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克朗西埃:為什麽一定要殺掉艾瑪包法利 下

福樓拜在寫作時並沒有說他要做什麽,他只不過是構思小說內容時偶爾插進一段客觀的描寫。他讓自己置身小說之外,所以他可以這麽寫。在他50年後的普魯斯特卻多了一個麻煩。他的小說裏,敘述者和主人公二合為一,所以他構思的小說內容和他表達的文學也是一體的。我們分析《追憶似水流年》的一段描寫就能理解他的做法。這段裏,主人公在觀看海灘上一片移動的顏色。主人公在巴爾貝克海灘上看到的這片顏色是一群女孩,或者說他看到的不是女孩們,而是組合起來的各種肢體,以及蒼白的橢圓,黑眼睛、綠眼鏡、或像雲母圓片似的雙眸,粉紅雙頰上的運動帽,自行車,高爾夫球俱樂部球衣,扭動的臀部,隱約聽見的半句話,等等。然後,怎麽處理這些流動的感知,方法分兩種。一種是小說裏敘述者的方法,他把這些色斑變動的外形看成人的輪廓,他從看到的這些輪廓裏選出特別的一個當作愛的對象,也就是阿爾貝蒂娜。他想要占有在她雲母圓片似的雙眸裏映出的這個世界,這個她生存著的世界,這個她離開他後逃去的世界,這種渴望帶動了他的思維。而普魯斯特的處理方法與此相反,他的做法是讓這片顏色的“液體美,集體美和動態美”更液體化、更集體化、更動態。他讓女孩們更高不可攀,更脫離人間,他用了許多比喻,把她們比作自然界的各種事物和各種形式的藝術,把她們寫成海灘上踱步的一群海鷗,珊瑚蟲,閃光的彗星,戈佐利的《三聖賢之旅》裏的阿拉伯國王,希臘某海岸上暴露在陽光下的雕像,懸崖上的一處賓夕法尼亞玫瑰花園。在這花園的花叢裏

“映出一片大海,海平線上一艘輪船在慢慢滑行,從一枝花莖駛向下一枝花莖。花冠上悠然停著一只蝴蝶,它在等船整個開過這朵花,它不著急,好像它覺得再晚點起飛也能比船先到前面那朵花,等到船頭和前面那朵花的花瓣之間的海面只剩藍色的一小縫時,它才會起飛。”(註10)


這裏講了兩個故事,你一次只能聽一個,或是他和阿爾貝蒂娜的感情發展,或是兩朵花間蝴蝶和輪船的賽跑。雖說有選擇,但小說裏的人物所選的故事總是不好的。他要是選對就不再是虛擬人物,就成作者了。但是普魯斯特比福樓拜多做了一點讓步,或者說他用了一點辯證法。他給了人物當作者的機會。這個人物可以不按原來那麽做,而且還能得到好處:如果他放棄阿爾貝蒂娜,他也許就知道該怎麽去看海灘上那片顏色。他也許就能懂得怎麽看待生活和文學:文學就是真正的生活,是真的發生了的生活。但是,為此他要放棄她,是真正的失去她,就是讓她這個人死亡,像“真正的”人一樣死掉。只有他愛的人死了,對他而言真正的死掉,他才能識破生活和個體的假象。敘述者有點猶豫了。他知道以前那種做法,雖然導致了他人生很多痛苦,但最後是值得的。


他以前做的都是為了能獲得生命,變成作者,最後他就可以像作者一樣,去藝術裏發現生活的終極真理。但是他還是猶豫了,他不願讓他愛慕的對象為此作出犧牲。他是這麽說的:“那些人都曾教我明白一些道理,而他們現在再也不會出現在我面前,就好像他們過的這一生為的就是我,好像他們的死也是為了我。”(註11)


小說人物的死並不是為了誰,也不是為藝術作出犧牲。它關系到真理,也關系到生命的健康(health)。從福樓拜的時代到普魯斯特的時代,文學和生命健康的關系越來越緊密。文學能寫出真正的正活,是因為它能治愈某些魔力給生活帶來的疾病,這魔力有兩種,第一種,是早就出現的,它就是侵入生活的“詞”。詞奪走了人生本來的目的。一般人本來只管繁衍生息,而他們學會“自由”“平等”這些詞後眼前一亮,開始關心國家大事,這就是詞侵入了生活。艾瑪這樣的姑娘本該獻身於家庭,在鄉下本分的過日子,但她卻走上一條不歸路,去追求“至福”“極樂”“銷魂”這種詞形容的生活,這也是詞侵入了生活。


上邊的這些影響的是傳統的家庭和社會秩序,而到福樓拜的時代,讓“有識之士”們越來越擔心的是一種新的威脅,這個生活的威脅就是“欲望”。巴爾扎克的《驢皮記》裏,古董商把驢皮給男主角時就提到了這種威脅,他警告他:“有兩種東西可以導致死亡,它們會以各種形式出現,它們就是“欲望”和“權力”……追求欲望會削弱我們,使用權力會毀滅我們。但我們只要去追求智慧,就能讓脆弱的身心時刻保持鎮靜。”(註12)英文裏“權力”(power)這個名字翻譯到法語就是助動詞“pouvoir”(表示“能”做什麽)。上面那番話可能是危言聳聽,但也說出了關鍵。它告訴我們,人們的痛苦是來自渴求,渴求是因為他們用詞和圖像賦與的能力造出了自己追求的目標:消費某種商品,達到某個目標,勝過某個人……為了表達這些煩惱,文學出現了。文學不只是表達了這種煩惱,而是讓它得以出現,得以成形。文學的出現,取代了分配行動的舊詩學。文學致力於表現生活,解讀生活的意義。它還致力於表現出因誤解生活而導致的疾病,並且試著去治這種病。在福樓拜和普魯斯特筆下,這種病的起因是小說人物錯用了感覺:被風吹起的塵土,波紋上的小球,一片顏色,在他們的想象裏固定起來,變成了渴望和愛慕的對象,引起了他們的痛苦。其實這種文學上的疾病,在福樓拜的時代還有普魯斯特的時代有一個叫法,叫作歇斯底里癥(hysteria,又叫癔病)。


“歇斯底里”本來是臨床術語,這個詞的意思在19世紀後半的時間裏徹底變了,它以前指的是女性子宮引起的一種身體疾病,而後來指的是男女都可能患上的一種精神疾病。但這其中的轉變不只來自醫學。在“歇斯底里”變成精神分析學裏的精神病名稱之前,這個詞在醫學,文學,輿論間得到互相傳播,它常用來指一種身體上的痛苦,這種痛苦不是來自體內,而是由思想的“過剩”引起的。這種“歇斯底里”其實就是那“興奮”,引起興奮的,是現代社會裏詞、思想和圖像的泛濫。對這種興奮的治療,也許要用醫學,但是也可以用自稱可以治病的文學。文學上講,歇斯底里癥的病因就是轉瞬即逝的客觀感覺裝置被固定起來,變成某種特性,構成欲望和占有的主體和對象。而文學給出的治療方法就是,要想理解生活的真正意義,在文學上保持健康,就要把那些固定化的特性打碎,讓它們變回粒子,隨著客觀去流動。這樣一來,“文學上的健康”卻好像變成一種跟歇斯底癥里相對的疾病,也就是精神分裂癥。在用文學進行治療時,作者就是個健康的精神分裂者。作者能把海灘上的幻影跟個人意識、愛情夢想分開,他讓那片顏色滑行在海平線上,讓它變成一群海鷗,幾座希臘雕像,一園子的賓夕法尼亞玫瑰。這就是一種精神分裂。


當然這種精神分裂是能控制的。作者雖然精神分裂,但知道如何保持健康,他知道怎麽把分裂的碎片拼起來。作者知道,文學創造的法則,正如普魯斯特所說,跟自然界的物理法則一樣,都是遵從理性的。此外,作者還知道,像亞里士多德的詩學裏說的,轉折(譯註:peripeteia,比如悲劇裏像俄狄浦斯最後發現真相時那種挫折)和再認識(recognition)能讓人領悟道理。所以作者犧牲一部分人物來治療歇斯底里癥。就是說,作者需要歇斯底里的人物,讓精神分裂的自己保持健康,讓文學保持健康。他需要歇斯底里的人物,不是像醫生一樣只為救病人,他需要這些人物,需要他們得救,來證明作者自已在文學上的精神分裂不是真的精神分裂。他描寫客觀的灰塵或波紋、早於人類的生命,但他自己不會被它們分裂。他把歇斯底里這場戲寫出來,就能證明他是健康的精神分裂者,不是真的得了精神分裂癥。


這一點在另外一部小說裏寫的很明白,這部小說講的也是文學和精神分裂間的關系,它就是弗吉尼亞·伍爾芙的《海浪》。這部小說有名的地方就是,伍爾芙把人分為六種人物性格,他們代表六種不同的感知方式。不過,其中兩個人物明顯比其他四個更重要。其一是伯納德,這個角色總是在聯想,他總是從一種感覺聯想到另一種,從一段時間聯想到另一段,從一個詞聯想到另一個。其二是羅達,她跟前者相反,總是不能確定想法,不能把現在聯系到下一刻。某種意義上,這對人物代表的還是作家和人物,只是角色分配有不同。羅達的追求,導致了她的病,而這種病正是精神分裂的作者提出的治療:從“個人的存在的瘋狂”中逃離,讓自己的認知範圍越來越廣,直到容納整個世界。她幻想“我們可以吹一個特別大的氣泡,大到夠太陽在裏邊升起落下,我們可以把藍色的白晝和漆黑的午夜一起偷到手裏,然後馬上就從這逃走。”(註13)羅達的想象正是福樓拜筆下的魔鬼讓聖安東尼去做的:打破主體性對自身的限制,投身於客觀生活的此間中。她感知到的環境,正是福樓拜給筆下的人物設置的環境,只是福樓拜的人物無法意識到。可以說,讓艾瑪無法獲得真正享受的那種病,在羅達身上是沒有的。


作者伍爾芙這個健康的精神分裂者當不下去了。她很清楚精神分裂意味著什麽。她知道,在那些海灘上的顏色,被風吹起的塵土,波紋上的小球之間進行自由聯想,做這樣的美夢意味著什麽。它意味著真正被分裂。伍爾芙知道這種感知在我們身上不像意識流,不像普魯斯特《追憶似水年華》那種敘述,它只會讓我們受到痛苦和傷害。它也會導致死亡。羅達的結局跟艾瑪和阿爾貝蒂娜一樣,也是死亡。但她死的很奇怪,她不像艾瑪,沒有欠債,沒有外遇,沒有服毒,她也不像阿爾貝蒂娜那樣,不是落馬而死。小說裏描寫她的死只用了一句話,那是伯納德說的:“可是現在波西弗死了,羅達也死了。”(註14)他只是順便提到,也沒有說明死因。波西弗的死因是交代了的,他是落馬而死。說到底,他只不過是小說裏六個人物想象出的偶像。但羅達是怎麽回事?這句話之前對她的死因沒有交代,之後再也沒有提到。她一下就消失了。她的死,代表一個作者再也當不了健康的精神分析者。她擁有作者的觀察,作者的感知,正因此她沒辦法寫作,所以她死了。因此她的死沒有故事,也沒有教訓。她死在伯納德的一句話裏,而伯納德是健康的,他太健康了,所以要幫精神分裂的作者寫下去。如果作者把精神分裂當真,最後只能導致這個結果。就是說,羅達這個人物的死可以讓故事繼續講下去,但是它已經救不了作者了。

   
   原題 "Why Emma Bovary Had to Be Killed"
   原載 Critical Inquiry 34.2 (Winter 2008)
   翻譯 nani
   
   註:
   1. Armand de Pontmartin, Nouvelles Causeries du samedi(Paris,1859), p. 315.
   2. 這段譯文摘自譯林出版社出、許淵沖譯《包法利夫人》。《包法利夫人》下簡稱《包》。原註:Gustave Flaubert, Madame Bovary, trans. pub. (London,1995), p.48; here after abbreviated B.
   3. Flaubert, “Lettre a` Louise Colet, 29 janvier 1854,” Correspondance, 3 vols. (Paris,1980), 2:518.
   4. Flaubert, “Lettre a` Louise Colet, 29 janvier 1854,” 2:517–518.
   5. Flaubert, La Tentation de saint Antoine (Paris,1910), p.418.
   6. Ibid.,p.417.
   7. Marcel Proust, A`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3vols.(Paris,1954),3:867.
   8. Gilles Deleuze and Felix Guattari, A Thousand Plateaus, trans. Brian Massumi,vol.2 of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trans. Massumi et al. (Minneapolis, 1987), p. 261.
   9. Flaubert,“Lettre a`Louise Colet, 26 aouˆt 1853,” Correspondance, 2:417.
   10. Proust, Withina Budding Grove, vol.3 of Remembrance of Things Past, trans. C.K.Scott Moncrieff and Terence Kilmartin (New York, 1981), p.856.
   11. Proust, 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 3:902.
   12. Honore ́de Balzac,The Wild Ass’s Skin, trans. Herbert J.Hunt (London,1977), p.52.
   13. Virginia Woolf,The Waves (NewYork,1931), p.224.
   14. Ibid.,p.288.(收藏自 2015-08-02 愛思想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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