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宋代海上貿易的空前繁榮開啟了航海活動和海洋知識積累的新時代。宋人通過海商群體、航海使節和僧侶、歷代典籍等途徑獲得海洋知識，其中海商群體是第一手海洋知識的主要來源。海洋知識通過口耳相傳、航海使節和僧侶、禮賓機構及沿邊官員的記錄等方式傳播，使宋人構建出動態、險惡、奇異而充滿財富和商機的海洋意象，反映了宋人敬畏海洋、生財取利、華夷有別的海洋觀念。宋人對東海和南海地區諸國地理方位已有基本確準的認識，對印度洋及其以西也有大致清晰的了解。出於不同的視角和目的，宋人對海洋知識的選擇和海洋意象的構建也存在差異。

宋代國家實行積極鼓勵和相對開放的海上貿易政策，海上貿易空前繁榮，海洋活動空前頻繁，與之相伴，宋人的海洋知識空前豐富，海洋觀念出現若幹新變。可以說，在中國古代認識海洋世界的歷史上，宋代開啟了一個新的時代。那麽宋人主要通過哪些渠道獲取海洋知識？海洋知識如何傳播？宋人觀念中的海洋世界，即其構建的海洋意象是怎樣的形態？這是以往學者缺乏關註的問題。本文擬對此作一考察。

一、宋代海洋知識的來源與傳播

 (一)宋代海洋知識的來源

 本文討論的海洋知識包括海洋自然知識(潮汐、風訊、洋流、地理等)；技術知識(航行技術、導航技術、航路等)和人文知識(風俗、信仰、政情、商情等)三個方面。所言海洋世界包括作為地理空間的水域世界和處於其中的人類及其居地。對於宋代人而言，海洋知識主要來源有商人群體、航海使節和僧侶、史籍所載傳統海洋知識三個途徑。

 商人群體(包括舟師、水手)是第一手海洋知識的主要來源。商人群體是最直接和最經常的海洋活動實踐者。很多海洋知識的獲得，特別是技術性知識，需要長期實踐積累。掌握上述知識最豐富的人應該是船中的舟師。“舟師識地理，夜則觀星，晝則觀日，陰晦觀指南針。或以十丈繩鉤取海底泥，嗅之便知所至。海中無雨，凡有雨則近山矣”①。“舟師觀海洋中日出日入則知陰陽，驗雲氣則知風色逆順，毫發無差。遠見浪花則知風自彼來，見巨濤拍岸則知次日當起南風。見電光則雲夏風對閃。如此之類，略無少差。相水之清渾便知山之近遠。大洋之水碧黑如澱，有山之水碧而綠，傍山之水渾而白矣。有魚所聚必多礁石，蓋石中多藻苔，則魚所依耳。每月十四、二十八日謂之大汛等日分，此兩日若風雨不當，則知一旬之內多有風雨。凡測水之時必視其底，知是何等泥沙，所以知近山有港”②。上述說到了宋代常用的幾種導航方法：指南針導航、牽星術、地表目標定位、水情定位。日僧成尋所乘宋船即是觀察星宿以“知方角”，並“令人登桅，令見山島”，以航路沿線山島定位，還垂鉛繩探查海水深度，結合海底物質(“日本海深五十尋，底有石砂。唐海三十尋，底無石，有泥土”)判斷位置，使用了除指南針以外的三種導航方式③。徐兢出使高麗時已使用指南針，“若晦冥，則用指南浮針以揆南北”。同時也使用了上述另三種導航方法：星宿導航，“夜洋中不可住維，視星鬥前邁”；地表目標定位，徐兢記錄了沿線標識航路的主要島嶼；鉛錘探查，即“用鉛錘時其深淺”，還根據海水顏色(即白水洋、黃水洋、黑水洋等)定位④。這些知識必定只有商人群體中世代口耳相傳及反覆航海驗證才能獲得，海商群體才是這些第一手海洋知識，包括技術、自然和人文知識的主要提供者。

 航海使節和僧侶也提供了部分第一手海洋知識，但其中很大一部分來自同船商人群體。接待海外諸國使節的宋朝禮賓官員的職責之一就是向其了解其國信息，“圖其衣冠，書其山川風俗”⑤。如鴻臚寺就有此職責：“外夷朝貢，並令詢問國邑、風俗、道途遠近，及圖畫衣冠、人物兩本，一進內，一送史館。”⑥皇帝接見使節時也常詢問境外信息。宋太宗曾向大食國使節詢問其國位置及山澤所出⑦。市舶司和沿邊路分軍政機構也有向入境使節了解信息的責任，接待諸蕃使節的“安撫、鈐轄、轉運等司體問其國所在遠近大小，與見今入貢何國為比”⑧。如淳化三年阇婆來使，明州市舶使張肅先“驛奏其使飾服之狀”⑨。政和五年規定“有羅斛國自來不曾入貢，市舶司自合依《政和令》詢問其國遠近、大小強弱，與已入貢何國”⑩。境外使節給宋朝提供的主要信息有其國方位、赴宋道裏、制度、風俗、服飾、氣候、物產、沿途見聞等(11)。這些關於海上諸國人等的知識由此得以記錄和傳播。

 本國使節和入宋僧侶也會記錄海洋知識。宋朝向海外諸國遣使甚少，除了雍熙四年“遣內侍八人，賫敕書、金帛，分四綱，各往海南諸蕃國勾招進奉，博買香藥、犀牙、真珠、龍腦。每綱賫空名詔書三道，於所至處賜之”(12)不見向交趾和占城以外南海諸國的遣使。向高麗的遣使則有多次。這些使節回國後按例需將所見所聞寫成行程錄，呈報朝廷(13)。至今尚可見崇寧年間王雲隨團出使高麗撰寫的《雞林志》的殘本和宣和年間徐兢隨團出使高麗所寫的《宣和奉使高麗圖經》。《雞林志》記載了元豐以後與高麗通使事實，以及會見之禮、聘問之辭等(14)。徐兢稱自己所撰《宣和奉使高麗圖經》是“謹因耳目所及，博采眾說，簡汰其同於中國者，而取其異焉”，“物圖其形，事為之說”。該書記載了高麗政情、風俗、城市，以及明州至高麗航路、航行和導航技術等知識。但他們親見親歷所得知識是有限的，首次航海的徐兢並不可能具備航路、航行和導航技術等知識。宋朝出使高麗主要是雇募商船，“舊例，每因朝廷遣使(高麗)，先期委福建、兩浙監司顧募客舟，覆令明州裝飾”(15)。徐兢的記錄很大部分是來自船上商人舟師的介紹。徐兢船隊能否起航，皆由舟師判定風訊。航路沿線的島嶼名皆問諸舟師。如，五嶼、排島、檳榔焦等島礁的名稱都是篙工舟人所告(16)。僧人來宋也搭乘商船。如日僧成尋搭商船入宋，所著《參天台五台山記》記錄了從日本到明州的航路、海情、季風和導航方法等海洋知識，也非第一次航海的成尋所能具備，而是得自同船的商人舟師。

 海洋知識通過史籍歷代積累和傳承。從先秦典籍到漢唐史各類史籍所載傳統海洋知識都成為宋人獲取海洋知識的途徑。李昉等撰《太平禦覽》卷六○《地部二十五》“海”條收錄了《釋名》《說文》《尚書》《禮記》《論語》等典籍關於海的記載。潘自牧《記纂淵海》卷七《地理部》和祝穆《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一五《地理部》都有“海”條，還收錄了從先秦諸子到漢唐各類典籍所載的傳統海洋知識，也成為宋人獲取海洋知識的途徑。記載了法顯自印度航海歸國經歷的《法顯傳》、“記(高麗)海道及其國山川事跡物產甚詳”的南唐章僚所撰《海外使程廣記》等書也是宋人海洋知識的來源(17)。史籍所載的傳統海洋知識既有基於親見親聞的海洋知識的記錄，也有很大一部分是古人對海洋的主觀想象和描寫，但他們都成為宋人海洋知識積累的組成部分。

 (二)宋代海洋知識的傳播方式

 概括而言，宋代海洋知識傳播有以下幾種方式。一是商人群體的口耳相傳。海洋知識在長期航海的商人群體內部主要以口耳相傳的方式傳播。這一群體文化程度不高。宋代是否存在著流傳於這個群體之中的航海圖、針路簿或其他有關海洋知識的文字，不得而知，但可以確知的是，海洋知識通過他們的口耳相傳而得以世代傳承。實際上，不唯宋代如此。西漢派遣官方的黃門譯長及應募者從徐聞、合浦沿中南半島海岸南下、西行，到達印度南部(黃支國)，就是依靠商人，即“蠻夷賈船，轉送致之”(18)。航路和航行技術是商人群體專有的知識，法顯回國也是搭乘商船。這些導航知識是商人群體的專有知識，在商人群體中世代傳承。周去非、趙汝適采集的航海知識，包括航路和海上諸國的商情、風俗、政情等豐富的知識(見下文)也必是在商人群體中口耳相傳，不斷積累的結果。宋代不僅中國官員需要從商人采集口述的知識，海上諸國也需要從商人口中得到海洋的信息。如真裏富國想與宋朝交往，通過宋朝商人了解宋朝情況和交通方法：“小心消息，心下意重，知有大朝，日日瞻望。新州近大朝，新欲差一將安竺南旁哱啰差出來，同大朝綱首拜問消息。回文轉新州，已知大朝來去。”(19)可以想知，穿梭於海上各國的商人構建了一個信息網絡，傳遞著關於航路、海情、風訊、航行方式、商情等海洋和海上市場的各種信息。這些口耳相傳的信息或以經驗授受的方式代代承繼，或消失於歷史的煙塵之中。但有一些海洋知識被當時的使節、官員、僧侶和文人等采集並記於著述，保存和流傳下來。

 二是航海使節記錄海洋經歷的著述傳播。如上所說，使節著述所記錄的既有其親見親歷，也有很大一部分得自同行的商人舟師，但這些著述所記錄的海洋知識隨著著述的刊行得以傳播。現存最典型的莫過於徐兢所著《宣和奉使高麗圖經》。該書在宣和末年即開始傳播，南宋時刊行，圖亡而經存。周輝《清波雜志》卷七載：“宣和末先人在歷陽雖得見其圖，但能抄其文，略其繪畫。乾道間刊於江陰郡齋者，即家間所傳之本，圖亡而經存。蓋兵火後徐氏亦失元本。”該書被尤袤《遂初堂書目》、陳振孫《直齋書錄觧題》、馬端臨《文獻通考》，以及脫脫《宋史》著錄。元朝修《宋史》將其作為參考(20)。祝穆《古今事文類聚》、潘自牧《記纂淵海》及謝維新《古今合璧事類備要》論海潮都引用了《宣和奉使高麗圖經》(21)。可見該書在宋代已經廣泛流傳。宋人通過閱讀該書，了解了宋朝至高麗的航路、海情、風訊、航行方式等海洋知識。

 三是有關官員采集海洋知識的著述傳播。上文論及市舶司和沿邊路分安撫、轉運等機構有向入境使節了解信息的責任，也有官員會主動向商人群體采集海外知識，撰寫繪制了不少涉及海洋知識的著述圖錄。趙彥衛《雲麓漫抄》卷五記載了“福建市舶司常到諸國舶船”，包括大食、三佛齊等三十余國，且稱“如上諸國多不見史傳，惟市舶司有之”。可見當時市舶司是掌握海外知識最集中的官方機構。趙彥衛的信息也應來自福建市舶司。南宋趙汝適在福建提舉市舶任上所撰《諸蕃志》是現存唯一的宋代市舶官員采集海外知識的著述。該書載海外七十余國道裏、位置、風土、物產、貿易等信息，材料主要來自向商人的采集，“詢諸賈胡，俾列其國名，道其風土，與夫道裏之聯屬、山澤之蓄產，譯以華言，刪其穢渫，存其事實”(22)。除此之外，該書還征引了史傳典籍，如記載三佛齊等國歷代朝貢(23)，則非商人所能提供，顯然引載了官方記錄。再如該書所載註輦國“自古不通商。水行至泉州約四十一萬一千四百余裏”(24)。該信息最早出自大中祥符八年註輦國遣使來貢時譯者稱其國“前古不通中國。其使者舟行涉千一百五十日乃達廣州，約其道路，蓋四十一萬一千四百裏”(25)。後《宋史•註輦國傳》及《文獻通考•四裔考九》之註輦國條都采用了這條記載。趙汝適撰《諸蕃志》也必是抄錄了國史關於此條的記載，只是將廣州改為泉州。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著錄了《諸蕃志》。謝采伯《密齋筆記》卷四引用了《諸蕃志》對勿拔國和木蘭皮國的記載。可見該書在宋代流傳之一斑。

禮賓官員及沿邊官員向商人、使節等采集海外信息，留了大量著述和圖錄。《宋史》所載趙勰《廣南市舶錄》、馮忠嘉《海道記》《諸蕃進貢令式》(包括海上諸國阇婆、占城、層檀、大食諸國、勿巡、註輦、三佛齊、丹流眉)等(26)，都涉及海外信息。現存有關官員記錄采集海外信息的著作有北宋的《文昌雜錄》《萍洲可談》，南宋的《嶺外代答》。《文昌雜錄》記載了作者龐元英元豐年間任主客郎中時“一時聞見”，包括“主客所掌諸番”，言及南海諸國的方位(27)。該書乾道年間在建康府刊行。周應合《景定建康志》卷三三《文籍志一》有著錄。《萍洲可談》中作者朱彧記載其父朱服紹聖中任廣州帥時之見聞，包括廣州市舶司、蕃坊、海商及海外諸國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