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夫:每一代都有渴望正義的夢想

又名土家野夫,本名鄭世平,1962年生於湖北恩施。中國自由作家,發表詩歌、散文、報告文學、小說、論文、劇本等100多萬字。2006年獲“第三代詩人回顧展”之“傑出貢獻獎”,2009年獲“2009當代漢語貢獻獎”,2010年憑借《江上的母親》獲台北2010國際書展非虛構類圖書大獎,《鄉關何處》獲2012年度《新周刊》新銳榜年度圖書。


《鄉關何處》悄悄地火了。一本散文集,成了讀者心靈互相碰撞的“文林秘笈”。

2012年歲末,作者野夫在中國政法大學等高校演講,標舉“邊鎮少年的夢想之旅,鐵血男人的雄性教育”,一時聽者如雲,網友、大學生、教授中都有他的粉絲。

野夫曾經是一個詩人,親歷時代大變革的風起雲湧。2004年才重新開始在網絡上寫作,第一篇文章是《別夢依稀咒逝川》。那時候,野夫還不會打字,用手寫板花了一個多月時間寫出來的。第二篇文章是《江上的母親》,悼念他失蹤十年的母親。文章放在網上後,引起了網友們的廣泛重視。2006年,野夫跑到大理,重拾寫作。更多的時間則是在全國各地遊走。他說:“我喜歡去結交拜訪各路朋友各路高人。我更多的時間是在路上而不是在書案前。”

在作品中,野夫描繪了一個江湖世界。他認為中國傳統中有三個字可以分別用來研究中國士人的傳統:俠,隱,僚。“一個傳統的士人沒有步入仕途的話,基本上就是這三種出路。行走江湖,起身抗暴者謂之俠;協助官府,出謀劃策者謂之僚;既不惹官府不惹廊廟也不幫官府,就謂之隱,所謂的潔身自好獨善其身。在這三種路之外沒有別的出路,當然每個身份裏又可以研究一番了—比如隱,隱於山林是一種隱,隱於市井也是一種隱。因為隱於市井者要謀生,很多都去做了郎中或者算命卜卦之類的,因為這些人也都是要有文化知識的。還有的甚至是隱於屠狗者之流,這就是《遊俠列傳》裏面的荊軻、高漸離一輩人物。”而野夫本人,便是一個充滿江湖俠氣的人物,用生命來寫作。

2012年5月,野夫將這批文章結集為《鄉關何處》,副題是“故鄉,故人,故事”。野夫感慨:“老話說山河依舊人事全非,如今山河都不依舊了。雖然我的文學在講故鄉故人故事,但是我懷念更多的是一個精神層面上的故鄉。在那個精神層面上的故鄉,包含了心中遙遠的很純樸、很正派、很磊落的一個世界。在那個世界裏面活著的一些人,仿佛今之古人,仿佛古之君子,是這個時代日漸稀少的事物。我們在追憶那些人的時候,實際上是對一段純凈歲月的傷悼。”

 

視劉道玉校長為恩公

 

時代周報:你是1962年出生的人,但是文風受時代的影響不是很深,仿佛是民國的那種依稀的文風,也保持了從明清小品這一路走過來的氣息,為什麼會這樣?

野夫:可能與我從小的閱讀有關系。我1968年上小學,1978年中學畢業,基本上就是在“文革”中度過的。我們是在一個偏僻的小鎮,很難讀到書,學校也不怎麼上課,我可能自己有一種很奇怪的求知欲。可能受到我外婆的影響,外婆是大戶人家的孩子,她父親是清末民國初留學日本,學法律的。她小時候上過私塾,在民國時候像這樣識文斷字的女孩不是很多。小時候,基本上是外婆帶我,培養了我的閱讀興趣。我從小很著迷地到鎮上的大戶人家去收書看,我中學以前基本把古代流行的章回小說讀得差不多了,後來又讀唐詩宋詞。

1978年高考,我是我們縣一中唯一考上的文科生。我上了大學,終於在大學圖書室裏有機會看到現代的一批作家作品,原來都是作為毒草。當我突然接觸到五四白話以來的經典文學,非常喜歡那種“五四體”,或者胡適先生稱為“放足體”。我對那種文風有一種天然的好感,它有文言的底子,但確實是新的白話,也有一些外來的句式。從那個時候比較偏好這種文風,不知不覺就形成一種習慣。詩詞曲賦,我都能寫,而且可以寫得比較地道,我的舊體詩詞比較嚴格地遵守格律,我現在可以寫標準的四六駢文。雖然在當代寫這種東西實際是沒有意義的,但它是一個個人修養,就像武術的站樁一樣,站樁跟打架沒有基本關系,但是站樁一定是武術的基礎。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我今天好像有點民國風的文風。

民國的文風,在主流的媒體也好,大學老師裏面也好,好像是斷的。但是在民間,我認為有一種隱隱的傳承。中國道統一直在民間,整個廊廟被破壞的時候,在民間是在傳承的。禮失求諸野,歷來王朝顛覆了,但是道統、禮俗隱隱在民間傳承。比如,我寫過我的一個大學同學李如波,他後來自殺了,我寫舊詩受他的影響很大,甚至我的文風也受他的影響,他寫我的幾十封信一直保留到今天。我16歲上大學,他28歲上大學,他是“文革”前的高中生,他的爺爺是民國年間的私塾老師,也算中國的鄉村知識分子,古代叫村學究。老李的每一封信我都很喜歡讀。他是一個普通人,但是我覺得他的文章就是得了民國風。我也喜歡看民國的大知識分子之間寫的信,郁達夫、豐子愷的信很有意思,那種文風是非常舒服的。

還有一個我還沒寫的人物,叫簡笠。簡笠是一個民國年間的大學畢業生,後來在利川完全過著農民的生活,我父親帶著我經過他的茅草屋的時候就說:“這是我們利川的大才子,後來打成‘右派’開除了。”我就到他們家去找書看,簡先生那時候是農民,“文革”結束以後平反了,重新把他弄回來教書。他成了利川一中的老師。我們是兩輩人,他是當時利川一中古典修為最好的人,他能寫一手標準的舊體詩詞,我跟他有很多詩詞唱和。民間的傳承在我們那個偏僻的少數民族地區,反而還隱隱存在。在中國的廣大山野間,每一個縣都有類似這樣的人存在,還保留了遺民風。

時代周報:後來你去讀武漢大學,是不是很重要的人生轉折?

野夫:我認為是很重要的。每個省都有邊遠的山區青年,就像當年沈從文在湘西,他就有一個夢想,要到北京來。他租一個小破屋住著,寒冷的冬天,一個人默默地給副刊寫稿子。多數的邊遠山區的孩子都有一個要走出深山的夢,這個夢激勵著一代一代的讀書人。在我的童年,也從來沒有出過山。外婆跟我講火車、輪船,城市的房多高,街市多寬,在我的童年無法想象都市的模樣。我外婆跟我描述火車像一條龍,呼嚕嚕怎麼奔騰而來,那時候我們連電影中都沒看到過火車。我對遙遠的城市有一種好奇的夢,不是要到城市去成名成家,當官發財。那是一個遙遠的世界,無數的新奇吸引著我要去看一看。所以我很感謝劉道玉校長,一直視劉道玉校長為恩公,因為全國的大學自他開始搞的這種招生改革,就是面對社會招插班生,在社會上已經有一些成就的人,沒有本科文憑的,可以考武大,直接進去讀三年級,讀兩年拿本科文憑出來。我們就考進去,改變命運了,出山來到平原上大學。因為上了武大就有重新分配的機會了,人生就有了新的選擇。

時代周報:在上世紀80年代,武漢大學的學術風氣是相當活躍的?

野夫:(上世紀)80年代的武大在全國高校排前十名是毫無疑問的。劉道玉治校,率先搞學分制,學生就自由了。當年鄧曉芒、易中天都是講師,今天易中天的風采實際在那會兒就有,教室窗戶上趴著人聽他的課。我跟易中天那會兒已經是亦師亦友的關系。上課間歇,我們就上去互相遞煙,抽煙聊天,可以到他家去喝酒。那時候老師不僅講課,晚上還開一些講座。武漢處於珞珈山和東湖周邊,湖山一夢系平生,關系著我的平生。

 

80年代的詩歌至今無法超越

 

時代周報:你在(上世紀)80年代是一個狂熱的詩人?

野夫:我那會兒主要是詩人。(上世紀)80年代中國的詩歌運動如火如荼,全國的詩歌社團應該是幾萬個。我們偏僻的鄂西就有幾個詩社,在文學上幾乎沒有人註意的地方都有幾個詩歌社團。(上世紀)80年代的詩歌運動是很有意思的,詩歌運動常常伴隨著思想運動,詩人是這個社會最不安分的一個群體。那時候詩人到處流竄,就像武術練了要去對拳一樣的,出去切磋,一見如故,就去你家吃你家住了,穿上你的衣服脫下他的衣服然後就走,這是第三代詩人運動裏面的一個常見現象。我當時在武漢接待了大批詩人,詩人們去哪裏,都知道心中是要拜訪哪幾位詩人,就去串連。這是一個奇特的景觀。

時代周報:現在看來,(上世紀)80年代的新詩,藝術水準如何?

野夫:新詩的藝術水準,如果不算民國年間,我認為詩歌所達到的鼎盛在(上世紀)80年代,至今沒有超越它。其中,我最推崇的是李亞偉,我認為他創造了一種新詩體,而且是最具有個人風格的新詩體。李亞偉的修辭是一種很獨特的修辭,真正耐讀。那時成名的新詩人集體水準都不錯,但是有一個弊端:把詩人的名字抹去,把一百個詩人的詩放在一起,光讀詩很難讀出來這是誰的詩。但是李亞偉的詩,混在人群裏面,不署名,基本上都是能認出來這是李亞偉的。我認為一個成熟的作家要有自己的風格,就像開餐館一樣,要有一道獨特風味的獨門菜,這個菜館就會有很多食客。

時代周報:詩人中有兩個現象,一個現象是早年寫新詩的人晚年寫舊體多有佳作,典型的例子是聶紺弩,早年寫新詩,也寫雜文,但是晚年的舊體詩,50年來無出其右。

野夫:目前,還沒有一個人超越他。我近些年來所寫舊體詩,都是想學聶紺弩的。我認為聶紺弩是對舊體詩的一場革命性推進,如果舊詩還有生命力的話,必須要有一批聶紺弩對舊詩進行一場革命。這種革命是一種有限的革命,就是不能打破傳統的格律,哪怕是用白話、英語單詞寫的舊體詩,它都是有格律的。但是它又確實舊瓶裝著新酒,把當代事物用進去,而且還韻味十足。寫聶紺弩這種風格的舊體詩,並非聶公一人,還有楊憲益、啟功、邵燕祥等。當然這裏邊,聶公寫得最好。他把白話引入舊詩,真是漂亮至極,你看,“山徑羊腸平似砥,掌心雞眼軟如綿”。腳板生雞眼這種俗事,都用到舊體詩裏,用得那麼好。而且雞眼對羊腸,太絕了。

時代周報:詩人轉寫散文,文風常常別致。像北島以前寫新詩,後來的散文就寫得非常好,這也是另一個值得註意的現象。

野夫:一切的語言文學中,詩歌是極致,是對語言的一種頂級訓練。真正受過詩歌良好訓練的人,語言是有語感的。語感又是一個很難說清楚的話題。當我們不寫詩歌來寫散文的時候,我自己創作的實踐中感受得到,一個句子寫在這兒,這個字多余了要把它刪掉,覺得這兒差一個字要補上。就像一個作曲家,覺得這個音符用在這兒很生硬,要把這個音符拿掉。散文不押韻,其中的韻律感是語感在起作用。語感的句式這一句長這一句短,表面上看是信手拈來的,對寫作者來說實際是有匠心在其中的。我也喜歡北島的散文,我相信他的散文也是與詩歌語言訓練分不開的。我自己知道,我的散文與我的詩歌的底子是分不開的。

還有,詩人觀察人有一些獨特的感覺。為什麼說詩人多愁善感,是因為他敏感。一片落葉落在我們倆面前,詩人會在心裏面動一下,而普通人覺得大自然就這樣,落葉是很正常的現象。所以,詩人寫人的話,會關註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會另覓不同的觀察角度,我們經常說:這個細節打動人。

 

江湖的傳統其實沒有斷過

 

時代周報:你的作品裏面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詞就是“江湖”。從《史記》裏面的《遊俠列傳》,到晚清的譚嗣同與大刀王五,這種傳統發展至今有沒有斷?

野夫:沒有斷過。自古江湖社會和廊廟是對立的。無論是清代還是民國,江湖是合法存在的。整個西南地區,高官巨賈教授名人很多都是袍哥子弟,因為袍哥分有渾水袍哥和清水袍哥,渾水袍哥是有點江湖打擦邊球的範圍,清水袍哥是士紳階層的,完全是社會的中堅力量,不幹為非作歹的事情。但是這種組織化的江湖不存在了,並不意味著整個江湖傳統、江湖道義不存在,這些東西是一直在默默傳承的。香港、澳門、台灣到現在,江湖都是合法存在的。為普通人維權也好,為社會公益說話也好,行的是最古老的俠義道。墨子的精神的傳承,扶弱抗暴,俠者之流是奉墨子為祖的。這種偉大道統是中華民族最寶貴的一支精神傳承。這種傳承現在民間還廣泛存在,類似現在各種NGO組織,我認為江湖翻譯成外文就是NGO,非政府組織。

時代周報:你在民間碰到類似的江湖人物多嗎?

野夫:我算是碰得比較多,我寫了一個灰色的人物,就是王七婆。他不是安分守己之人,他有行俠仗義之處,為朋友兩肋插刀,但他也有類似於雞鳴狗盜之事。這一類人生活在社會的邊緣,不能稱之為俠,但是又不能簡單地把他歸類於黑社會。江湖和黑社會是完全不同的。江湖是個中性詞,黑社會是個貶義詞。在一個開放的社會,一定要容許民間社會的發育,江湖就是民間社會發育出來的。民間社會越發育,政府才可以越來越小,社會越來越大,應該提倡的正是大社會小政府。

過去鄉下有什麼事情,找袍哥大爺投訴,袍哥召集幾個大爺來一起議事,大家都叫到茶館,甲乙雙方,互相來舉例說對方的是非,大家聽完以後就一起在茶館裏面斷出是非。這叫“吃講茶”,吃講茶是整個西南地區曾經廣泛存在的民風。不需要官府插手,幾個鄉紳就把這個是非斷了。我是主張未來社會要開放一部分空間,容許民間社會的充分發育。基層社會一定要提倡自治,過去朝廷皇權不下縣,縣以下都是屬於廣大的自治。未來中國的權力也要收縮,要退出,要從很多領域裏面退出。

時代周報:講到文學,梁羽生、金庸開創了一個獨立的武俠世界。胡金銓、張徹拍的電影也開創了一個新的電影世界。這種風氣在香港風生水起,而且成為香港文學、電影的主流。

野夫:甚至成為世界電影的一個類型,世界文學的一種類型。但這不是橫空出世的,因為武俠小說自古都有,唐代的筆記小說裏面有虬髯公,更不要說民國年間的平江不肖生那一類的,鼻祖要追到《遊俠列傳》。太史公的《史記》應該是國家的正史,把遊俠這一個邊緣的群體專門寫進列傳,可見他如何看重這一種人群與文化。我認為金庸他們稱之為新派武俠小說,是有創新的,但是其來有自,不是橫空出世的。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寄托文人的一種理想,其實武俠小說是寄托了很多人的理想。因為社會黑暗不公是任何時代都有的,越是黑暗的時代越渴望有一種俠。

美國人也渴望有蝙蝠俠,都渴望超人,都渴望一個幾乎是像上帝一樣公平公道公正的人來到這個世界,代我們出一口惡氣,這是一種人類的夢想。

每一代都會有這樣的夢想,渴望道義,渴望正義,渴望公義。

 

繞不過的故鄉

 

時代周報:莫言的諾貝爾文學獎演講中專門提到他的母親。你的書裏,講你的家鄉,寫到你的外婆、母親、父親、伯父、叔叔、朋友、老師。早年的記憶是不是文學非常重要的源泉?

野夫:我最初的啟蒙不完全是文學的啟蒙,還有生活的啟蒙。我相信莫言的母親像我的母親,都是來自於普通世界的草根人物。我們並沒有家庭的文學熏陶,我們並不是來自於知識分子家庭。親人對人的智慧的最初啟發,肯定是影響著一生的。你的父母輩是善良的人,你成長多半會是一個善良的人。你的父母是一個與周邊鄰裏天天打架吵架,對人很壞很惡的人,這樣的孩子多數也會變成一個與人很難相處的人。我們有幸生活在一個比較講究傳統道德的家庭,一些教養從吸奶開始就滲入血液了;當寫作的時候會變成墨水宣泄出來。從我個人經驗是這樣感受的,以至於從我的一些朋輩中間,我能看到這樣的一些影子。

我跟人交往,要是覺得這個人很不錯,由於原來不是一同成長的話,我常常愛打聽別人的家事,常常會問:你父親做什麼的,你爺爺、外祖做什麼的。我認為家世的影子是存在的,我這種血統論不是“文革”期間的血統論。我的血統論毫無疑問是從科學的角度看人,因為西方研究分子生物學的,認為人的一切都是DNA決定的。遺傳密碼是可以被科學家破解的,甚至一個人的生老病死都與他的遺傳密碼有關系。DNA的密碼決定了人的性格智商心地甚至才華,有時我是覺得人確實是非常宿命的。

時代周報:你的書名叫《鄉關何處》,讓人想起中國人典型的情結:一種是《詩經》中《碩鼠》的“適彼樂土”;另一種是“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而在西方,愛因斯坦在晚年題寫過“為彼此的鄉愁”,薩義德的回憶錄則是《格格不入》。

野夫:一個生命的過程,除開父母給你的肉身這個硬件以外,還有就是故鄉給你最初的精神的軟件,給你的編程。在北京,各省人都到這來,你跟大家一起吃飯會發現,每個人其實都忠實於童年的口味。我寫過一篇文章,叫《味蕾上的鄉愁》,我們的鄉愁很多都來源於味蕾。我到國外,可以天天去吃人們羨慕的西餐,但是對不起,我不想,我天天盼著趕快回到故鄉,因為我忠實於童年的味覺。故鄉給你最初的味覺,給你最初的語言。方言中有很多詞匯的感覺,是其他地方的人無法翻譯的。同鄉之間一聽,就會會心一笑,知道那個最好的分寸的詞匯,這個詞匯是外人所不懂的,是同鄉之間的一個暗語,一個秘密。

像李白在故鄉長大了,然後要遠行求仙訪道,李白一生中也在追求學武俠。當你20歲出門負劍遠行的時候,實際上,你的硬件和軟件都在你的故鄉基本形成了。以後漫長的遊歷,實際上是斬不斷跟故鄉之間的血脈聯系的。我們出發走了千山萬水,到了異國他鄉,假設是一個寫作者的話,故鄉是他繞不過的一個巨大的話題。

沈從文離開故鄉多少年了,基本上一生都在寫鳳凰,都在寫湘西。死了,還要埋回去。我的故鄉和沈從文的故鄉都屬於同一個地域—武陵山區,自古以來都是叫西南蠻夷之鄉。我們山川風物民俗都是相似的,我奉沈先生為我的文學偶像,我非常喜歡他的東西。他們那一輩眼中看到的東西是我沒看到的,我只能從他的文章中看到我們前輩是怎麼樣的生活。我專門去了他的邊城茶峒,翠翠、擺渡的老人,恍如隔世,是我的成長的世界裏已經沒有了的。但是我看到這一輩的人物,就是我筆下的這些人,是沈先生沒見證過的,也是我的後代又將看不到的。這些古老鄉村的風景,因為時代飛速發展,整個鄉土中國被改造得面目全非。所謂山河依舊人事全非,現在是連山河都不依舊了。

 

時代周報記者李懷宇發自北京
實習生張海洪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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