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顯然都還做得不夠。

再次，要在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之間找到平衡點。中國領導層提出的社會建設，目標很好，但這個目標和所使用的實際手段完全是脫節的。政府只有經濟政策，而社會政策仍然貧乏，在很多場合都是用經濟政策取代了社會政策。舉個例子，要進行社會建設，就要進行一系列社會改革，比如社會保障、醫療衛生、教育、住房等的改革。在所有國家，這些方面都需要國家大力投入，但中國則不然。這些本來需要國家大力投入的領域往往成為暴富的領域，在社會政策沒有確立的情況下，往往是通過犧牲社會的方法來謀求經濟的高速發展。這樣就使得中國社會陷入了一個惡性循環：經濟發展越快，社會被破壞得越厲害;社會越脆弱，經濟發展越不可持續。

最後，也更為重要的是要改變國富民窮的情況。這種情況不改變，各級政府就會演變成學界所說的掠奪性政府。扶貧、提高勞動收入、改變產業結構(如鼓勵發展中小型企業)、稅收制度改革等等都可以改變國富民窮的情況，實現社會公平。一個公平的社會才是一個穩定的社會，政府也才具有高度的合法執政能力。

政治上也是一樣。改革開放時代，中國在政治上的成功源於開放。過去之所以成功，是因為形成了一種比較開放的政治過程，政治過程向社會階層和利益開放，先向農民開放，後向城市居民開放，向各級部門開放，向各級政府開放。政治的開放性造就了改革的巨大動力。現在政治改革為什麽變得那麽困難了呢?原因很簡單，政治過程的開放力度又不夠了。政治領域如果開放度不夠，就容易產生既得利益集團，而既得利益則必然阻礙進一步的改革。

如何繼續推進改革?關鍵在於繼續開放。在政治領域，20世紀90年代中期之後向民營企業家開放，這是應當的，因為新的社會群體產生了，就要把它納入政治過程之中，以擴大執政黨的社會基礎。但問題是，在這個過程中，也不能忽視其他的社會群體。在經濟部門，商會組織變得越來越強大。但工會呢?如果工會的力量得不到發展，那麽和企業主的組織相比較，工人就會處於弱勢地位。弱勢群體，比如農民，也應當容許他們組織起來。在經濟上強勢的群體組織起來、參與政治的情況下，如果不容許弱勢群體組織起來，那麽兩者就要失去平衡。執政黨和政府應當起到很大的作用，保持強勢社會群體和弱勢社會群體之間的均衡，這樣社會才會穩定，秩序才能得到保障。
現在的情況是，越想改革，來自體制的障礙就越大。我們就是想改革一個制度，但是結果卻在更大程度上破壞了這個制度，而不是進行制度創新。問題的根源在哪裏?鄧小平提倡“摸著石頭過河”，但現在就沒有這樣的人物敢去摸石頭。現在每推出一個政策，利益集團就把這個政策當作謀取私利的工具，每改一次利益集團就剝削老百姓一次。就像房改，房價是越改越高。本意是好的，但是每改一次就為利益集團提供一個機會賺大錢。其他方面的改革如醫療和教育也是這樣。無論怎樣的改革議程，一旦被利益集團所挾持，就會與改革初衷背道而馳。

只有開放才能對政治過程保持壓力，一旦封閉起來，就會自我腐敗。中國的執政黨已經從自身的歷史和蘇聯、東歐的變革歷史中學到了非常多的教訓。執政黨自身如何保持永恒的開放?這永遠會是最嚴峻的挑戰。但很顯然，如果要避免自我腐敗，避免來自社會的激進變革，執政黨就必須直面這個挑戰。

(本文選編自鄭永年新書《中國模式》，本書2015年11月由中信出版社出版上市。)（收藏自2015-12-10愛思想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