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達:我如何開始書寫美國? 下

在一個制度變革的國家,人們往往會把注意力集中在對舊體制的破解之上,而會忽略當制度變革來臨,並非“一人一票”即能解決全部問題,民主、自由,還將艱難地、細致入微地在舊有文化歷史遺留的土壤上生根和成長。所以,這本書介紹的還是著重於政治危機的處理細節。令讀者理解,民主制度的運作是非常覆雜的系統工程,需要一個滲入全民血液的制度文化來支撐,這種文化應盡早通過公民教育來完成。

 這些介紹,引入可能的借鑒,也希望更多消解不必要的文化誤解。中美幾十年隔絕造成長期文化陌生,是一個現實存在。可以想象,當兩個大國兩種文化突然解凍、正面遭遇,彼此間是多麽困擾,說是危機四伏,一點不過分。

 文化陌生可能引發的危險,可以舉個極端例子:美國什麽樣的人都有。出來個非要公開燒《古蘭經》的,偌大一個美國,就沒人能夠阻擋他,也沒人能夠阻擋媒體轉播。警察總統,都無權阻攔。美國人都知道,這是制度保障的表達自由。而在一些權力高度集中的伊斯蘭國家,民眾必定認為這是美國政府的縱容。否則,怎麽可能?一個國家的權力,難道還管不了一個小民?如此誤解帶來的外交危機和潛在國家危險,難以估量,卻沒有解藥。

 在第二本書《總統是靠不住的》中,也舉過一個例子,就是三權分立本是維護本國政治健康的設計。但是,在與不同制度的文化遭遇,也可能出現很大誤解。例如,美國總統的對外決策,代表民意的立法分支,可以完全不同意,國會可能很高調地立即通過一個表態性的否定意見。而且,這種政府間的自相矛盾是公開的。在政府權力高度統一的國家,很難理解同為政府的兩大分支,竟然表態相反,會認定這是出爾反爾、毫無誠意。經過多年交流,中美間此類誤解已經明顯減少。但在十幾年前,類似誤會產生的沖突,經常可以看到。

 寫第三本書《我也有一個夢想》已經順理成章:既然已經系列介紹美國,還有可以談的內容,就寫下去。美國是個移民國家,赤橙黃綠青藍紫,人種覆雜,種族是個突出問題。一開始的想法,是寫當下的種族問題,既然生活在這裏,每天看到和接觸的故事很多,覺得不難寫,相關歷史打算一筆帶過。可是,在冬天坐下來,閱讀歷史資料,發現這段歷史的發展更有意思。北美洲從英國殖民時期就開始販賣黑奴,給新生的美國留下了奴隸制和種族糾葛的歷史難題,但是,對奴隸制的反省、批判和制止,在殖民時期就同時萌生和展開。無意中發現,這段歷史成為第二本書的一個重要補充:美國人習慣於不相信政府,相信制度的設計和監督機制,它固然始於對人類本性的深刻懷疑。可是,歸根結底,一切制度,最終又要依靠人來設計和運作,這是一個悖論。正是人性另一面,人的精神追求、反省能力,在推動歷史進步。於是,決定重新找資料,把書的主題改作了追溯美國廢奴過程和解決種族問題的歷史進程。這本書讓讀者看到,人性是軟弱的,有著自私的天性和經常表現出來的卑下情操;而人因其天性良善的一面,是可以被救贖的,在這個過程中,宗教、基督教精神,在美國文化中扮演了一個極為重要的角色。

 忙於生計,大半年在奔忙於各州的流動小販生涯中度過。三本書的寫作,持續了三年半,多是在小販停攤的冬天,只有第三本,因為變了主題、重找資料,寫作一直拖到跑攤已經開張的第二年,拖到秋天,是在來回跑長途的每周間歇中完成。第三本寫完,連續勞作加上寫作的緊張,已經累癱。介紹美國,該說的都說了,終於可以畫上句號。去三聯簽約,很輕松地對編輯吳彬說,寫完了,不寫了,“回到原來的生活”。這是真心話。可就在寫完第三本的時候,陸編的《萬象》創刊,來約有關克林頓醜聞的評論,對美國人來說,這是一個總統在法庭誓言之下作偽證的問題,而當時在中國,大多數人認為,這是“對個人醜聞的懲罰”,收到稿約,覺得很容易解釋,就寫了《在誓言之下》,這是寫書之外的第一篇文章。寫單篇故事不那麽辛苦,此後,一發不可收拾。

 認識一個形而中的美國

在介紹美國的過程中,冥冥之中似有神助:第一本書正好趕上辛普森謀殺案的世紀審判,日裔法官一磊落,庭審全程錄像轉播,提供了詮釋權利法案的一個紮實案例;尼克松的水門案的跌宕起伏,給第二本書提供了有關三權分立具體運作的最佳教材;開始寫第三本書,又適逢新電影《阿姆斯特丹號》上映,提醒了對這個160多年前大案的關註,因此去找出相關歷史資料,細細道出美國上上下下廢奴正義力量的努力。幾年後,尹宣在中國翻譯出版美國制憲會議的麥迪遜筆記《辯論》,提醒了對制憲過程的介紹,這才有了後來的《如彗星劃過星空》。尹宣是一流的譯者和學者,在他回國之前,我們有過十分默契的交流。他突然去世,令人難以接受。

 《如彗星劃過星空》也希望提醒讀者,民主的推行、實行過程,都並不簡單。它是“一人一票”,又不是簡單的“一人一票”就能解決一切問題。既然民主是“多數人的決定”,就需要相應的社會文明程度去配合。而在美國文明的源頭,它的國父們是一群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歷史命定的古典政治家。他們精理論、重實踐,沒有現代政治家普遍嘩眾取寵的天然傾向。他們對民眾深切的同情,對“多數暴政”的警惕,同時存在。在書中,我提到自己閱讀美國國父的一點體驗:所謂知識人的道德勇氣,一部分應該是表現在對強權的批判上,更難做到的是不取悅民眾。只有非常少的人,才能具備這樣的智慧和勇氣,對二者都保持應有的獨立和批判。這其實也是在提醒自己。

 9·11事件以後,不僅美國、中美關系,整個世界都進入了一個新時代。國際關系變得史無前例的重要。寫國際評論,更多是個人興趣,也和一個特殊經歷有關。2008年,我去伊拉克作了一次實地采訪,回來為《亞洲周刊》做了封面故事。此後,作了一系列國際評論,也在2011年寫了對9·11事件的十周年回顧,試著描述世界進入這個新時代的兩難困境。只有對國際政治關系有一個準確的事實判斷,理順其中看似錯綜覆雜的內在邏輯,才可能減少國與國之間的誤解和避免摩擦。

 很多中國讀者認為,美國人歷來都對中國固有負面成見。實際上,在中國的“文革”時期,也正是美國青年學潮四起的反叛期,毛澤東語錄在美國的學院氛圍十分盛行。之後,十分天真的學院“左派”在許多大學文科占優勢,一度“左翼”教授們把學生都教得十分仰慕“文革”中的中國,認為中國通過“文革”終於找到了通向真正公平和平等的社會道路。我的一個好朋友,就是懷著美國教授們引領的仰慕,才來到“文革”剛剛結束後的中國,領受被誤導的後果。這也是“文革”中只作“報喜”宣傳的效應。

 中國從1949年以後,更有選擇性“交流”。我最近整理父輩留下的書籍,發現其實在上世紀50年代,中國出版翻譯了大量美國著作,厚厚的大部頭,都是美國“左翼”對美國制度的痛斥,抑或對紅色制度的理想化頌揚。美國的出版自由保障了對本國制度和本國政府的任何批評,不論多麽偏激都可以。但是,當它們進入一個偏執交流的他國環境,不僅沒有增進了解,還會導出更深誤會。這是明白人說的:“美國左派害不了美國,卻很可能把中國給害了”的原因。

 偏執交流,不論偏向哪端,都非正途:在介紹美國時,也切忌走向簡化的頌揚。偏頗的介紹不利交流,反而可能引出幻想,容易在幻境破滅後走向另一個極端,難以冷靜客觀地剖析對方國家發展中的各類覆雜因素。這絕非交流之道。所以,介紹同一個理念和制度,在不同時間、條件、地點下遭遇的不同困境,強調美國制度在歷史發展和現實運作中的覆雜性,是現在正努力去做的事情。

 每一個讀者都深陷自己的文化之中,絕非簡單閱讀就能立即改變思維習慣。曾經有個長輩讀者,看了《歷史深處的憂慮》對我談體會:終於明白,原來美國的新聞媒體是私營的、是五花八門、觀點立場各異的。可是不多久,她又指著《參考消息》的一條新聞對我說,“你看,連美國人的報紙都這麽說。”這時,她又因為根深蒂固的本土文化習慣,自動把自己的思維方式切換回來,認定:美國報紙的意見就是官方意見。所以,消除文化陌生是艱難而漫長的過程。

 近距離看美國的系列寫作、出版,適逢中國逐漸轉而開始新一輪經濟改革,以一個飛速成長大國的特殊姿態,大步走向世界,中美再次走近,卻仍然陌生。一開始,任何一點風吹草動,都可能在中國產生激烈反應,更不要說一些偶發沖突,必然引發民族主義情緒反彈。中國對美國的理解經常處於大起大落中。大起和大落都是偏頗的。對我們這代人,民族主義一點不奇怪,因為我們成長在一個極端反帝反美的年代,非常理解民族主義的來源。這也讓我返身去看美國,它始終處在一個各種來源的反對中,你卻很難令美國人產生同類的“民族主義情緒”。兩百多年堅持下來的憲政文化,鑄成一個有恒長一定之規的國家,也使得看上去散散亂亂,一盤散沙的國民,其實內心自有他們的定力。

 這樣的背景自然更提醒了交流的意義。而介紹憲政和司法,介紹一個形而中的具體制度,是既有理念又極具操作性的一個落點,今天,仍是中國最需要深入細致去了解的美國文化。萬分慶幸的是,不經意間,新一代具備常識、也具備極佳專業訓練的新學人,勤奮睿智,早已在默默耕耘,他們遠遠地、遠遠地,走在了前頭。

 來源: 《看歷史》(愛思想網站 2013-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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