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個星期六，擅長講故事的木森和國樑把我們的母親河新加坡河的各個景點連接成線，把線組成圖，再按圖索驥，為我們講了一段駁船碼頭近200年的滄桑史。從河邊如何從貨艙林立以及經營出入口貿易的“九八行”一條街，“淪落”為今天的“酒吧行”，當然也提到了埃爾金（Elgin）橋。無巧不成書，該橋就在隔天出現在《早報》《學人視角》符詩專寫的《150年後》一文裏。

先來說一說這道橋，它可算是新加坡開埠至今，重建了最多的一道橋了。根據吳彥鴻的《新加坡風土志》，早在新加坡開埠前在那兒就該有一道大木橋，因為萊佛士在1819年6月26日曾下令要華人“從大橋的一端移居到河口”去。木橋在1823年重建為一座可以被拉起或放下的活動橋，當時也俗稱為“猴橋”（Monkey Bridge）。過後再經兩次修建，在1863年從印度運來了一座鐵橋，架在河上，命名為“埃爾金橋”。在之後的百多年， 鐵橋被加寬、拆建、並於1986年再重建成今天的大橋，不過沒再改名。

說到埃爾金其人，在《150年後》裏已提過了。他是1862年的印度總督，也是英國殖民政府的大英雄，因為他在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時，在大肆洗劫後下令焚毀北京的圓明園。所以在很多中國人眼中埃爾金是個“強盜”，對於用他的名字為連接我國重要的大、小二坡的大橋命名頗有微言。或許很多人還不知道，當時參加第一次鴉片戰爭的英軍，還是在現今政府大廈前的草場紮營整軍的哩！

我們是否要替“埃爾金橋”改名字呢？事實上也正好有這個人，才讓我們知道新加坡其實在兩次鴉片戰爭中都曾扮演過一定的角色。當時殖民政府的稅收過半來自鴉片，在新加坡（鴉片山）還設有鴉片加工廠，鴉片除了主要運銷到中國，也供應給“內用”，毒害本島居民。這“埃爾金橋”不正好是這段歷史的註釋？所以我認為橋名應該被保留。

其實，在香港中環也有一條“伊利近”街（Elgin Street），當時是為“紀念”北京把九龍割讓給英國的。埃爾金此君也曾在印度以暴力鎮壓人民的示威和印度軍人的嘩變，而印度也有許多以“Elgin”命名的道路，難道就要發起全世界除名運動不成？

這又讓我想起另一條具爭議性的“貝當路”（Petain Road）了。貝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決定性的一戰中擊敗德國，成為法國救國英雄，也扭轉了歐洲的命運。英國殖民政府以他的名字為一條在勞明達街附近的大路命名以紀念他，實至名歸。可是世事無常，貝當卻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不戰而投降德國，成立傀儡政府，據說原因之一是不想讓巴黎受到戰火的摧殘。和平後他被判死刑，後改為監禁，成為法國賣國賊，遺臭至今。所以幾個月前，一班愛法國的族群再次提議要政府修改路名。不過看到“貝當路”還出現在最新版的《新加坡街道指南》裏，所以相信有關當局還沒有行動。

從最近發生的事件看來，我漸漸感受到在“文物局”及其他“有關當局”工作的同仁的壓力了。究竟保留歷史的指導原則是什麽？是誰給與他們這個要為後世負責的擔子？什麽東西要去、什麽要留？ 又要以何種方式，怎麽留？對那些已難修覆的建築物，或已失傳的建築技術，在原址重建覆古的替代品是否有意義？如果只在原址立個“紀念告示牌”或什麽的又會被人指點。而我們是否一定要為地標的命名“去蕪存菁”，用的又該是什麽標準呢？

話又說回來，如果要為地標“正名”，我倒要提名“威廉·法誇爾”（William Farquhar）了。法誇爾是新加坡的第一位駐紮官，他在新加坡開埠初期頗有建樹；在各種歷史文獻、資料裏都被認為他與萊佛士和哥羅福是建立新加坡的三大重要人物。不過全國目前就是沒有任何以“威廉·法誇爾”命名的地標，因為唯一在甘榜格南附近的“威廉·法誇爾路”也已在1994年市區重建時被撤消了。[早報，15 Sep 2012]（更多家明佳作請點擊 http://km-work.blogspot.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