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錦華、午荷:化解花木蘭式文化困境 (上)

——解構女性主義悖論

對話嘉賓:戴錦華:北京大學教授、北京大學電影與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高興:《世界文學》主編、翻譯家

 

作為性別研究、女性文學研究專家,電影與文化研究學者,戴錦華一直有著超高的人氣。她還是新時期中國女性主義文化思潮的先驅和推動者,因而有“中國的蘇珊·桑塔格”之美譽。其智慧與鋒芒已成學界“傳奇”。

那麽,在她看來,女性文學和女性主義存在的意義何在?在花木蘭這個經典符號的背後,又有著怎樣的文化隱喻?作為女性,怎樣實現個體突圍、獲得真正的幸福?……在不久前記者與人民文學出版社共同策劃的一次以女人書寫女人為主題的讀書活動中,我們有幸請到了戴錦華教授與讀者共同探討這些問題。於是,受中國社會科學報委托,《世界文學》主編高興與戴錦華老師進行了一場“他問她答”的精彩對話。

 

物質和精神的女性生命困窘

 高興:在美國女作家威拉·凱瑟(Willa Cather,1873―1947)的短篇小說《花園小屋》中,女主人公出身於一個有著音樂追求的家庭,但是從小飽受物質的困苦,於是她覺得是不是應該先解決物質的問題,就在20多歲時嫁給了華爾街一位金融巨頭。但是,當物質生活得到滿足之後,內心的一些東西又開始萌動了。一個她崇拜的歌唱家又在瞬間喚醒了她內心的幻想。只是主人公在一番夢醒之後又回到了現實之中。最後這個有著精神象征含義的花園小屋還是要被拆掉的。這是一個比較符合現實的結尾。

 威拉·凱瑟這個小說實際上涉及物質和精神內在的一些關系。戴老師,您長期研究女性心理,也是著名的女性主義文化研究專家,對於威拉·凱瑟這樣的女作家在精神領域中的探索有何高見?尤其是在目前物質主義甚囂塵上的情形下,女性如何在物質和精神這兩者之間達到一種平衡?

 戴錦華:我說一點自己的體會。應該是1987年,我第一次自稱Feminist,當時好像還沒人如此自認,我刻意把它翻譯成“女性主義”,而不是“女權主義”。有人認為我是為了回避男權,不錯,我也自嘲過自己是“沒牙的女性主義者”。但這樣翻譯,是因為我認為女性議題在當時的中國主要是一個文化議題,而不是權利的議題。但是近30年來,隨著中國社會的激變,我想也許我們今天可以考慮把Feminist再次譯為“女權主義”,因為婦女的權利已經重成社會議題。

 當年我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地自稱女性主義者的時候,女性主義還是一個遙遠的舶來品,與我們的現實差異甚多,而今天我們已進入到全球同步的生存狀態當中,幾乎沒有根本的差異性,現代女性也似乎處在一個解放、自由和充滿選擇的生命狀態中,同時我們也深深地落到了一個女性主義得以產生的生存現實、生存結構和環境中,以至於威拉·凱瑟在100多年前撰寫的《花園小屋》中提出的關於物質與精神、關於女人是嫁得好還是幹得好的問題,女性物質的生命保障、物質的富有和精神的滿足、精神的慰藉是否是一對矛盾的問題,突然具有了強烈的現實性。

 高興:豆瓣上有篇書評說,小說是世界留給女人的“鑰匙孔”。從這個“鑰匙孔”看別的女人的故事,往往能從中發現我們自己。作品中一些橋段就像真實地發生在今天。

 戴錦華:今天,多種的選擇成為可能,而種種的選擇也是以種種的平等或不平等為前提和代價的。坦率地說,我不是、到了我這樣的年齡也不可能是理想的浪漫主義者,我相信魯迅先生的話,先要生存,愛才有所附麗。否則“娜拉走後怎麽辦?不是墮落就是回來”。盡管我對最後這句始終有所保留。可同時我一直在強調,我們談到弗吉尼亞·吳爾夫的時候,人人都會提及她的《一間自己的屋子》,但她對這一獨立空間的重要的條件卻很少有人提及:自己的支票簿。換句話說,獨立的生命空間是以經濟獨立為前提的,物質的保障聯系著經濟獨立,你可以去換取,但他人的賜予、換取,意味著必須付出代價,“沒有不付錢的午餐”。我經常說,我不反對任何女性做任何一種生命的選擇,但當事人得清楚,經濟的獨立、理想的實現和精神的滿足,可能會經歷很多的艱難困苦,付出很多很多的代價。同樣,就是嫁得好,過富足的生活,被人供養,可以買很多包,一樣也要付出代價。那麽哪個更無法承受?只有你自己知道。

 高興:可見威拉·凱瑟等女作家自19世紀以降的探討是極具現代性的。

 戴錦華:她們的作品非常細膩地、非常平常心地、非常有文學性地展示了女性生命當中的困窘——有些時候是人的困窘,有些時候是只有女性才會遭遇的困窘。

 

男性被鎖死在父權結構中

 高興:您曾說過,“女性主義讓我懂得社會規範是壓制著女人和男人的,男人在這種規範中受益,也受傷害”。您還說,特別喜歡這樣一句話:“對任何人來說,婚姻都是冒險,但是值得一試。”因為婚姻是幸福感來源非常重要的一種。您的這席話讓我認識到女性主義者並不是張牙舞爪的、與男人為敵的,而是要構建一種新型的兩性關系。您能具體描述一下這種完美的兩性關系的願景嗎?我們怎樣才能獲得這種智慧?

 戴錦華:(笑)這是鵲橋心理診所、“幸福到永遠”咨詢公司才能回答的問題啊。我們總說人類是一種社會性存在——盡管已經到了一個臨界點,就是數碼時代、“宅”時代,2013年好萊塢拍攝的《她》(Her)向我們展示某種未來:獨自而不孤獨。片中孤獨的男主人公可以與自己的電腦操作系統——化身為一個女性的聲音共墜愛河,很溫暖,也很恐怖,似乎在未來,人不再需要人。走出電影院時我想到了一個煞風景的問題:假如停電了怎麽辦?

 迄今為止,人仍是社會性的存在,人需要人。盡管這幾十年來,我們持續經歷著社會的碎片化,家庭也因此而具有了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於是,男人愛女人,女人愛男人,男人愛男人,女人愛女人,對吧?人需要人,人需要和人在一起。但是任何兩個獨立的個體的結合都是艱難的,不僅男人和女人。而男人和女人問題的特殊,是在於他們同時存在於一個既定的父權結構當中,而男人整體被父權結構命名為主人,或者說是統治者。作為女性,恐怕首先要明白,就是男性在這個社會當中居統治地位、優勢地位,但同時男性也被鎖死在父權結構當中。一個簡單的事實是,今天一個女性的所謂失敗者和一個男性失敗者的遭遇恐怕非常不同,因為父權邏輯設定男性必須成功、必須在主流結構中占位置。而女性的失敗盡管同樣傷痛,卻被社會目為“正常”,因為原本就沒想讓你入圍、入局和加入競賽。這是主流邏輯的悖謬。

 所以,作為一個女性,你首先要明白,一方面男性是男權社會的統治者,另一方面他也是男權邏輯的囚徒。其次你要認識到,男權邏輯借重男性神話,如果你相信類似神話,大概只能為自己的受害負責。比如男性生而高大陽剛、孔武有力、聰明能幹,必須獲得成功,必須封妻蔭子,必須讓你買得起很多包。

 高興:而且是LV的。

 戴錦華:如果你相信這個東西,你一直在尋找能夠給你提供這一切的男性的話,恐怕很難說你會獲得幸福。從這個意義上說,你是不是會對你身邊的每一個男性、你生活中的男性有真正的理解和同情?

 高興:我作為一名男性,很感謝戴老師這番話。

 戴錦華:還有,作為一個女性,你是否意識到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之間的個體差異並不小於男性和女性間的差異?我一直說有柔情似水的女性,也有陽剛勇武的女性,就像《刺客聶隱娘》的主人公,侯孝賢導演說男剛強、女性烈,如同可能有強悍的女性,也註定有極柔弱、纖細的男性一樣。如果你能理解個體差異,也許就能窺破神話;也許你選擇你的伴侶、獲得幸福的機會會大一些。在尊重差異的前提下,我才會談對男性的理解和同情,而不是說女性整體同情和理解男性。沒那麽自作多情啊,我們更緊迫的是爭取更多的女性空間,讓我們能夠發聲,能夠表達我們的生命經驗。

 至於如何才能幸福地生活,我已經說過任何兩個生命的結合都是艱難的,都需要更多的聰穎和智慧。要想讓愛長存,僅僅憑愛是遠遠不夠的。這裏說的智慧包括相互理解,包括堅持和妥協。愛使人盲目,但是盲目地愛著未必幸福。不好意思,這話說得已經挺像心理咨詢醫師了。

 

以性別為表述的寫作意義

 高興:前面的話題實際上都是超越文學的,讓我們稍稍回到文學本身。現在有一些作家對所謂的女性文學和男性文學是比較敏感的。比如說像捷克現已定居巴黎、已經把自己塑造成法國作家的米蘭·昆德拉,他筆下的女性人物實際上都充滿了不忠,時時刻刻想著背叛,也就是說,很容易給人留下一種負面的印象。而捷克另一位作家伊凡·克裏瑪筆下的女性人物,卻特別溫柔、美好,充滿了理解心和對話的可能性。這兩個作家我都接觸過,問昆德拉怎麽看女性文學和男性文學,他說文學不應該存在性別,我們只是具體地看每一部作品。而克裏瑪恰恰相反,他說自己筆下的女性人物之所以那麽美好,是因為他熱愛女性。有一次在他家裏,趁著他夫人到洗手間的剎那,他湊過來以男人的方式對我悄悄地說:“我一輩子最大的幸福是我擁有過好幾個優秀的女性。”他還說,和女人你什麽都可以談,和男人除了喝喝啤酒,除了談談足球,你還能聊什麽?可見不同的男性作家對女性有著截然不同的姿態。我想問問戴老師,是否認為有女性文學和男性文學這種性別特色的文學存在呢?(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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