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治學院演講記錄稿

非常激動，幾乎還從來沒有面對過這麼多的年輕面孔說話。記得三十三年前，我像諸位一樣上了大學，那是1978年，我是文革結束後第一批參加高考的應屆生。三十三年前，我像諸位一樣求知若渴，也曾經坐在這樣的禮堂裏面，聽台上的老師、專家、學者上課。在那個時候，從來沒有想到我的一生還會有這樣的機會，成為一個台上的主講。所以今天有些激動，尤其像我這樣一個沒有職稱的自由寫作者，一個永遠行走在路上的人。事實上，我的全部寫作幾乎都來源於幾十年的動蕩人生，所以今天來，我只想跟大家一起分享一點我的生活經驗。

我想今天來的一定是對文學有興趣的同學，否則不會來聽這樣一個無味的講座。三十三年前，我跟大家一樣喜歡文學，喜歡詩歌，在大學，詩歌總是首先進入文學青年的夢鄉。三十年前，我們也曾一起成立詩社，那個時候還沒有打印機，是用鐵筆蠟紙刻鋼板，然後再用油印機一張張印，最後一張一張裝訂成冊。我們的地下詩集就是那樣印制的，然後在民間傳閱。

我很小就算是一個熱愛文學的人，大概每個小學生都會寫一個作文叫“我的理想”。我的童年是在文革期間，我們家是屬於那種被打擊得很嚴重的，我父親是走資派，母親是右派，他們那時候屬於“地富反壞右”，叫五類分子，我這樣一個“狗崽子”那會兒寫的“我的理想”，讓我們的老師大吃一驚。因為那會兒教育孩子都是說，要向工農兵學習，所以多數同學都會寫，我的理想是當人民解放軍、工人或者農民，偶爾有同學會寫我的理想當教師，只有我一個人寫理想是當一個作家，這樣一個作家的夢在幾歲的時候就進入了我的內心，而我幾乎用了一生的時間，直到今天為止才勉強成為一個體制外的，朋友們認為是作家的作家。我就想講這樣的一個人奮鬥的歷史，只當是一堂勵志課，希望給大家帶來一點鼓勵，一點夢想。

我的故鄉在湖北省最西南部最偏遠的一個縣叫利川縣，我是在那個縣的一個鄉鎮長大的。我的父親是土家族，我就是這樣一個偏遠省份邊遠山區的一個少數民族的孩子。我的整個小學到高中幾乎都是在文革中度過的。文革對你們來說是一個非常陌生的話題，當時叫“停課鬧革命”。那時學校也上一些課，但是不多，很多時候學校把孩子組織起來去學工學農，就是到工廠裏面去做小工，錘焦炭。或者到農村去幫農民種地，叫做跟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

我的意思是在那個十年實際上我們沒有受到一個良好的教育，更何況那時的教材現在看起來像一個笑話，教材提供的都是講“階級鬥爭”的，一點營養沒有的東西。但即使是在那樣一種教育背景下，我還是深深地喜歡文學，盡管連老師都嘲笑，一個想做作家的少數民族的孩子，許多人認為這就是一個天然不可能實現的夢想，這完全是癡心妄想。

在那樣一個全國都不僅不讀書，而且誰要是讀書誰要家裏有書就會被抄去焚燒的時代，我偷偷摸摸地讀書。我發現每一個過去的大戶人家家裏都可能有藏書，我就會去他們家裏拜訪，在他們家的角落裏搜集一些殘破的書出來，一個人偷偷地讀。在小學期間我幾乎讀完了古典小說，所謂三國水滸西遊，紅樓封神七俠五義等所有這些。

我天性算是一個好學的孩子，但又是一個特別壞的孩子，因為是在文革中野蠻成長起來的，就像電影《陽光燦爛的日子》裏那樣一群少年，在街上打群架，我的少年時期充滿了野蠻和血腥。我曾經寫過這樣一篇散文叫《童年的恐懼與仇恨》，大家有興趣可以看一看，了解一下我們那一代孩子的成長。還有一篇叫《殘忍教育》，就是說我們所受的教育其實是一種殘忍教育，我們從小像野孩子一樣見到了這個社會上很多殘忍的事情，我的那篇散文裏開篇講的第一個細節就是我們上小學的時候，放學時老師集合大家排隊，然後老師把一個用竹子做成的大掃帚拆開，給每個孩子發一個竹條子，我們不知道發一個竹條子幹什麼，然後老師讓領隊喊一二三四齊步走，走上我們那個小鎮的街頭。當我們走過去，遠遠地看見街中間的一個高台子下面圍了很多人，看著我們這群孩子每個人拿著一個竹條子齊步走向這個高台子上的人，所有群眾就拍手歡迎我們，為我們閃開一條道。然後我們走到近前去，看見了地上橫躺著一個水泥管，水泥管上面站著一個農民。這個農民我至今都印象很深，穿著破爛的衣服，褲腳卷在膝蓋上面，腳上穿著一雙草鞋，我都不知道你們北方農村有沒有這種用稻草打的鞋子。然後我們這些孩子圍著水泥管站好，老師一聲令下：打！於是所有的孩子——我們雖然是小學，但是農村小學實際上有很多孩子都是十五六歲的青少年，也有像我這樣的七八歲的孩子，每個人的力氣是不一樣的。大家一起揮動竹條抽打那個農民膝蓋以下的部分，這個農民就在那個水泥管上疼得來回的跑。但是他所到之處都圍滿了孩子，所到之處都會有竹條。我親眼看見一條一條的鞭痕一點一點印上去，他的腿一點一點的變紅，發紫，最後腫得像蘿卜一樣，慢慢失血。這個人就蹦跳慘叫，汗如雨下，最後在慘叫聲中突然暈厥摔了下來。

這樣一場老師帶領學生去做的暴力事件，原因是什麼呢？後來聽大人們議論才知道，這叫“打強盜”，這個強盜說的就是小偷。而所謂小偷僅僅是這個農民到鎮上來趕集，路過一個裁縫鋪的門口，看見門邊上有三尺布，他順手將這三尺布撿來裝在兜裏，就溜了。裁縫發現就追出來逮住了他，於是裁縫一聲喊，鎮上的人——叫市民，市民和農民在中國是兩種戶口，這種城鄉二元體制今天依然存在。就這樣，市民們把這個小偷抓住了，罰站在水泥管上，就有人來學校通知老師，帶你們孩子去打這個小偷。

當我這篇文章寫到這裏的時候，我確實流淚了，今天回過頭來看，這個農民是一個父親，他也有像我們一樣大的孩子，一定是在那個貧困的年代衣不蔽體，才想到撿這麼三尺布回去哪怕為孩子做一條小褲子，但他為這一貧窮下的順手牽羊的行為幾乎付出了他的生命。這是我所受的殘忍教育的一個起點，這個起點為什麼我一生都沒有忘記？到我四十多歲的時候我終於把它寫了出來，我覺得這就是文學。作為一個寫作者，我要是不把這樣一些東西記錄下來，我會一生都為我曾經揮過竹條子而愧疚。雖然我是被大人教唆著去幹了這件惡事，但是在那一刻，我是幫兇之一，因為我的無知，因為在那樣一個野蠻的年代，沒有人教育我們要有悲憫心。但是今天我們進步了，我一定要告訴我的孩子們，我們再也不能教育我們的孩子去參與暴力，去實施暴力。我們沒有權利去懲罰別人，更不要說這樣一個窮人，這樣一個無路可走的父親。正是基於成長過程中見證過的無數殘酷，我決定要把這一切寫下來，但卻一直積壓在自己的內心沒有寫。

1981年我參加工作，成為了一個中學老師，後來成為教育局教研員，再後來成為宣傳部的幹事。當時我的父親已經恢覆官職了，身邊所有的長輩都告訴我，你要從政。因為我有從政的條件，用老話說就是所謂“朝中有人好做官”。在我們的地方上，我父親還算是一個中高級官員，我很容易就混成一個正科級官員。假設在當時放棄我的文學夢的話，按照這個道路一直走下去，也許會走成一個什麼官員，胡錦濤也是由一個基層團支部書記幹過來的。但是我很早就放棄了從政的道路，這是我的第一次選擇，我願意和大家分享。每個人在一生中都會面臨無數重大選擇，每一次選擇都有可能決定你的人生走向。但是人生畢竟不是話劇，它無法彩排一次重新把一切做得天衣無縫了再正式開始。人生只有一次，你的每一次選擇都是別無選擇，你的每一次選擇都會決定你未來的一生，也許到了老年，你才會知道自己當初的選擇是對還是錯。

那麼，今天當我回憶起那個時候的選擇，我想我是對了。那個時候湖北省成立了青年詩歌協會，要介紹我到省詩歌協會去做常務理事。對於我來說，一種選擇是留在山裏面當官然後一路走下去，一種選擇是當一個詩人，詩人在這個國家是最卑賤的，它本身並不是一種職業，詩歌到今天為止也是賣不到錢的，今天的詩人遠不像古代的詩人一樣受人尊敬，今天的詩人就是一個自娛自樂的人。除非你就是骨子裏熱愛它，否則詩歌不能為你帶來任何世俗的榮華富貴。今天，詩人這頂桂冠戴在頭上，更像是一種嘲笑。在面臨這樣一種選擇的時候，我當時還是選擇了做詩人。

於是在1984年，我離開了故鄉恩施來到武漢。那是一個山裏少年真正第一次走出大山，那個時候我們從縣城到自己遙遠的省城要走三天三夜。後來，第二次上大學就考到了武漢大學，畢業後，正值深圳特區基本建成功了，深圳特區的成功讓中國人第一次看到了自由奮鬥的希望。當時內地各個領域的工程師、技術員、大學生紛紛投奔深圳去創業，在那兒圓自己的夢，就像當年的十裏洋場上海灘那樣，吸引了全世界的冒險家。於是中國決定把海南建成一個比深圳“更特”的特區，“更特”意味著在政治上還要更寬松的一個省即將誕生。那個時候我們的畢業分配也有很多選擇，可以到北京、上海，也可以留在武漢。而到一個窮困的海島，一個地區級改成的省，這是許多人不願意去的，而我是自己到學校報名堅決要求到海南島去，恰好那時海南也在各個大學引進人才。我就成了海南建省後引進的第一批所謂人才。和我們武漢大學二十幾個同學一起到了海南島。

當時海南島的街上沒有一盞紅綠燈，非常落後，這已經是1988年了。海南島給我的第一印象是極端不好的。雖然它有成片的椰子樹，異國風情，很多和內地完全不一樣的風俗景觀，但它的語言和我們不同，它的語詞我們也不習慣。忽然引進百萬人才，連個安住的地方都沒有，許多人只能住地下室。

到了海南島我，選擇做了警察，一個我生命中最荒誕的職業，一個常年喝酒打架的人最後變成了一個警察。（眾哄笑）就像現在人們習慣說警匪一家一樣，在我身上很早就實現了一家。（眾大笑）

因為隨著大量的人湧進去，犯罪的人也多。海南警察的普通話說不好，每當審大陸的嫌疑犯時就需要我來參與翻譯，而我也審不了海南籍的犯人，因為語言不通完全沒辦法對話。那一年我二十六、七歲，有時也參與各種抓捕行動，也參與便衣隊。我當便衣警察總是很成功，可能因為天生就像一個二流子。（眾哄笑）真的，我們總是化裝得流裏流氣在一些案件高發地段抽煙啊，打牌呀，等著大白天發案然後抓人，行話叫“蹲守”。有時也參與刑訊逼供，但那都是老警察幹的，我們這種新警察只能看著老警察把誰用蘇秦背劍的方式拷起來，然後在邊上守著。當然還有更殘忍的畫面，我都經歷過。

我懷揣著作家的夢，卻當了一個持槍的人，這看上去很荒誕。但我當時還是很清醒的，因為我意識到，這在我生命中幾乎是可遇不可求的一次機會。它讓我了解這個與罪犯打交道的職業，同時也是個犯罪高發的、危險的職業。比如警察受賄、警察刑訊逼供把人搞殘了、警察貪汙，很多警察後來又紛紛坐牢，所以警察犯罪這種事情也是頻發的，因為他自認為有特權。這一年給我提供的經歷也非常重要，我覺得後來的寫作，這一塊也是我的一種重要的養分，因為我又觀察到了我們許多人一生都很難接觸到的生活。

一年之後【六四】我辭職了，然後又當了工廠的工人，這一段歷史我不便跟你們細說。之後又坐牢，變成一個囚徒。當然不是拐賣婦女兒童那種的。（眾笑）在我自己看來不算是一個太丟人的罪名之下，我坐了四年半的牢，這四年半的人生是一種很痛苦的考驗。但對我來說像是又讀了一個大學一樣，見到了太多精彩紛呈的人生。我還沒有正式開始寫這四年半的生活，到目前為止只寫了一篇文章叫《綁縛刑場的青春》。這篇文章寫的是和我睡在一個枕頭上的小孩，被槍斃了，一個十八歲半的小孩，一個死刑犯。通過這篇文章大家可以窺見我那幾年過著什麼樣的日子。這篇文章據說很多人看了都流淚了，因為那個孩子差不多是你們這個年齡的，但他卻走向了刑場。

四年半以後，我出來了，等我出來的時候已經家破人亡。自己一貧如洗，父輩沒了，孩子也帶走了，我變成了這個世界赤條條來去無牽掛的人。95年，我用最後一點錢買了三塊墓地埋葬了我的外婆、父親的骨灰和母親的衣冠冢，也就是我的全部長輩，然後我決定北漂了。當時也有武漢的朋友勸我留在武漢打工給我開份工資，我想了一下還是決定再一次遠走，於是選擇去了北京。

我昨天也講了這個故事，兩個朋友送我到火車站，正月十二的夜晚，火車站擠滿了要出門打工的人群，所有的火車站都一樣，在今天還是這樣。人群被警察呵斥著排著長隊，誰要是稍微排得彎一點，警察就會上去踢你一腳。所有的農民都背著自己的被窩，這是中國特有的畫面。出去流浪的人要帶著自己的被窩。

我還好，我沒帶被子。但是我的一個朋友給我拎了一口鍋來，（眾笑）他要我背著這口鍋到北京去。他善意地認為我到北京之後，沒有這口鍋我就沒飯吃了，他大概認為我隨時需要埋鍋造飯。

我當時就兩包換洗衣服，但是我要另外再拎一口鍋確實顯得很滑稽。（眾笑）我跟他說這口鍋我是真不背了，你背回去。你的情誼我永記心間。我要是背一口鍋去北京闖蕩的話，我一生都離不開這口鍋了。（眾笑）古人說“破釜沈舟”，釜就是鍋嘛。打仗之前破釜沈舟，把鍋砸了，把船沈了，這一仗背水一戰必須贏，不贏就無顏見江東父老。我就跟這個朋友說，你再讓我帶這口鍋我就在這鐵軌上把它砸了。我說我不信我在這個世界還需要背著鍋流浪。（眾笑）

就這樣我來到北京，來到北京的生活依舊充滿了戲劇性。仿佛上天就是要把我栽培成一個作家一樣，讓我遍嘗人間的各種苦難和荒誕。生活在許多時候不僅僅是悲劇，而是荒誕劇。荒誕其實是我們生活中的主角，荒誕有時比痛苦還要殘酷。

我到北京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給當年聞名天下的“中國首富”牟其中當秘書，（眾驚嘆）那個時候牟其中在南德集團如日中天，許多中南海的人下海直奔牟其中而去。今天很多名聞天下的商人都是當年牟其中的部下，如一些著名的房地產商等。

一個想當作家的青年，突然變成了“中國首富”的秘書。一個富人或一個官員的秘書是什麼？就是要給人拎包，上車之前幫人開車門，這是規矩。許多人願意當秘書，也有許多因為當秘書而成功，而當了官。但是我覺得一個當作家的人決不是一個當秘書的人。因為我這樣做內心會感到一種屈辱。雖然他是用錢買的我的這份服務，他給我發工資，我應該為他做這些事。你們中有人未來也會當秘書，這是秘書的本職，它本身並沒有錯，但是它會與一個想當作家的人內心有沖突，我想說的僅僅是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