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錦華:我為什麽會變成女性主義者(上)

 摘編自戴錦華6月6日在雨楓書館·百盛館的講座,和孫柏談《那些膽敢握筆的女人——“閣樓上的瘋女人”與性別意識》,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我為什麽會變成一個女性主義者


每次有人問我為什麽變成了一個女性主義者,我都是特別樸素地回答,就是因為我長太高了。真的是一個沒辦法的事情,好像我很早就有這個性別意識。我告訴大家,我十三歲的時候就已經像現在這麽高了(站起來),我每天要聽大人在背後竊竊私語說“怎麽嫁”。我是有“原罪”的人,那個時候沒有同性戀文化,男孩子跟男孩子、女孩子跟女孩子都是勾肩搭背的,但是那個時候同性戀就跟“流氓”“瘋子”一樣是非常難聽的、臟得不能再臟的字眼,原因就是因為我高。女孩子有的時候必須像借助男生的體力一樣借助我,所以你就必須面對這件事。

 所以我很小就非常痛苦和困惑,我總是在心裏對自己說我是女人,我是個好女人,我沒什麽別的不一樣的東西。我的夢想和所有的女孩子一樣,我的弱點和所有的女孩子一樣,我像所有的女孩子一樣希望得到人們的讚許、呵護,但是我得不到。所以對我來說真的很簡單,第一次讀到《性別的奧秘》,讀到《第二性》的時候,豁然開朗,我看到了別人表述了我的經驗,所以真的不是我的問題。

 比如我讀到一本書裏有一章叫“身高與權利”,男女配對一定是男高女矮,這是自然的,這是邏輯的,那我怎麽辦?我從來沒有跳過交際舞,因為沒有人請我,這是我完全個人的生命經驗,真的很小時就跟著我,因為我被踢出去,成為人家的憂慮。所以我非常羨慕,到我三十歲,我們又開始說高是美。當年我也非常瘦,那就更糟糕。等到我已經不具有這些問題的時候,它們都成了優點,但是在我那個時候都是生理缺陷。

 從第一本女性主義小說到第一本研究女性主義小說的專著,用了兩個世紀

 昨天為了這個講座,我又一次讀這個書(《閣樓上的瘋女人》)的時候,我開始意識到一個問題。這個問題就是說,事實上這本書是女性主義文學理論的奠基作,以19世紀作為斷代的女性主義文學史的第一部巨著。大家仔細想想,35年非常遙遠,30年是人類社會的一代,純粹是上一代人寫的。35年前想起來是非常遙遠的,但是大家如果換一個角度想,35年前才有了關於女性文學的討論,35年前才有了關於女性主義的系統性的理論著作。

 對我來說兩個有趣的方面出現了,一個是35年前的激進的、顛覆性的、非常年輕的,英文的直接翻譯叫做“新鮮的博士生”,非常沒有資歷的兩個女老師,在英文系撰寫了這樣的著作,今天已經成為經典,這本身是一個歷史的痕跡。但是如果換一個角度講,其實這本著作當中所有的女詩人、女作家,原本就是英國文學史上的經典作家。她們只是對英國文學史上的經典作家做了一個完全不同的闡釋,經由他們的闡釋,這些女作家的女性身份凸顯出來了,而他們的研究方法不是說這些作家是女的,所以他們寫的是女性文學。而是她們在女作家的作品當中尋找到了一種與男性作家不同的、而女性作家共同的一些敘述的特征,一些情感的特征,並在分析當中發現歷史的社會的壓迫性的和反抗性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很有意思,今天我們在讀這本書著作,這本著作終於來到中文世界。但是並不晚,因為我們從來沒有機會通過這本原著,通過他們的理論文本去讀他們,讀他們的文字,讀他們的表述,讀他們文字和表述背後的歷史與社會。然後我們再去感覺這35年來我們究竟走過了什麽歷程?對於女性來說,歷史是不是在一個線性的進步過程當中?是不是今天遠比當年進步了?

 我們人人都能認識到寫作不僅僅是執筆,作家手中的筆不是所謂的男性生殖器的象征,或者說寫作是一個孕育和生產的過程,是女性的權利,因為女性有子宮。這些說法今天已經沒有任何刺激性,而變成了一般意義的修辭。但是當這種修辭已經形成的時候,我們真實的生存狀況是什麽?性別的文化狀態是什麽?我們今天怎麽去理解女性寫作,我想這本書會開啟一個性別思考的,包括我們以更加自覺的中國主體位置上的跟西方的對話。今天我們已經明白,我們不僅可以學習,我們也可以創造。

 

從女性主義的兩個關鍵年代到重新審視今天的時刻

 我們討論女性主義有兩個歷史年代,不光討論女性主義,如果我們討論任何當代文化、當代社會、當代政治,有兩個歷史時段是要特別突出的,一個是20世紀60年代,剛才孫柏不斷用“68一代”。1968年法國學生運動,幾乎掀動了西方世界,法國到了幾乎倒戈的地步,美國陷入了美國歷史上唯一次的憲政危機。歐美的這種反文化運動的三個最主要的熱點群體就是青年學生、女性和有色人種、少數民族,他們掀起的是民主運動、婦女解放運動和民權運動。

 今天很多我們認為很多理所當然的事情,我們的行為方式、生活方式、思考方式其實都是在20世紀60年代的巨大沖擊和搗毀之下,那個空間才出現,我們今天這樣的可能性才打開。另外一個是20世紀的八九十世紀之交和九十年代,冷戰終結,這個變化不光是持續了半個世紀的冷戰最後分出了勝利者和失敗者,同時從形而下的層面說,它名副其實地改變了世界地圖,在這之後很多國家消失了。比如說原來最樂觀的西方理論家、思想者、科幻小說、政治幻想小說的人沒有想到,有一天蘇聯不在了,世界上沒有蘇聯這個國家了,但是蘇聯已經沒有30年了。這個是兩個大的參數。

 在冷戰終結之後,批判性的議題、反抗性的議題,原來集中在三根軸上,就是階級、性別、種族,但是到冷戰終結以後,階級和種族的批判性的議題都在某種程度上被非法化了,尤其是階級議題,我們不再討論階級問題了。相反的是只有性別議題,女性主義議題,始終具有合法的先鋒性和合法的批判性。我覺得今天文景出版這本書(《閣樓上的瘋女人》),我們今天有機會買到這本書,不僅僅是要通過這本書去學19世紀女性的女作家的文學和作品,更重要的是,回返這個歷史時刻是為了重新去體認,重新看待今天所置身的歷史狀態和文化狀態。今天我們反觀這個時刻的時候,我們大概就會發現冷戰終結,階級的命題不談了,種族的命題開始變得曖昧了,只有性別的命題越來越先鋒,越來越前衛。

 大概一年前,我看到網上一個有趣的帖子,大概意思是網絡禁忌,在網上切忌不能幹什麽。第一句話叫做“貓狗是主人”,第二句話叫做“同志不能黑”,第三句話叫做“直男癌去死”。其中兩句話都是性別議題,而且如此開放,如此先鋒,如此正確。美國創造那個詞“政治正確”,如此具有政治正確性。它們是對我們今天現實的一個真實的準確的勾畫嗎?我們今天的現實當中“直男癌”們各個都慚愧的無地自容嗎?今天同志們都占據了舞台中心嗎?

 在我們的大眾文化當中,在“同志不能黑”的同時,有一個必黑的角色就是“剩女”。“剩女”相對什麽東西剩下來了?相對父權制、異性戀和婚姻制度。在我那個年代,當我決定要結婚的時候,我好像有一點責任要對我的朋友們解釋一下,是基於什麽我走進婚姻制度。當然,天然合法的一個東西就是我愛上了一個愛我的人。《簡·愛》裏那句著名的台詞:愛人與被人愛是無名的福氣。我要告訴大家說,我真的很愛他,他真的很愛我,所以我們決定走進婚姻這種法律的,其實今天更重要的是一個財產的形態,在我的那個時代沒有財產的層面。一方面,法律意義上絕對婚姻財產共同,一方面,我們基本上沒有私有財產,用現在的說法我們叫“無恒產者無恒心”。但是我想,我可能是比多數人更有恒心的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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