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遷的時代,多數人沒有了故鄉——或者將家山遺忘在道路的起點。於是,所謂盛世的浮華,往往暌隔了我們對鄉土中國的轉顧。城市雖然不斷擴張其邊界,農村一點點被吞噬進其現代化的矽肺般的胸腔。但是,至今農村依舊是廣大的存在,像是這個飛揚跋扈時代的一道硬傷。仿佛為了逃避那種隱痛,無數人背井離鄉,將村野百姓父老鄉親漠視在近乎中古的時光深處。 

而我,依稀是一個懷舊的浪人;在黃昏的余暉下,在那些日漸消逝的古老風景中,似乎看見舊日鄉村浮現出來,還蕩漾著災荒歲月的冷火秋煙。似乎正是這樣一些突然的哀傷,攪起了一點埋名江湖的豪興,遂因之走進了地震劫後的羅江。 

鄉村建設或者鄉村改造運動,本質上說,是無數先賢篳路藍縷開創且至今遠遠未竟的事業。甚至說中國傳統鄉村原有的治理結構和道統,在被當代損毀嚴重之後,眼前更加積弊沈重。我曾經研習過民國年間閻錫山治下的山西村治條例,厚重如山,細致入微;發現那個時代的地方軍閥,也曾經為改造鄉梓而嘔心費神,甚至成就赫然。 

然而,整整一個世紀之後,當我們的都市完全同化於歐美了,廣大鄉村卻依然幾乎停留在往日。即便改革開放幾十年給山野植入了新房電器,但農民則多數依舊生活在臟亂差的陋習,和大集體以來的不由自主之中。

 

在災後重建的諸多矛盾沖突背景下,相對開明的羅江地方官員,為我提供了一些社會實驗的機會——因為在當下,政府壟斷的鄉建,一般很難容下志願者和NGO的插足置喙。於是,我選擇了個別村落,進行真正的村民自治試驗。在村民小組裏面,定向推選村民議事代表,也就是純粹的農民議員,由他們形成議事會,對全村的各種公共事務進行討論決策。村兩委變成召集者和決議的執行者,並同時接受議事會的監督。全村重新厘定村規民約,勒石樹碑,立於道口,期以重建鄉村的道德秩序和良俗。這樣一來,這個原本紛爭頗多的邊村,漸漸公義流行。那些拿到議員證的農民,秉公輸誠可以決策鄉村公務,也多了尊嚴和榮耀。 

我一直認為,在皇權不下鄉的時代,傳統鄉村美德良俗的形成,一部分來源於民間戲劇曲藝說教的潛移默化。這一傳統在新中國難以為繼,民間藝人幾近徹底消亡。電視廣播的普及到戶,各種城裏人的恩怨離合與政黨的宏大敘事,其實對鄉野而言只是艷羨消遣的傳奇,與他們的道德生活沒有太大關聯和影響。 

我想象中的古代,一個不孝的逆子或者一個背叛糟糠的濫人,會被鼓書說唱到方圓百裏——這樣的口碑懲罰,在熟人社會是一個有效的教化手段。我們能否在當下的鄉村,一定程度地演進一下類似的鄉村戲劇呢?於是,我開始培訓那些喜歡文藝的農民寫單本劇,用方言講述他們身邊發生的真實故事,揚善諷惡。同時培訓那些熱愛表演的農民,在自己的鄉土,用電視劇的方式演出。另外訓練縣電視台的編導攝像,自拍自剪,完成一系列的影像作品,在縣電視台逐一播放。

 

全縣農戶都能看見自己熟悉的鄉人,忽然成了電視上的明星,演繹著鄉裏的家長裏短,頓時興趣盎然。現在這一名為《羅江故事》的農民劇組,已經自發地承繼著這一方式,完成了近二十個作品,其中幾個分別獲得了全國和省級大獎。農民的街談巷議裏,開始傳誦著這些小品劇的喜怒。這種我命名的鄉村新戲劇運動,是否能覆制到其他地域,竊以為並不困難。我相信這種探索的意義,假設被有司所鼓勵,不失為鄉建的一個內容。 

當代知識分子多數渴盼的都是走出鄉野,走向遠方的城市。我們在別人的城市酥胸,銷蝕著偶爾殘存的鄉愁。民國年間從美國回歸鄉野,致力於鄉村建設的晏陽初博士那一代仁人志士,成了我們這個勢利時代,少數人的一種仰望。有時常想,我們真是墮落的一代,即便偶有的一點實踐,也僅僅只是對先賢的一種愧疚的致敬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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