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念宗白華教授 （下）

四

宗先生的藏書十分豐富，而且外文書遠遠多於中文書。我每次去宗先生那裏聊天，總禁不住要在書架前隨便翻翻。對學術書籍，宗先生極為珍愛。當年日本鬼子侵占南京，他的住宅被日本人侵占，連地板都被撬開，藏書流失慘重。這件事宗先生不止對我念叨過七、八次。

宗先生的主要研究對象，是中國藝術裏的精神和境界，但宗先生卻對我說，中國的書籍他看得不多，只是閑時翻翻，大量讀的是外文書。

“五四”以來，一個相當明顯的學術傾向是，以西方文化的方法，範疇乃至價值尺現來研究和闡發中國的民族文化。當今，這種趨勢有增無減。這是否意味著漢語文化新的發展呢？如果漢語文化自己的方法、範疇乃至價值尺規是自足的，是否有必要借助於西洋文化？如果漢語文化形態在上述諸方面不自足，借助於西洋文化是否真能發展漢語文化？

宗先生的書架上陳放著海德格爾的著作《存在與時間》以及狄爾泰的著作，版本均為二三十年代。這使我頗感吃驚。就我國本世紀上半葉的整個學術情形而言，對西方文化的方法、範疇以及價值尺規的借用，一般來講，並沒有進入現代形態，歐洲大陸的學術新進展，雖有引介，深入細致地了解不多，至於極端重要的宗教哲學，仍然還在耽誤。時代的動蕩和社會的變革無疑是一個重要的外部原因，以致學術研究的純粹性和學統一再被損，以致終於被中斷……

宗先生告訴我，四十年代以來，他在南京中央大學曾講過一點海德格爾。這件事令我很感興趣。在宗先生看來，海德格爾與中國人的思想很近，重視實踐人生，重視生活體驗；強調哲學家要有生活體驗，這很合中國人的口味。但海德格爾的思想很玄，他自己都不能把自己的意思表達清楚。

這一看法我不能全部同意。並非重視實踐人生的哲學在旨歸和根基分面都是同趣的，其中隱含著的差異性恰恰極為重要。海德格爾的操心和對不可言說者的言說，表明了另一種情懷。

但我完全讚同宗先生的另一看法：漢語學界對西洋的了解還很不透，一切評判都應暫時擱起來。不過，恐怕還得考慮的是，為什麼了解不透。

宗先生對海德格爾確有厚愛。在“文革”後期那些苦寂的日子裏，宗先生還翻譯了關於海德格爾的一些資料，可見他對人生哲學總不能忘情。

五

宗先生的學術探究的指向，留歐前後有重大的改變。留歐前，宗先生主要關心的是歐洲的哲學和科學，以圖為解決人生問題找到根據。留歐後，宗先生更多關註的是中國的藝術精神形態。看得出來，宗先生最終把人生觀確立在中國的審美主義上。

許多留歐的學者，回國後都沈浸到漢文化形態中去了。人們很容易得出個結論，漫遊過西洋文化之林的學者們，終於感到漢文化精神略高一籌。進一步的推論是：最終還是要回到儒道釋家裏去。

當俄羅斯人倡言文化的世界主義時，他們獲得的是民族性文化的高度發展；反之是否亦然？

這裏不只涉及到西洋文化的了解是否透徹的問題，更涉及到重審意義根據的問題。

雅斯貝爾斯關於文化的軸心時代的說法，已為人熟知。但西方是否僅有一個文化的軸心時代？西美爾就說過，近代人已不能理解、也不再擁護兩希時代的精神。資本主義精神的發展無疑借助於另一種不同於兩希時代的文化軸心。文藝覆興以後到十九世紀，西方的理性主義和理想主義要實際得多；而十九世紀未至今，反形而上學和反理性、反理想主義明顯又形成一個軸心時代。漢語文化形態的一維性軸心時代精神，雖然延續了二千多年，但在現在世紀初已為現代性文化所中斷。

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西方文化中的希臘形而上學如基督教鈾心、理性——理想主義軸心（古典哲學、啟蒙思想）以及反形而上學、反理性——理想主義軸心（現代主義）這三軸文化精神幾乎一湧而入華土，二十世紀無所適從的漢語學界究竟接納誰？

“五四”一代學者明顯地靠近前兩種軸心精神，而“四五”一代學者卻不能不在前兩種軸心精神與後一種軸心精神之間徘徊，猶豫於抉擇，至於八九十年代的新一代，要指望其相信和擁護前兩種軸心精神，恐怕要落空。

中國學術所遭遇的事無法忘卻，選擇過於匆忙畢竟不是好事。也許是等待，當然不止於等待；哪家可居，今天想，明天說。只是，等待並非非要散步。

海德格爾有一點錯不到哪裏去：多思，少說，保護語言。宗白華先生與此不謀而合。他的文字雖少，做事不多，留下的身影卻是龐大的，至少對我來說是如此。

一九八六年一月　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