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絲路敘事之六

海上絲綢之路逐漸發展與繁榮和我國航海事業的發展有著密切的關系，處於一種幾乎同步的狀態。我國古代在全球一直扮演著重要的大國角色，我國海運大體經歷了在蒙昧中起步到古代海運事業的形成，在不斷徘徊中得以快速發展，在繁榮昌盛之後逐步衰落。


海運的蒙昧時期

根據相關的遠古神話和出土文物探析，舊石器時代晚期很可能是我國航海活動的萌芽期，我國考古工作者在北京周口店龍骨山遺址中發現了很多海洋生物骨骼和貝殼，證明當時的人們曾和海洋有所接觸。同時古籍《物原》中有載：“燧人氏以拋（葫蘆）濟水，伏羲氏始乘俘（筏）”，再次證明距今約1萬多年之前我國原始祖先就已經初步探索過海洋，當時所使用的工具可能是用植物蔓莖所綁固的樹幹或竹子，從而進行短距離的漂浮。到了新石器時代，我國的祖先通過長期勞動得到的經驗和生產創造技術的改進，制作出了我國最早的船舶暨獨木舟，從而開啟了古代早期的海上航行。


（1）原始海上航行工具的產生與應用

根據古代記載和人們推測，原始的浮水器具有葫蘆、皮囊類、樹幹或葦草堆等。雖然這類工具不能被歸類為水上航行工具或者是海上航行工具，但卻為人類航海工具的發展起到了奠基的作用。“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經歷了簡易的浮水器具時代，原始人類發現樹幹或竹竿能夠在水上漂浮，在不斷地實驗後，由最開始的一根樹幹或竹竿演繹成為數量較多的樹幹或竹竿捆綁在一起，最終發明了“浮筏”，最初的水上航行工具便因此而誕生了。作為人類航海史上的第一次偉大壯舉，浮筏這類劃撐工具的出現使得人類更好地在水上活動，能對更遠的水域進行更廣和更長時間的探索活動。
經歷了長時間的改進和曠日持久的辛苦勞作，人類終於迎來了“變乘浮以造舟楫”的時代，造出了最初的小船——獨木舟。無論這“載體”是不是很簡易，但是能為早期人類提供海上運輸、作業的工具，它們也開啟了我國古代海運史的“蒙昧時期”。


（2）原始社會的海運“蒙昧時期”及濱海文化

在人類探索海洋之初，是對一片完全未知的區域進行開發，由於生產力低下、航海器具簡陋，所以人類只能在沿岸或者鄰近島嶼的地方進行短途航海活動。同時，由於航行技能和相關知識匱乏，在那時簡易的航海中，航海人員的航行是不會讓視野離開陸地的。在我國一些石器時代的遺址之中發現了很多近海生物殘骸的化石，證明了人類對海洋的探索，同時也側面反映了當時的航行距離和航海技術。

關於對黃海和日本海的遠古航行探索，根據朝鮮半島南端和俄羅斯遠東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中的考古發現可以證明，我國在這片海域的探索航行約在距今五六千年前。而對渤海海峽的遠古探索航行，是在距今大約5000年前進行的，在這一過程中，山東半島和遼東半島的居民相互之間通過航海進行了文化上的交流。從東部沿海地區來看，當時跨區域性的航海活動不斷進行，跨地區的文化交流伴隨著航海活動進入了相互影響的階段。這就是我國海運“蒙昧時期”的區域性或超區域性的原始航海活動。
海運的起步時期

在公元前21世紀至公元前770年，華夏大陸進入了夏、商、西周時代。豐富的勞動力使得生產力與科學技術不斷發展、進步，各行各業蒸蒸日上，整體經濟也趨向繁榮，而這也導致了奴隸制國家的形成，中國古代航海事業也在奴隸制的基礎上起步。


（1）航海工具的巨大飛躍

在我國進入奴隸制之後，相較於氏族社會，社會生產力極大提升，出現了第二次社會大分工，手工業從農業中分離出來。同時，由於操作對象的覆雜程度與技術條件的不同又進行了更加細微的分工，而且相互之間能夠達到較大規模的協作。手工業的大力發展為我國早期水上運載工具的演變奠定了物質和技術的基礎，使得“蒙昧時期”的獨木舟、浮筏進化成為木帆船。

木帆船的出現標志著中國古代航海事業進入了起步時期，也標志著我國的航海活動擺脫了盲目和被動的消極狀態，已經進入了明確、主動的自覺狀態。之後，風帆的出現改變了原始航海的動力，從最早的漂流動力和人工動力演變為自然風力，風帆作為古代航海活動中最主要的船舶驅動裝置，對於我國古代海運事業十分重要。


（2）航海知識與技術的積累與進步

隨著夏、商、西周時期的航海事業的發展，航海知識與航海技術也有所積累和發展，同時開始有相關的古代文字記載。在海上導航方面，相關技術在這一時期有所進步，出現了多種導航定位方式。在夏、商、西周時期的航海當中，以陸地為目標從而進行定位和定向仍然是最主要的方法。在當時還出現了早期的地圖，根據《尚書•洛浩》中記載，周公在為洛陽城選址時，曾將所繪地圖獻給成王；在《周禮》中還曾提及由大司徒掌管“天下土地之圖”。

在天文定向技術方面，商朝先民已經能夠通過觀察太陽在白天運行時的相對方位來確定大概時辰。在白天的航行中，可以通過太陽方位來定向導航，在夜晚航行中，可以通過觀測恒星（如北鬥星）進行海上定向導航。

在計時知識領域，一方面在夏朝就已經出現了“天干記日法”，以十天為一旬；在商朝時期，人們把“天幹記日法”與“十二地支”相結合，便形成了“六十幹支記日法”。另一方面，在西周時期，就有了“挈壺氏挈壺……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的記載，證明“水漏計時器”在那時已經被發明出來了。

在航海氣象方面也有了初步發展。根據《殷墟卜辭》中的記載以及相關的研究，表明當時殷人的氣象知識比較豐富。對於風的了解，他們懂得判斷風向，並懂得用旗子來判斷風的等級；對於天氣的了解，能夠對不同的天氣情況進行多種劃分。這些氣象知識對當時航海而言都是有極大益處的。

在船只操縱技術上，殷人已經了解了水流對航行的作用，並且在船只驅動技術方面，殷人發明了劃槳、撐篙、牽引等方法，輔助風力對船只進行驅動。

由此可以看出，在夏、商、西周時期，我國古代航海事業顯然己經進入了“開創階段”。無論是在船的制造，還是早期航海知識與技術的發現和積累上，都為此後古代海運事業的形成與發展做了充分的準備。


海運的形成時期

在西周時期的尾聲，奴隸制度由興盛轉為衰落，已呈崩毀之勢，並逐漸進入了一個混亂且充滿紛爭的年代，即春秋戰國時期。但是在這個紛爭時期，社會生產力在各國“耕戰”的大方針之下依舊得到了大力的發展，鐵器開始大規模地取代青銅器進入生產生活之中，極大地發展了社會生產力；同時，生產關系產生了大變革，從夏商周的奴隸制關系，漸漸發展成為了以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為主要經營模式的封建地主和佃農之間的生產關系。也就是在這個社會大背景之下，中國古代的經濟狀況和社會生產力得到了極大發展，因此促進了中國古代海運事業基本形成。


（1）春秋戰國時期主要的航海活動

公元前7世紀中期，齊國消滅了由萊夷族、東夷族等組成的萊國，齊桓公占據了山東半島東部，成為東方霸主並繼承了萊國的航海事業，成為能夠直接掌控環山東半島和渤海海域的海上強國。因此，齊國也被稱為“海王之國”。在這一時期，齊國已經完全掌控了山東半島沿海的航行權。

吳國素有“不能一日而廢舟楫之用”（春秋大事表）之說，可見其航海事業已經深入其人民的日常生活之中。而由於戰爭的需要而發展起來的海上軍事力量也說明了吳國航海事業的發達。吳國所在地區是今長江下遊以及沿海地區，定都於吳（今江蘇省蘇州市吳縣），是一個很有實力的江南海上強國。

越國與吳國相同，自古便習於航海，素來有“文身斷發”之習俗。東漢人應劭曾說：“常在水中，故斷其發，文其身，以像龍子，故不見傷害”。越王勾踐曾說：“夫越性脆而愚，水行而山處，以船為車，以揖為馬，往若飄風，去則難從。”這體現出越國造船業的發達以及航海術的高超。


（2）沿海航路與大規模的海上運輸

在春秋戰國時期，海上強國之間戰爭頻繁，但也正是由於這些爭霸鬥爭，使得沿海各區域以及通海江河各水段的航路更加通達。在當時已經被開通的航路中，有渤海與渤海海峽橫渡的航路，環繞山東半島的航路，由浙江沿海至山東半島的航路，江浙閩粵之間的沿海航路以及江水、河水、濟水、淮水、泅水各大川的航路和人工運河、太湖等航路。這些航路都是當時船只航行的主要航線。“沿於江海，達於淮泅”，證明一個江海相通的綜合網狀航線已形成。為了使航運事業發展得更加迅速，有些大國開始進行了航運管理和監督。在大規模的航運方面，有了通達航路作為保障，水上航運更加通暢。


（3）遠洋探索航行與海外貿易

春秋戰國時期，海上航行十分發達，而且此時的跨海航行和遠洋探索也有了新的發展。經過長期的海上航行和經驗積累，人們橫渡台灣海峽的航行呈現出主動的態勢。在航海能力上有了一定的發展之後，春秋戰國時的人們對於神秘莫測的大海充滿了無限的幻想，當時，燕國與齊國東面的大海之中有神山仙島的神話在社會中盛行，所以人們便展開了在海上尋找“三神山”的航海探索活動。

在春秋戰國時期，我國山東半島以及黃海、渤海沿岸地區的居民對朝鮮半島的航海地理位置就已經有所了解。據《山海經》記載：“東海之內，北海之隅，有國名曰朝鮮。”在朝鮮半島南部曾多次發現帶有中國戰國時期文物特色的銅鐸、銅劍等文物，證明戰國時期的航海者曾在朝鮮半島南部登陸過。

對於南海的航海活動，在此時期都是由我國東南沿海的越人來主導的。為了開展國家政治和外交活動，越國人經常在南海進行海上航行和海外貿易等活動。在楚國稱霸之時，百越朝貢，所貢之物為“黃金、珠磯、犀象”等海外珍品，這也足以說明當時越地的海外貿易已經相當發達了。


（4）航海知識與技術的發展

在不斷的航海探索之中，人們的航海地理知識在不斷地增長，從最初的以海為世界的邊際到目光伸向海外。在探索中，也不斷有關於航海地理知識方面的書問世，如充滿奇幻傳說的《山海經》《穆天子傳》《逸周書•王會解》以及較為寫實的《尚書•禹貢》《周禮•職方氏》。這些書都反映了人們的航海地理知識在探索中得到了巨大的發展。

在春秋戰國時期，人們的海洋氣象知識主要表現為對風的認識。“八風”的概念在《呂氏春秋》中被提出：“東北曰炎風，東方曰滔風，東南曰熏風，南方曰巨風，西南曰淒風，西方曰咫風，西北曰厲風，北方曰寒風”。與此同時，對於氣象預測的知識也有所進展，如“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月離於畢，稗謗沱矣”。

在海洋水文與天文知識方面，在春秋戰國時期，人們對潮汐運動的認識日趨明確，逐漸理解了潮汐、海洋與航海之間的密切關系。《禹貢》中記載：“朝夕迎之，則遂行而上。”證明人們已經開始懂得利用潮汐進行航海。在這個時期，“二十八宿體系”已經形成，對於度量日、月運動的空間位置以及夜間航行定向做出很大貢獻。

在春秋戰國這個紛爭不斷的年代，我國的海運事業不但沒有被擱置，反而在這個特殊的歷史時期快速崛起，自此走上了強盛和繁榮的道路。（參考文獻略）文章來源：《中國發展觀察》2016年第6期（收藏自2016-05-06愛思想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