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是英國著名作家奧威爾的名作，寫於1948年。溫斯頓是小說中的主角，在"大洋國"的"真理部"工作。他的日常工作之一就是銷毀、刪改有關歷史文獻、報刊雜志，甚至一些有可能反映歷史的畫片、紙片，以證明"大洋國"的統治者"老大哥"一貫正確。

從大的方面說，例如四年前"大洋國"曾與"歐亞國"結盟而與"東亞國"打仗，但此刻，卻與"東亞國"結盟而與"歐亞國"打仗，溫斯頓就必須修改幾年前的所有報刊、文獻，證明"大洋國"從未與"歐亞國"結過盟，早就預見到了會與"歐亞國"打仗。從小的方面說，例如3月17日的《泰晤士報》報道"老大哥"在前一天，即3月16日，曾發表講話預言南印度前線將平安無事，"歐亞國"將在北非發動攻勢。然而結果卻是"歐亞國"後來並未在北非發動攻勢，反而正是在南印度發動攻勢，並未碰北非。這樣，溫斯頓的工作，就是必須修改3月17日的《泰晤士報》，把"老大哥"講話中的這一段改成預言"歐亞國"將在南印度前線而不是北非發動攻勢。通過這種修改，使"老大哥"的預言符合實際情況。

總之，"不論哪一天的《泰晤士報》，凡是需要更正的材料收齊核對以後，那一天的報紙就要重印，原來的報紙就要銷毀，把改正後的報紙存檔。這種不斷修改的工作不僅適用於報紙，也適用於書籍、期刊、小冊子、招貼畫、傳單、電影、錄音帶、漫畫、照片--凡是可能具有政治意義或思想意義的一切文獻書籍都統統適用。每天、每時、每刻，都把過去做了修改，使之符合當前情況。這樣，黨的每一個預言都有文獻證明是正確的。凡是與當前需要不符的任何新聞或任何意見，都不許保留在記錄上。全部歷史都像一張不斷刮乾淨重寫的羊皮紙。"而且，"由於政治組合的變化，或者"老大哥"預言的錯誤，有些天的《泰晤士報》可能已經改寫過了十幾次，而猶以原來日期存檔，也不留原來報紙，也不留其他版本，可證明它不對。書籍也一而再再而三地收回重寫，重新發行時也從來不承認做過什麽修改。甚至溫斯頓收到的書面指示--他處理之後無不立即銷毀的--也從來沒有明言過或暗示過要他幹偽造的勾當，說的總是為了保持正確無誤，必須糾正一些疏忽、錯誤、排印錯誤和引用錯誤。"(〔英〕奧威爾著，董樂山譯：《一九八四》，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6頁。)

為了偽造、刪改歷史，"老大哥"不計工本。在溫斯頓小小的辦公室的墻上，就有三個洞口，一個是傳送書面指示的輸送管，一個是傳送報刊雜志的，還有一個是專門處理、銷毀各種"廢紙"的。這種管道洞口，並非僅僅他的辦公室才有，而是整個大樓到處都有，成千上萬，不但每個房間都有，而且每條過道上相隔不遠就有一個。但凡你想起有什麽文件應該銷毀，甚至看到什麽地方有一張廢紙的時候，你就可以順手掀起身邊洞口的蓋子，把那些文件或廢紙丟進去，最終被大樓下面的大鍋爐燒毀。這種洞口的外號叫"記憶洞"。附提一下，董樂山先生譯本將此洞譯為"忘懷洞"，筆者不揣冒昧，認為應譯為"記憶洞"更為妥當，更合作者本意。此洞的英文為"memo-ryholes"，董先生的"忘懷洞"是意譯，確實點出了這種"洞"的本質、實質。但，反諷是奧威爾小說最重要的特點，尤其是《一九八四》，處處充滿反諷，時時強調反諷，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強調，"大洋國"的語言是："戰爭即和平，自由即奴役，無知即力量"。奧威爾還專門寫了"新話的原則"作為這部小說的"附錄"，詳細說明"大洋國"是怎樣設計一種新語言來滿足意識形態需要的，增強小說的反諷效果。既然"戰爭即和平，自由即奴役，無知即力量"，那麽，"記憶"自然就是"忘懷"了。所以，一個讓人忘卻、忘懷、失憶的洞穴被稱為"記憶洞"，反諷格外強烈。意譯為"忘懷洞"，固然點出其實質，但反諷效果全失。

奧威爾看到，遺忘是人的天性，百姓在日常生活中只會記得一些細瑣小事。結果，在記憶不到而記錄又經篡改偽造這種情況下，你就得相信"老大哥"說的一切，因為不存在其他辨別真偽的任何證據。如果大家都相信"老大哥"的謊言，如果所有記錄都這麽說，那麽這個謊言就載入歷史成為真理。之所以要不惜成本地篡改、偽造歷史，因為"老大哥"確信："誰控制過去就控制未來;誰控制現在就控制過去。"對"老大哥"來說，"所需要的只是一而再再而三，無休無止地克服你自己的記憶"，他們把這稱之為"現實控制"。(《一九八四》，第32頁)

為了與遺忘作鬥爭，溫斯頓冒生命危險，每天偷偷記日記。不過，個人記憶終究抵擋不住集體記憶，他的不端思想被發現後，在經歷了專門負責內部清洗的"友愛部"的思想改造後，最終成為了"靈魂潔白如雪"的思想純潔者。終於："他戰勝了自己。他熱愛老大哥。"(《一九八四》，第267頁)

因此，與遺忘作鬥爭，應是公民個人的事情。當多數公民都參與其中，個人記憶才能變成集體記憶。"集體記憶"是法國社會學家哈布瓦奇首先提出的重要概念。與傳統史學認為只有"歷史學"、"傳記"等才是認知過去的渠道不同，他在《論集體記憶》一書中，認為日常生活中的節日、儀式、聚會等與史學、傳記等同樣是記憶、認識過去的重要渠道。脫離集體、公共的記憶，將迅速被時間腐蝕，只有在社會性中，"集體記憶"才能葆有活力。

在具有特殊意義之處豎立大型公共藝術作品紀念某個事件、某個人物，灌輸、強化、提醒人們的歷史記憶，藉以形成集體記憶，早是舉世的慣例。或許是受此啟發，德國藝術家岡特·戴姆尼在十好幾年前，發起了"絆腳石"運動。他不是猶太人，但有一天卻被猶太法典中的一句話狠狠"擊中"：當一個人的名字被忘卻時，這個人才算真正被遺忘，於是，從1996年開始，他獨自一人著手進行一項與遺忘抗爭的巨大工程。他調查納粹大屠殺遇難者(主要是猶太人)的姓名、出生年月、被捕年月和死亡年月，銘刻在一塊銅牌上，然後，將這塊銅牌鑲嵌在受害者最後居住的房前的人行道上，如果房屋已不存在，就將銅牌鑲嵌在附近地面上。他將這些鑲嵌在地面上的銅牌命名為"絆腳石"，希望人們路過時能稍停片刻，俯下身來讀一讀，了解、記住這裏曾經發生過什麽。"絆腳石"活動開始時完全是個人的，沒有任何來自官方的資助，但受影響的公眾越來越多，民間捐款越來越多。許多人，尤其是許多青少年參加進來，鋪設"絆腳石"從"個人的"變成"公眾的"。現在，德國近600個城市鑲嵌了兩萬多塊"絆腳石"。

2010年上海世博會，德國館不僅展示了自己最先進的科學技術、悠久燦爛的文化，而且展出了記錄自己民族恥辱、罪過的"絆腳石"。戴姆尼親自將"絆腳石"送到上海，並且覆原了鋪設場景，一個裝著水泥的木盆、一把刷子和16塊絆腳石。他說："這是作為國家形象的一部分，讓世界了解我們如何對待自己的歷史。"

"絆腳石"開始影響世界。2012年元月，我到奧地利維也納開會，住在Pension酒店，緊靠酒店大門左邊門框地面，就嵌有8塊這樣的"絆腳石"。奧地利的這段歷史非常覆雜，既是納粹德國的受害者，但作為被吞並後的"一個德國"的一部分，又參與了對猶太人的迫害。由於具有"受害者"與"施害者"雙重身份，如何面對過去，有兩種選擇。一是強調自己的"受害者"身份、強調自己作罪的"被迫"，從而回避、回護自己的罪過，遮蔽自己的"施害者"身份;另一種選擇則是直面自己的罪過，向世人、向後代坦承自己曾經是"施害者"。維也納街頭的"絆腳石"，對此做出了明確回答。

"絆腳石"使歷史記憶進入公眾的日常生活，從而形成集體記憶。每一塊"絆腳石"都是一座特殊的紀念碑，是對遇難者在天之靈的安慰，是對施害者無聲的嚴厲譴責，更是對全人類的深刻警醒。

"記憶洞"已成為權力"強迫遺忘"的象征，時間越久，越使人感到奧威爾的無比深刻。"絆腳石"是戴姆尼抵抗遺忘的實在努力，惟願世界各地越來越多的公眾與他一樣，鋪設一塊又一塊"絆腳石"……來源:經濟觀察報（愛思想網站 2013-01-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