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守常①君於四月二十八日被執行死刑了。李君以身殉主義，當然沒有什麼悔恨，但是在與他有點戚誼鄉誼世誼的人總不免感到一種哀痛，特別是關於他的遺族的困窮，如有些報紙上所述，就是不相識的人看了也要悲感。－－所可異者，李君據說是要共什麼的首領，而其身後蕭條乃若此，與畢庶澄馬文龍之擁有數十百萬者有月鱉之殊，此豈非世間之奇事與啞謎歟？

同處死刑之二十人中還有張挹蘭君一人也是我所知道的。在她被捕前半個月，曾來見過我一次，又寫一封信來過，叫我為《婦女之友》做篇文章，到女師大的紀念會去演說，現在想起來真是抱歉，因為忙一點的緣故這兩件事我都沒有辦到。她是國民黨職員還是共產黨員，她有沒有該死的

①李守常，即李大釗，字守常（1889一1927），河北樂亭人，1918年任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兼圖書館主任，與周作人同事。參加《新青年》編輯，與陳獨秀創辦《每周評論》，周作人亦是《新青年》與《每周評論》主要撰稿人，李大釗是周作人所倡導的“新村運動”的主要支持者之一。1927年4月28日李大例被奉系軍閥殺害，周作人曾掩護李大釗長子李葆華，並長期照顧其家屬。罪，這些問題現在可以不談，但這總是真的，她是已被絞決了，拋棄了她的老母。張君還有兩個兄弟，可以侍奉老母，這似乎可以不必多慮，而且－－老母已是高年了（恕我忍心害理他說一句老實話），在世之日有限，這個悲痛也不會久擔受，況且從洪楊以來老人經過的事情也很多了，知道在中國是什麼事都會有的，或者她已有練就的堅忍的精神足以接受這種苦難了吧？

（附記）我記起兩本小說來，一篇是安特來夫的《七個絞犯的故事》，一篇是梭羅古勃的《老屋》。但是雖然記起卻並不趕緊拿來看，因為我沒有這勇氣，有一本書也被人家借去了。

十六年五月三日

二

報載王靜庵①君投昆明湖死了。一個人願意不願意生活全是他的自由，我們不能加以什麼褒貶，雖然我們覺得王君這死在中國幼稚的學術界上是一件極可惜的事——

①王靜庵即王國繼（1877一1927），字簿安，號觀堂，浙江海寧人，近代學者。著有《觀堂集林》、《朱元戲曲史》、《人間詞話》等。

王君自殺的原因報上也不明了，只說是什麼對於時局的悲觀。有人說因為恐怕黨軍，又說因有朋友們勸他剪辮；這都未必確吧，黨軍何至於要害他，剪辮更不必以生死爭。我想，王君以頭腦清晰的學者而去做遺老弄經學，結果是思想的沖突與精神的苦悶，這或者是自殺－－至少也是悲觀的主因。王君是國學家，但他也研究過西洋學問，知道文學哲學的意義，並不是專做古人的徒弟的，所以在二十年前我們對於他是很有尊敬與希望，不知道怎麼一來，王君以一了無關系之“征君”資格而忽然做了遺老，隨後還就了“廢帝”的師傅之職，一面在學問上也鉆到“樸學家”的殼裏去，全然拋棄了哲學文學去治經史，這在《靜庵文集》與《觀堂集林》上可以看出變化來。（譬如《文集》中有論《紅樓夢》一文，便可以見他對於軟文學之了解，雖在研究思索一方面或者《集林》的論文更為成熟。）在王君這樣理知發達的人，不會不發現自己生活的矛盾與工作的偏頗，或者簡直這都與他的趣味傾向相反而感到一種苦悶－－是的，只要略有美感的人決不會自己願留這一支辮發的，徒以情勢牽連莫能解脫，終至進退維谷，不能不出於破滅之一途了。一般糊塗卑鄙的遺老，大言辛亥“盜起湖北”，及“不忍見國門”雲雲，而仍出入京津，且進故宮叩見鹿“司令”為太監說情，此輩全無心肝，始能恬然過其耗子蝗蟲之生活，絕非常人所能模仿，而王君不慎，貿然從之，終以身殉，亦可悲矣。語雲，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巨，學者其以此為鑒：治學術藝文者須一依自己的本性，堅持勇往，勿涉及政治的意見而改其趨向，終成為二重的生活，身心分裂，趨於毀滅，是為至要也。

寫此文畢，見日本《順天時報》，稱王君為保皇黨，雲“今夏慮清帝之安危，不堪煩悶，遂自投昆明湖，誠與屈乎後先輝映”，讀之始而肉麻，繼而“發豎”。甚矣日本人之荒謬絕倫也！日本保皇黨為欲保持其萬世一系故，昔心於中國覆辟之鼓吹，以及逆徒遺老之表彰，今以王君有辮之故而引為同志，稱其忠藎，亦正是這個用心。雖然，我與王君只見過二三面，我所說的也只是我的想象中的王君，合於事實與否，所不敢信，須待深知王君者之論定：假如王君而信如日本人所說，則我認錯誤，此文即拉雜摧燒之可也。

民國十六年六月四日，舊端陽，於北京

（1927年5至6月作，選自《談虎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