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認識太倉,是在1949的秋天,是作為新華社蘇州支社的采訪員到太倉采訪的。那時候一切尚未恢覆,從蘇州到太倉還不通舟車,我是先到昆山采訪報導昆山振蘇窯廠的覆工,然後再從昆山跑到太倉。我不認識路,只是認定一個方向沿著公路、大河向前跑,公路上的橋梁被國民黨的軍隊在撤退時炸斷了,有時候要卷起褲管來從河水的淺處踩過去。

那時候的幹部都是穿黃軍裝,佩帶著軍管會的臂章,腰眼裏還有一支槍。我沒有槍,卻背著一架有皮老虎的蔡斯照相機,有人還以為是什麽新式的武器。

早晨從昆山出發,開始的時候還好,涼風習習,不多久便炎日高照,汗流浹背。特別是背,因為背上還背著一個背包,那是一條棉毯和一頂公家發的、被我們稱之為小棺材的蚊帳。那時候沒有什麽賓館,也沒有什麽轎車,幹部出門集衣食住行於一身,全套臥具用具都是背在身上。背包背慣了倒也不覺得重,只是覺得熱,背上不透氣,汗水濕透了黃軍裝,那軍裝又掉色,把背包也弄得黃渣渣地。

我帶著介紹信到太倉縣委報到,縣委都是膠東來的幹部,只有縣長浦太福是太倉人,當年是在太倉打遊擊的,是一個有著許多驚險故事的神奇人物。縣委書記李明堂,宣傳部長馬天雲以及幾位膠東來的老大姐對我都很熱情,叫我小記者,是的,我當年才二十一歲。不過,那些叫我小記者的人比我也大不了幾歲,當年的幹部除掉大首長之外,如果超過三十歲的話,那就是老頭兒了,就和我們現在看六十歲的人差不多了。

我在太倉采訪的範圍很廣,從成立農會,成立工會,減租減息,推廣良種斯字棉,直到當年冬天的修海塘。我對修海塘的印象很深,冬天江邊的風特別大,幹部和農民一起勞動,用石硪夯實泥土,石硪就是一盤園石,由五、六個人用繩把園石拉得飛起來,然後再狠狠地撲打下去,這種用石硪打夯的方法現在恐怕久已被人遺忘了。在太倉的時候,我到過浮橋、沙溪、瀏河……差不多是用雙腳走遍了太倉的各個區。記得還在沙溪鎮上住過一陣子,為的是采訪利泰紗廠,是住在沿河的一排工房裏,夜裏還有電燈,那是利泰紗廠的自發電。當時的太倉除掉城裏有電之外,恐怕就只有沙溪了,不過,那電燈比煤油燈也亮不了多少,而且時亮時滅。

那時候講究記者要深入基層,每人負責一個片,我負責的是昆山和太倉,因為太倉縣委熱情接待,所以就住在太倉,住了將近一年。後來因為工作變動,就離開了太倉,這一離就是三十多年,蘇州和太倉雖然不是遠隔千裏,無緣卻也很難相見。

直到改革開放以後,太倉已經有了很大的發展了,我才有了機會到太倉來開會、視察,才有機會回太倉。可是,這也是少小離家老大回,當我回到太倉時已經是全不相識了,我找不到舊時的路,尋不著舊時的街,所幸的是當年縣委所在地的一座小洋房還在,我曾經支著兩塊木板睡在那條通道上。

舊蹤難覓並不令人惆悵,我記得作為一個希望人民富裕起來的青年,夜裏睡在木板上曾經幻想過,如果太倉的水稻畝產能夠超過四百斤,棉花的畝產能夠超過五十斤的話,老百姓的日子就好過啦!如今,水稻的畝產已經超千斤,棉花的畝產也已經過百,然而,這還不是主要的,農業的收入在整個鄉鎮的收入中只不過是個零頭!那時候我也曾在農民的家裏吃住過,每天是一毛八分錢的夥食費,農民拿了我的錢好像很難為情,覺得沒有什麽東西給我吃。如今我不敢提出要在農民的家裏吃飯了,如果提出來的話可能是一埸麻煩,那肯定是一桌酒席,而且不肯收我的一毛八分錢。女主人還會操著那很好聽的太倉話:“陸同志,吃呢,我伲現在是吃勿窮哉!”

1996年6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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