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丹燕·路上的物質與精神:書

此生,我的第一次長途旅行是去日本,在1990年春天。到了長崎後,某一天,站在舊港口的山坡上,眺望港灣中泊著的大小船隻。那一日陽光燦爛,港外的東中國海,帶著淺淺的藍色,以及紗一般的水汽。我心中《蝴蝶夫人》的曲調沖天而起,突然很想再仔細讀讀普契尼在《晴朗的一天》裏到底寫了什麼。然後,我也突然想再讀讀歷史書上如何描寫“黑船來襲”事件。

從那次以後,多年來,我總是帶著幾本小說書去做長途旅 行。

在都柏林時帶喬伊斯的書,在維也納時帶茨威格的書,在巴黎讀巴爾扎克的書,去慕尼黑前找出托馬斯·曼的中篇小說帶上,在聖彼得堡讀托爾斯泰的小說,在鐮倉則可以重溫夏目漱石和三島由紀夫。最好的,是在圓覺寺的樹林旁再讀夏目漱石的《明暗》,這寺院正是夏目年輕時代療養肺結核時靜養的寺院,黃昏時分,天光漸暗,寺院園子裏的燈幽浮般地升起,也看不清書頁上的字,所以將《明暗》放在腿上,默默四望。在古老的鐮倉寺院中,至今仍能感受到夏目漱石遺留下來的氣息,那種對漸漸消失的武士精神的追憶:克己,精神至上的潔癖和對死的禪意。我第一次讀《明暗》時,恰好是年輕時代一個上海渥熱的夏天,厚厚一本黑面子的書,插在我家書架的最高一層,與芥川龍之介的短篇小說集和三島由紀夫的《金閣寺》放在一起。如今那個書架,那間有西窗的小屋子,都已蕩然無存。


我帶去旅行的那些書,大都還是二十年前後的舊版本,版權頁上的書價大多只有幾元人民幣,或者幾十塊台幣。如今看來,真是驚人地便宜。時代喧囂巨變,在遙遠的異鄉重讀多年前讀過的小說,這種時間和空間上奇異的重逢樂趣,真讓人忍不住追逐。我想,這是八十年代的中文系學生的某種嗜好。那些書我在少年時代已經讀過,如今,在故事發生的城市,用一個中年人的心境重讀,好像經歷穿越時空的旅行。

因此,漸漸地,我更喜歡在一處地方多住幾天,讓自己無所事事起來。在那樣的上午,夾著一本書和一盒便當,找個書中描寫過的地方,去靜心讀讀書。

我的少年時代,世道禁錮,個人毫無希望,倒是保護了一顆可以靜心讀書、無限幻想的心。在陌生的城市裏好好讀一本書,好像就回到少年時代那樣地無欲無求,又充滿了幻想和好 奇。


閱讀是如今僅存的幾項古老的享受之一,帶著古老時代的奢侈氣息。享受這樣的樂趣,需要有閑暇;有自幼建立起來的閱讀習慣——不為功利,只事消遣;更要手邊就有經得住反覆閱讀的小說。大多數的小說經不住一個人在二十年後再讀,經不住一個人將它帶到故事的發生地細讀,更經不住一個同是作家的人這樣讀了又讀;帶一本書去故事發生的那個城市,冬天下大雪的晚上,坐在喬伊斯橋對面的酒館屋檐下讀《死者》,萬籟俱寂的中午,一地白晃晃的陽光,握著《城堡》找到黃金小巷對面的小飯館,坐下來,聞到牛肉湯的香料氣味,這是在都柏林和布拉格重讀的書。樸素無華的60克新聞紙早早就發黃了,心無旁騖的裝幀讓它不得不靠自己散發的精神芬芳吸引知音,計劃經濟時代的書籍就是這樣地鄭重與呆板,以及自尊。

中年以後,我的旅行常常身心分開行事,就好像狄更斯《雙城記》的著名結構那樣,最終才在一個拱形結構的頂端合二為 一。

那時,我面前的城市突然顯現出一種只有小說中才能存在的氣氛,好像整個城市和那裏的日常生活,陌生的人們,房屋,樹木,寫著陌生姓氏的鐵皮信箱,一切都沐浴在造物主慈悲的目光中,變得充滿隱喻和意義,解釋人生各種的箴言如雲朵與氣味般浮現於街頭巷尾,或者突然飛離窗洞的白色的大鳥。這個城市,就這樣永遠留在了我的心中。

與自然留在我心中的方式不同,城市是以小說般的人物,刻畫,富有深意的故事和數學般精巧的結構,在現實與虛構中搖擺不定的感知留在我心中,成為我精神的一部分的。

在我的旅途上,自然與上帝在一起,那時我是萬物中的一個生物,而城市則與小說在一起,那時我是結構中的一個環節。


在一家上海郊外的舊貨鋪裏,我見到過一塊舊匾,上面刻著這行燙金的大字,“雪夜擁袈讀禁書”。飛揚的柳體,有著無限的清秀和遼遠,以及縱情神遊的自由。那是從前江南讀書人閱讀的趣味,我是變了的。不過保留了一點點不那麼好對付的口 味。

有時一去萬里,真是只為找到一張安靜的書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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