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２０世紀實在是一個“空前”的世紀。這是一個“千年盛世”與“世界末日”同時降臨的世紀，是一個希望與失望、生機與危機同時並存的世紀，又是一個“米涅瓦的貓頭鷹”已經死去與“百鳥亂投林”的世紀。它所帶給人類的，既非“歡樂頌”，也非“安魂曲”，而是——命運的“悲愴”。

 然而，令人震驚的是，臨近世紀之交，人們談及未來的世紀，卻仍舊沈浸在自欺欺人的光明行、安樂頌以及種種人為編織的美好的前景之中，某些學人更是自覺地充當著報喜不報憂的喜鵲的角色，甚至充當著盲目樂觀的麻雀的角色。但是，為他們所未曾註意到的一個嚴峻事實卻是，人類正擁擠在一艘非常狹窄的宇宙飛船中彼此相濡以沫，這，使得人類已經沒有再犯錯誤的余地了。因此，全部的問題在於，我們如何為自己謹慎地選擇一個未來。然而，正如人類在２０世紀所遇到的發展機遇是空前的一樣，人類在２０世紀所遇到的生存困境同樣也是空前的。為此，人類要為自己謹慎地選擇一個未來，就必須從醉生夢死的安樂之夢中醒來。在這當中，跨世紀的一代學人更必須勇於充當報兇的烏鴉和啼血的杜鵑，為人類敲響報警的鐘聲。之所以如此，理由十分簡單，人類的最大敵人，從來都是人類自己。人類的未來也取決於人類自己。正如杜牧在《阿房宮賦》中疾呼的：“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這樣，真實地直面２０世紀，在焦灼、困惑的世紀回眸中“問蒼茫大地”：２０世紀究竟為人類留下了什麽？人類能夠把什麽樣的社會，什麽樣的政治、經濟、文化帶入２１世紀？尤其是，人類不能夠把什麽樣的社會，什麽樣的政治、經濟、文化帶入２１世紀？就成為我們的根本抉擇。

 本文以及此後的若幹篇文章所關註的，當然都將是２０世紀的人類文化（我使用的“文化”範疇是一個與政治、經濟相對的範疇，不是那種無所不包的所謂大文化的範疇，下同）。之所以如此，似乎還不僅僅是因為自己對文化問題更為熟悉，而且還因為值此世紀之交，文化問題，已經一躍而成為當代世界所爭相關註的焦點。眾所周知，從世紀初開始，在經濟－政治－文化的三元結構中，資本主義國家大多選擇了經濟主導型的社會結構，社會主義國家則大多選擇了政治主導型的社會結構。其中，未能從社會整體的結構轉換的角度把握社會轉型，是其共同的缺陷之一（此後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體制改革與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體制改革，則是因此而出現的矯枉過正的行為）。未能進而及時建立文化主導型的社會結構，則是其共同的缺陷之二（這方面，韋伯、帕森斯、艾森斯塔德的研究值得註意）。這意味著：經濟增長、政治進步並非人類的目的，人類的目的只能是人的全面發展和自由實現。再從當代的現實來看，也是如此。政治冷戰的消失、國際格局的改變、資本主義矛盾的發展、社會主義運動的低落、市場經濟的推進、科技革命的興起、電子時代的降臨、全球性問題的出現以及大眾社會的崛起……都在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側面，把人的價值、人的命運、人的生存、人的發展這一根本問題以一種十分尖銳的形式突出出來，而文化，恰恰就是這一根本問題的集中反映。為此，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顧問拉茲洛指出：“人類群體思維和行動的變化就是他們的文化轉變。……文化並不局限於純文學、美術、文學、音樂和哲學，還表現為科學和技術的創造方式、對自然環境的控制、個人對美與和諧的感受以及他對世界的認同感和對世界的幻想。”“把一個民族和另一個民族區別開來的是文化，而不是地理或自然資源遺產。社會發展的主要因素是人們的價值觀念、動機和創造力。一個國家創造現代工業、發展高技術並形成一個消費社會，另一個國家則追求趕上並實現‘現代化’，而第三個國家卻予以抵制並尋找另一種方法來發展，這三條道路是由社會群體的文化特征和愛好所選擇的。……文化確實是我們時代的決定力量。”（拉茲洛：《決定命運的選擇〉，三聯書店１９９７年版，第７２－７３頁）西方著名社會學家貝爾也曾斷言：文化與社會結構之間的緊張關系，業已成為後工業社會的根本問題。他指出：“文化掌握了倡導變革的主動權。”“如今的文化確已變得至高無上了。”（貝爾：《資本主義文化矛盾〉，三聯書店１９８９年版，第３５、７９頁）他甚至說：由此而引發的當代文化問題，完全可以稱之為資本主義社會的地震中心和經濟、政治、社會危機的集中點。假如我們再聯想到西方當前在政治戰略思考時甚至都把文化問題的討論同世界格局、國際形勢的考察結合起來，例如福山的《歷史的終結〉從總結過去的角度指出，決定經濟競爭力的主要因素是文化所構建的社會信任與合作，亨廷頓的《文明沖突〉從展望未來的角度認定，繼數十年的政治冷戰之後，文明的沖突將主宰全球政治，顯然就不會對文化問題在當代世界中的極端重要性再存有絲毫的懷疑。

 這樣，２０世紀為人類遺留下來的文化遺產是什麽？人類能夠把什麽樣的文化帶入２１世紀？尤其是，人類不能夠把什麽樣的文化帶入２１世紀？就成為即將跨入新世紀的人們所共同關心的問題。“關於２０世紀文化遺產的反省”這樣一個我又稱之為“世紀懺悔”的重大課題，就正是著眼於後者，即人類不能夠把什麽樣的文化帶入２１世紀？或許，這是一種世紀性的拒絕？然而，在我看來，人類的有所作為只有建立在有所不為的基礎上才是可行的。因此，對於２０世紀文化遺產的深刻反省，無疑就正是推動著人類走向新世紀的真正動力，也內在地決定著人類文化在未來的發展方向。

 二

 必須指出，人類關於文化發展的“盛世危言”，其實並不始於當代。在西方，有一次次的“世界末日”的預言，在中國，則早在孔子的時代，就已經有了“禮崩樂壞”的哀嘆。近代以來，就更加如此，在西方，盡管１８世紀就曾經出現了三部理性主義的代表作，即邊沁的《道德和立法原理導論〉、洛克的《政府論〉下篇、斯密的《國家財富的性質和成因的探討〉，它們分別從文化、政治、經濟方面對資本主義作了樂觀主義的展望。然而，事後我們所看到的恰恰並非希望而只是失望。因此，如今看來，倒是另外一些思想家的思考更令人永久矚目。他們是盧梭、康德、席勒、黑格爾、馬克思、叔本華、克爾凱郭爾、尼采、斯賓格勒、奧爾特加、齊美爾、韋伯……在當時的人們普遍為人類文化的蓬勃發展而心醉神迷之際，他們卻痛楚地關註著人類文化本身的沒落。這是一些文化的孤獨者，也是文化的先知先覺者。在他們看來，社會越是文明，就越是沒有詩意。因此他們毅然挺立在時代潮流之中，高瞻遠囑地展望著在２０世紀人類文化的岌岌可危的命運，並且準確地把一種關於文化的危機意識傳達給了２０世紀的人們。

 其中，最為重要的思想家無疑應該是馬克思。一般而言，我們往往把馬克思的重大影響之一，歸納為人類的勞動異化主題的發現，並且認為它主要是從經濟角度立論，是對於人類政治、經濟的異化的總結，因此未能對這一偉大思想的文化內涵予以深刻地開掘。但是事實上馬克思的這一偉大思想本來就應該邏輯地包括兩個方面。其一是政治、經濟的異化，這是在十九世紀就清晰地看到了的顯性的、現實的異化，也是十九世紀予以考察的重點；其二則是文化的異化。這是隱性的在十九世紀尚未表現出來的異化。在二十世紀，後者卻令人矚目地由隱而顯。這，就集中表現為當代人所面對的文化困境。在這裏，具體勞動產品所引發的對人的異己統治以及經濟與政治的困境，已經退隱幕後，而商品文化、技術文化等普遍的文化力量所引發的對人的異己統治以及文化困境，卻成為歷史舞台的主角。其結果，就是在人類思想中所出現的一個必不可少的主題轉換。而我們在２０世紀的一浪高過一浪的文化批判思潮中所看到的，正是對於馬克思主義的這一新的解讀。

 我們在盧卡契的“物化”思想中，最早看到了這一新的解讀。盡管馬克思的不朽名著《一八四四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沈睡了將近百年，１９３２年才得以問世，然而盧卡契卻以他敏銳的視野，獨立地完成了把馬克思的商品異化的思想拓展為物化的思想的世紀轉換，並且由於他的把異化與近代社會的理性化進程聯系起來這一獨特思路，使得文明的異化、文化的異化首次開始為全社會所關註。在他之後，深刻的文化視野，以及對於消費文化、技術文化所導致的人類文化困境的批判，就無可避免地成為二十世紀人類思想的中心，而且逐漸演化為兩大思潮，其一是以存在主義為代表的西方哲學人本主義思潮，其二是以法蘭克福學派為代表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潮（“文化批判的馬克思主義”）。最終，這兩大以人為本的思潮，就構成了當代西方人本主義的兩大表現形式。

 繼商品異化之後的文化的被異化，就是這樣無可避諱地擺在每一個人的面前。政治、經濟方面的形式上的合理性對於精神文化方面的實質上的不合理性的遮蔽，以及當代社會的隱藏在文化之中的深層矛盾，也因此而充分地展現而出。假如說世紀初斯賓格勒的斷言尚且令人半信半疑：“任何高度發達的文化都是悲劇。……創造物起來反對自己的創造者。”（轉引自李小兵《資本主義的文化矛盾與危機》，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８頁）那麽，卡西爾的悲痛萬分的宣稱，就已經無可置疑了：“所謂文化，與其說能帶來繁榮，不若說是造成了人與人類存在之真正目的的日益加劇的疏離。”（轉引自李小兵〈資本主義的文化矛盾與危機〉，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５頁）顯而易見，在世紀末，文化的異化，或者文化力量對於人類的壓迫這一２０世紀文化遺產中的“癌病變”，已經遠遠不是只有少數人才為之而焦慮，而是一切有智慧的人都已經感受到了它的危險與嚴峻。

 三

 在我看來，文化對於人類社會的重大作用，顯然是無可置疑的。對此，只要回顧一下馬克思的思考，就已經足夠了：文化之為文化，就在於“培養社會的人的一切屬性，並且把他作為具有盡可能豐富的屬性和聯系的人，因而具有盡可能廣泛需要的人生產出來——把他作為盡可能完整的和全面的社會產品生產出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６卷（上），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第３９２頁）不過，又必須馬上強調一句，馬克思的思考涉及的只是文化的正面意義，但實際上，文化之為文化，還存在著負面的意義。在此意義上，我們又必須強調，文化既是天堂同時也是地獄，文化既是一個幸福的源頭又是一個不可跨越的永劫。

 任何文化方面的進步都同時以文化的退步為代價，這是人類歷史中的一個無法避免的缺憾。它所導致的，正是人類文化世界的分裂、失衡、悖謬。回望歷史，最初在古希臘神話中，人類往往持一種“不斷退步”的觀念。從黃金時代—白銀時代—青銅時代—白鐵時代，其中以黃金時代為最完美，這，可以稱之為“黃金時代論”。迄至近代，人類轉而往往持一種“永恒進步”的觀念。從過去—現在—未來，其中以未來為最完美，這，可以稱之為“烏托邦論”。——我們註意到，即使是盧梭的對於人類文化的徹底批判也仍舊是站在歷史進步論的基礎上的。而在當代，人類卻又一次回到了“不斷退步”的觀念，然而與古代不同的是，在當代社會人類甚至連對於黃金時代的期待也一並喪失了。而我們在世紀之交再次回顧人類文化的歷史進程之時，無疑不必簡單地重覆前人的錯誤。事實上，在人類文化的發展進程中，進化與退化同在、繁榮也與衰落同在。這仿佛是一個硬幣的正面與負面。而且，其中的關鍵正是在進化中發現退化，同時又在退化中發現進化。因此，並非單純的悲觀主義抑或樂觀主義，也並非單純的退化論抑或進化論，至關重要的，只能是對於上述對立的超越。這，正如恩格斯所強調的：“只有用辯證的方法，只有經常註意產生和消失之間、前進的變化和後退的變化之間的普遍相互作用才能做到。”（《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６２頁）

 我們在２０世紀所看到的正是這樣一幕。２０世紀人類文化的發展，堪稱人類文化之巔，然而恰恰就在人類的物質文化尤其是精神文化甚至使人誤以為一個真正自由的世界即將來臨的時候，２０世紀的集中營、大屠殺、原子彈、世界大戰、文化大革命……卻使人類一下子倒退回血雨腥風的動物世界。有一位西方學者指出，２０世紀的人類，即使是逃過了兩次世界大戰的炮彈，也仍舊被戰爭毀滅了。確實如此。人類文化的每一次進步同時也都是被出賣的進步。對人的最有效的征服和摧殘恰恰發生在文明之巔，而且，往往為人類所始料不及的恰恰是，人類稱之為文化、文明的東西，竟然也是為人類帶來不幸的根源。其結果是，天堂之路與地獄之門同時向人類敞開。看來，人類文化本身並非想要什麽就有什麽的“如意乾坤袋”，而是“魚與熊掌不可兼得”，進而言之，人類所向往的東西永遠只能部分的得到，而且，在這當中，所失去的東西不會比所得到的東西少。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而且也只能認為，人類文化既是一個“得樂園”的神話，又是一個“失樂園”的神話。

 那麽，造成２０世紀人類文化的進化與退化同在、繁榮與衰落同在以及分裂、失衡、悖謬的原因何在？在我看來，從間接的原因而言，當然是生產力既有一定發展同時又未能充分發展和人類對象化活動本身的異己化的結果（這一點，往往為西方思想家所忽視），而從直接的原因而言，則正是商品性、技術性前所未有的對於人類文化的全面介入。眾所周知，人類傳統文化的基本前提就是對於商品性、技術性的拒絕。而在２０世紀之中，文化與商品交換、科學技術的結合，卻構成了人類文化中的新型的精神現象、精神之謎。它造就了２０世紀文化的空前輝煌，但由於人類文化的日益向商品文化、技術文化靠攏，甚至不惜成為商品文化、技術文化的附庸，同時也就造就了２０世紀文化的空前困境。具體來說，假如說當代的市場經濟是以等價交換的原則，實現了個體的社會化，並從而導致了人的生存的現代化與人的異化、經濟動機與精神動機之間的內在矛盾。其具體表現為，經濟動機與精神動機的矛盾，物的價值與人的價值的分裂，負面效應是實用主義、金錢拜物教、物的文明，那麽當代的科學技術就是以對於自然的征服實現了自然的人化，所導致的結果，則是科學技術的高度發展與“全球問題”、技術含量與人文含量之間的內在矛盾，其具體表現為，技術含量與人文含量（或工具理性與表現理性、形式合理性與價值合理性）的矛盾，物質價值與精神價值的分裂，負面效應則是技術主義、技術拜物教、技術文明。

 換言之，商品意識與人文精神的矛盾，技術進程與審美構想的矛盾，這，就是２０世紀人類文化中的一個普遍性的根本矛盾。這一根本矛盾以其空前的不可調和性所呈現出的巨大困惑，無論在什麽意義上，都可以被稱作人類文化建設中的一道“哥德巴赫猜想”式的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