康德這些“洋老師”。作為後學，我曾經希望能從近代中國學者那裏找到理解這些理念的厚重著作，可是，最終我只能失望——我能讀到的，更多的是他們的散文。於是，我曾發誓不讀學者的散文。

散文作為一種文體，當然無可非議。它永遠有存在的理由。甚至，由於它在形式與內容上沒有什麼嚴格的限定，是一種最無規定、最為開放的文體，因此，也就註定它會有最多的作者與讀者。

然而，也正因為它最無規定，也註定了它最不可能承載嚴格的學術，最不可能表達系統而深邃的思想。因為學術需要嚴密的論證，而不是個人一時感受的抒發；思想需要系統的自我規定，而不只是個人生命體驗的直接表達。如果一個學者總是以散文來表達他的學術，那麼，他的學術的可靠性與嚴肅性就是值得懷疑的；而如果一個民族或國家的學者只能以散文來表達思想，那麼，這表明這個民族的學者還沒有真正承擔起他本應承擔的學術-思想使命，即提供客觀的學術與系統的思想，而是仍沈迷於抒發私人情感與片斷體驗；同時也表明這個民族的思想與理性尚未成熟，因為思想與理性正是在系統的自我規定中走向成熟與客觀，走向真正的自由。雖然每個人都是理性的存在者，但是，理性只有通過思想完成系統的自我規定，它才能從喜物悲己的個人遭際中解放出來，達至自主自律的自由，而臻於客觀從容的博大。幫助人們走向自由，也就是幫助人們走向獨立自主，走向客觀從容，而這也就是走向成熟。只有這種能幫助人們成熟而走向獨立自主的自由思想，才是真正有客觀力量的思想。這樣的思想如何能由散文來表達這樣的思想如何能由沈迷於抒發私人情感與片斷體驗的“學者”來承擔

回首百年歷程，我們學者在有關天下那些普世性的基本問題上的思想建構工作可謂乏善可陳。這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然而，學者們怠於系統性的沈思推究而溺於散文式的激揚文字這種文人式習性，顯然難辭其咎。如果說那些客觀方面的原因學者們不易超越，但是這種主觀方面的習性卻不是不可移易的。實際上，即便制約學者們在學術思想上做出重大突破的客觀障礙消除了，如果怠於縝密的深思細究的文人習性不改，學者們也仍會沈湎於抒情作感，而無力提供出厚重的學術思想。

簡單說，如果學術不中止散文化，學者不拒斥文人習性，那麼，永遠不會有真正的學術，更不會有真正的思想。

這並非說，學者不能寫散文。寫不寫散文是個人的愛好與興趣。但是，作為社會分工體系中一個不可或缺的工作階層，學者本是共同體中的文化靈魂的承擔者。它理應承擔的一個使命就在於，向共同體及其公眾提供可靠的學術知識與自由的思想體系，以便不僅維護共同體的公正、健康與希望，而且不斷改善與提升共同體。因此，作為一個分工階層，學者的首要任務在於以嚴肅的態度進行學術研究，以嚴謹的語言表達學術觀點，以嚴密的論證發表學術著作。為此而行有余力，作文抒懷，則另當別論。相反，如果首要任務尚無建樹，卻以散文先行，甚至把學者的整個學術工作散文化，那麼也就意味學者實際上已背棄了自己的使命，放棄了自己對共同體及其公眾的承諾——每個學者在選擇學術這個行業作為自己的職業時，也就向分工體系中的其他階層作出了相互履行分工職能的承諾！至少是在向其他分工階層做著偷工減料的事情。但是，學者階層的偷工減料給共同體帶來的危害要遠遠大於其他分工階層。因為學者工作的散文化，不可避免地將誤導公眾普遍沈湎於由散文表達出來的那些庸常而平面的主觀世界，並習慣於接受和滿足於這種似是而非的主觀世界。結果將是，學者的工作不僅無助於共同體公眾走向理性與成熟，而且反而妨礙了公眾走向理性與成熟。

與我對學者寫散文的這種偏見相關，我更願意把唐先生的這三本文集看作是作者嚴謹、睿智的“沈思錄”。包括《域外話語》中對安瑟倫《冥想錄》、巴斯卡《思想錄》的翻譯，如果譯者沒有對原作中涉及的那些問題進行深入思考，是譯不出那麼傳神、到位的文字的。實際上，另外兩部文集《文化散文》與《文化批評》裏涉及的大部分話題，都是很學術化，甚至可以說是很哲學化的論題。比如關於死亡問題的討論，這是現代存在論哲學討論的一個重要問題，還有諸如關於科學與人文的關系的討論、關於自由與普世價值的討論、關於文化守成與制度創新的討論等等，都是一些很深邃的專論，而像《子書與四書》則更是作者以現代學術思想對經書的重新詮釋，無論如何都不屬於散文。

在當今的中國學者中，對構成西方文化核心之一的基督教文化精神有真正理解的學者並不算很多，而唐先生無論如何都是其中一個。這使他對許多問題的討論都具有開闊的視野，有很高的起點。這裏，特別讓人感興趣的一個話題，就是他在作品中對普世價值與自由問題的討論。

有沒有普世價值如果有，那又是什麼這對許多人來說，一直還是一個問題。特別是對於那些出於各種考慮而死活都不願承認世界上有一種普遍的制度形式是最能保障每個人的基本權利的人們來說，普世價值一直是一個會經常引起他們惡夢的幽靈。所以，普世價值總是不時成了他們要消滅或追捕的對象，反普世價值的聲音不時又一浪高過一浪。

那麼什麼叫普世價值呢實際上，所謂普世價值，也可以說就是普遍價值。也就是說，是人類為了維護自身與完善自身而應當追求也必須追求的理念與希望。它們之所以是普世的或普遍的，就因為只要人類要維護自身與完善自身，它們就是不可或缺的。

如果說生活在不同文化中的民族，不管他們在文化傳統、種族歸屬上有多麼大的不同，他們都歸屬於一個人類共同體，也就是說，他們有共同的自身，共同的身份，那麼，他們也就擁有共同的未來——不斷改善了的自身。這在根本上也就意味著人類有著共同的、普世的價值。如果否定了不同民族之間具有普世的價值，那麼也就等於否定了不同民族之間同屬於一個人類。

如果說在不同民族、不同國家之間不存在普世價值，也就是說，不同民族與國家之間只有不同的價值，那麼，這也就意味著，不同民族雖然同屬於人類，卻總是選擇不同價值。但問題是，不同民族如何能夠選擇不同的價值按唐先生分析，這恰恰是因為不同民族及其個個體都是自由的。自由是一切價值選擇的基礎。因此，自由是最高的價值，是人類首要的價值。

“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表達的就是自由作為人類的最高價值。

因此，如果說人類有什麼普世價值，那麼首先就是人的自由。換言之，否定普世價值，也就首先否定了人的自由。但是，人的自由不僅是人的一切權利與尊嚴的基礎，而且也是一切道德、法律的前提。否定人的自由，等於否定了一切道德與法律，等於剝奪了人的一切權利與尊嚴。在這個意義上，從邏輯上說，否定普世價值，從而否定人的自由，其結果只有一個，那就是對人的奴役。

 1 作者附志：本文是作者在唐逸先生作品集“幽谷的風”出版分享會上的發言基礎上增改而成的。 （原載《文景》2009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