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見鑰匙鉆動鐵鎖時的“吭登”一聲響，她像遭到電擊一般心驚肉跳，從坐著的草苫子上跳彈起來，心理反應出來的第一個信號就是，完蛋了！她死死盯著窯洞木門板被推開，朦朧的月光從啟開的窯門裏瀉進來，接著閃進來兩位紅軍戰士，朝她喊著，叫她出去。

她背靠窯壁，雙手背後，想在墻壁上摸到什麼可以抓住的東西，光光的窯壁連個木撅也沒有。她盡管確信無疑他們是拉她出去槍斃或活埋，還是禁不住要問：“出去幹什麼？帶我出去幹什麼？我不去……”回答說是隊長要和她談話。她不信，要談就到明天去談。前頭已經有十多個人就是這樣半夜裏被拉出去槍斃了或活埋了。

兩位紅軍戰士動手拉她出去。她又喊又叫，大喊大叫，她要喊得叫得讓臨近那些窯洞裏的紅軍戰士都知道，她被槍斃了，在今天夜裏。兩只手被縛在背後了，一塊爛布堵塞了嘴巴，她被拽出窯洞來。

出了窯洞，那兩個紅軍戰士一聲不吭，一個從地上拾起鐵鍁，一個從地上撈起鐵鍬，扛在肩上，押著她朝前走。她現在就進一步斷定了，她將被活埋。扛在他們肩上的鐵鍁和鐵鍬，既是押赴她的武器，又是挖坑的工具。他們到這個囚禁她的窯洞來的時候，早就準備下了。

他們向看守囚窯的那位小戰士揮了揮手，那位小戰士背著槍就從另一條岔道上走去了。她自三天前一個深夜被投進這個囚窯以來，就認識了這個看守她的小戰士。他給她送進一碗水或兩個包谷饃。她問他話，他只搖頭擺手，眼裏滑過一縷畏怯的光，像怕沾染瘟疫一樣的光。三天畢竟混得半生不熟了，他告訴她，這個窯洞和50米外的另一個窯洞，囚過十七八個人了，那個窯洞不甚清白，他負責看守的這個窯洞囚過九個人，她是第九個，又是唯一一個女的。都是黑夜關進來，黑夜叫出去，出去了就再沒有回來。連她在內的九個人，都是從西安來的，從口音上一下子就聽清白斷定了，沒有山裏人。她就在心裏確信下了一條傳言：從西安投奔到遊擊隊裏來的紅軍戰士，齊個兒審查，凡審查過的都消失得無影無蹤了……她不由得朝那消失在月色裏的小戰士望了一眼，感激他向她說了這點情況，使她能死個明白；她對那即將消失的背影寄托著唯一的希望，你可千萬不要犧牲，活到勝利，把她和他看守過的那些被審查得無影無蹤了的從西安來的紅軍的事告訴給人民……

月色朦朧。朦朧的月光下的黃土群山失卻了荒寂而徒生了嫵媚。星光燦爛，不聞狗吠，不見燈光。連綿的禿山伸展到黑暗裏。她知道這山的那一頭因為埋葬著中華民族的始祖黃帝而聞名於世。山的這一頭已經從陜西伸展到甘肅東部，現在也聞名於世，那是因為這兒活躍著一桿紅軍的人馬，不甘奴役的黃帝的子孫。這兒是陜甘紅軍的根據地，“紅窩子！”這是一九三五年的深秋初冬季節，這個紅窩子裏正在自戰得瘋狂。僅僅因為從西安混進根據地來一個國民黨特務的事，“左”派領導人就把那些從西安投奔革命來的紅軍戰士全部清除了。這當兒，毛澤東領導的中央紅軍已經完成了長征，進入陜北了。她在跟著那兩個扛著鐵鍬鐵鍁的紅軍戰士走向死亡的時候，尚不知道明天或者後天頂遲外後天就會停止這種自戕，周恩來憤怒地制止了“左”派殘忍到愚蠢的“革命措施”。

然而她無法等待了。

她今夜將走向大地的深處。

她憤怒，她不憤怒。她悲哀，她不悲哀。她悔恨，她不會悔恨。她痛苦，她不痛苦。她想哭，她哭不出來。她想喊，她喊不出什麼。她想罵，她不知道該罵誰。她絕望，她不絕望。她害怕，她不害怕。她想活，她不能活了。她不想死，她不能不死。她不該死，她不該死也得死……她只覺得窩囊！

她冒死從西安跑到這個饑不得飽食寒不得棉衣病不得診治的荒僻山溝來鬧共產，唯一的思想準備就是大不了死了去。她設想過戰死或被敵人抓住處死，唯獨沒有想到會被自己人活埋了！因為沒有絲毫的精神準備，當她跟著要活埋她的自己的戰友走向死亡的土坑時，現在腦子裏只剩下一種窩囊的情緒了。

她從來也沒有窩囊過，她從來就是個不能忍受一絲一毫的窩囊氣兒的人……

一座坦蕩如砥的古原。古原的東邊，臨一條大川，過川即進入秦嶺。她死後三十多年，北京的考古學家在那兒發現了猿人的遺骨。古原的西邊沿，下臨開闊無際的渭河平原，站在原邊上，晴朗的日子可以眺見西安城心裏鐘樓的金頂。她死後二十年時，為第一個五年計劃施工的工人們在這兒挖出了“半坡遺址”。古原的北邊，依然是一條河川，川裏風景秀麗，以柳色迷醉千朝百代的送別之人。只有南邊靠著巍峨的秦嶺，如在海邊就該是一個半島。她就出生在這個古原上，靠近東邊，一個古老村子裏的古老的農家，一個在她活著被稱做財東而在她死後十余年被稱做地主的家庭。

她一出生就成為老財東的掌上明珠。老財東對先她出世的三個哥哥施以嚴厲的家教，輕則瞅視呵斥，重則戒尺抽掌心，決不寬恕，而獨獨恩寵獨生女子。她長到五六歲，老財東還是忍不住把她抱起來，親她咬她的紅臉蛋，咬得她疼得嗷嗷叫，嗚嗚哭，急了揪他的稠密的胡須和稀疏的頭發，他也不管，再把她架到脖子上在院子裏顛跑，連她的媽媽也覺得看不過眼了。媽媽給她裹腳，一條丈余的白布，裹得她在地上打滾，母親還是不松不饒。老財東回來了，一把把媽媽推了個仰八岔，氣呼呼地解開了裹腳布，塞到竈下燒了，抱著她的麻辣辣疼著的雙腳，用手揉，用熱氣哈，說誰以後再敢裹她的寶貝女兒的腳，他就把誰的手用刀斫掉！媽說，長一雙醜大腳，就甭想找到婆家了。老財東說，天足天足，天賜之足，神聖不可改樣兒！不僅是獨生女兒的緣故，老財東是個虔誠的基督徒，不信土神信洋神了，一位美國傳教士不擇遠僻，五十年前就駐足古原傳教，禁煙，放足，施善。老財東身體力行，首先在自家屋院裏廢除男尊女卑，提高女權，提倡天足。她第一個進了村辦的學堂。

老財東牽著女兒的手送她進村學，村巷裏擁擠著莊稼漢男女老少，像看西洋景一樣看這個女子怎樣走進男娃的天下——村學學堂。她蹦著跳著，就那麼歡歡蹦蹦地走進學堂裏去了。老財東以他的威嚴把女兒交給那位固執迂腐卻又膽小殷勤的老先生，安排了她的學習上和待遇上的問題，卻忽視了一個刻不容緩的水火之事，即女兒拉屎尿尿的問題，從而釀成笑料。

那個老先生坐學館，根本不分上下課時間，只有上學和放學。在先生不授課的時候，學生可以自由去茅房。她想尿了，就跑出教室，看看男生們出入那個小茅房，不知自己該朝哪兒去。因為原先沒有女生，所以茅房也用不著劃分男女。她急了，憋不住了，看見小院另一角有個更小的茅房，無人出入，就跑過去。剛進門就拉開褲帶，蹲下就尿。不料老先生正蹲在裏邊，嚇得一把提起褲子匆匆走了。她看見老先生難堪的臉色，慌慌失神的樣子，哈哈哈開心地笑起來。村裏人把此事擴張，說老先生把半撅子屎還沒拉下來，慌忙中帶到褲襠裏……她卻落下了一個不雅的綽號，瘋女子。

瘋女子長到十四五，在老先生的膝下，背記了一腦子“中庸”“大學”的古董，尤其是練下了一筆好字，老先生向老財東表示，才女把他的學問學完了，字兒寫得甚至超過他的水平了，應該去縣裏的學館，他的老師在那兒坐館。老財東十分得意愛女的天資和才慧。適逢春節，他把女兒叫到書案跟前，親自磨墨，親自裁紙，把一支毛筆交到女兒手裏，讓她書寫下紅紙對聯，貼於街門兩邊的門框上。老財東手端水煙壺，站在一旁欣賞品評，骨架像柳，運筆似歐，有柳的陽剛之氣，又有歐的柔韌之風，細品則非柳非歐，一種瀟灑自然的風采飛揚於一筆一劃之中，真是有剛有柔剛柔互濟的大丈夫氣數。新年過後，他沒有聽信老先生要他把女兒送往在縣城坐館的那位老老先生的話，而是憑著那位美籍教士的指點，把女兒送到西安的教會中學去了……

就要翻過一道梁了，嘴被堵塞死了，無法喘氣；縛著雙臂，走路鼓不上勁；她的心被憋得要從胸脯裏沖出來似的急迫地跳著，大汗淋漓；雙腿像兩根木頭不聽從意志的調動了，腳下一閃，終於沒有到達坡梁的頂頭而摔倒了。那麼直楞楞摔倒下去，她卻感覺不到疼痛，身上像裹著一層厚厚的棉墊似的；胳臂被繩索捆紮得麻木了，她已經感覺不到胳膊和雙手的存在了，被砍掉了雙翅的鳥兒大約就是這種感覺。那塊爛布塞在嘴裏，漸漸變硬，硬得沒有布的質感而有石頭或銹鐵的感覺了，後來就連什麼感覺都沒有了，她已經感覺不到自己的嘴巴的存在。臉頰也麻木得沒有知覺了，她沒有臉了。腦子也麻木了，麻木到大約只有一根微細的末梢神經還活著，使她能意識到她還活著。如果就在這兒挖一個坑，把她埋進去，或者把她拖上梁頂，推下山崖，再好不過了。她的麻木的肉體和麻木的心都會感覺不到窩囊和痛苦。

她躺在坡梁上，閉著眼，沒有睜開的力氣。猛然間她的右胳膊上被刺了一針，或是一刀？疼得她忽地坐起，又隨之摔倒，左臂上也疼了那麼一下。卻沒有再坐起來，緊接著，兩條胳膊上像有千萬個針尖在刺紮，臉頰上也被刺了一下，又一刺，一下一下一下像無數的針尖在上下輪番刺紮著。針刺似的疼痛向背脊向胸腹向大腿小腿雙腳蔓延，就像烈焰的千萬條火舌在周身撲舔。她像野獸一樣嗥叫，打滾。隨之一切都沒有了，針紮除去了，火舌也飛逝了，只留下一種穩定的隱約的燒疼，她忽然坐起來，啊！有胳膊了，有手了，有嘴也有臉頰了。她看一眼左右，兩個紅軍戰士站在兩邊瞅著她，她才發覺，他們解除了她的胳膊上的繩索、拔掉了她嘴裏的爛布，那針紮火的的驟疼是堵死的血液獲得自由後瘋狂奔湧的結果。她側過頭，剛剛從麻木狀態裏恢覆了思維能力的心，就意識到那個沈重無比的死的含義，對那兩個小戰士說：“你倆非活埋我不可嗎？”

“這是命令！上級領導的命令！”

“這命令要是錯了呢？”

“不可能！”

“那麼你就相信我是狗特務無疑了？”

“那不會錯！”

“你怎麼知道不會錯呢？”

“你怎麼從西安跑到這兒來？又不是黨派你來，又不是像俺倆一樣，受壓迫受不住了才來造反！你不是沒吃沒穿，又能念書，你跑到這山溝來鬧啥革命嘛！洋學生……”

她頹然閉上了眼睛。她無法向他們說清白她為什麼要投奔根據地。他們可能是陜北或隴東某個山屹嶗的窮娃子，沒吃沒穿，遭惡霸欺淩，於忍無可忍的憤怒裏投奔紅軍覆仇來了。她為什麼而來呢？她說出來他們能相信嗎？她痛苦地搖搖頭，想起肅反小組和她談話的事來。

這是她被投入囚窯三天裏的唯一一次談話，毋寧說是審查。那位戴著近視鏡的肅反幹部，上下打量她，一雙寒氣四溢的眼睛透著冷峻凜冽的光，讓她交待。她敘述著投入革命的短暫的歷程。

“你出身於一個老財主家庭，對嗎？”

“是的。”

“你先受封建教育後受基督教洗禮是個才女能寫一筆好字是老財主的掌上明珠闊小姐，你隨身一變又成了共產黨員紅軍戰士？你的把戲變得太拙劣漏洞百出而你還繼續欺騙！”

“這是我的實際經歷，你問我我就老實地說出來。”

“既然這個反動階級主宰著的反動社會能滿足你享樂能提供你受教育的種種機會，你為什麼要與你所屬的反動階級相對抗呢？”

“我在課外閱讀中接觸了進步書刊……”

“如果一兩本進步書刊能把一個闊小姐影響成紅軍戰士，那麼我們都扔掉槍桿子去印進步書刊去影響反動階級的軍隊警察特務豈不更輕松！”

“這……”

“這種說法如果是美妙的幻想，那麼把你的家庭和你接受的教育和影響與一個反動階級的爪牙——國民黨的狗特務連接起來，更切合規律也更合理！我沒有時間再看你尚不圓熟的特務手段……”

她又被送進囚窯。

她看著那兩個小戰士的臉，這是兩個相當英俊的臉孔。一個胖點，一個瘦點，比較起來那瘦的比胖的更英俊一些，月亮下就更顯得俊氣了。他們肯定都不識字，頂多到紅軍隊伍裏來後認下了幾個字，肯定還沒染指過人類堆積如山的知識的書庫。他們投奔紅軍的動機首先是為了活下去。要他們明白她這樣能活下去的人為什麼還要與活不下去的他們一起冒死革命的道理，還需一些時日，起碼不是今晚就能理解的事。他們堅信不疑她是狗特務，使她雖然痛苦卻無法仇恨這兩個可愛的小戰友。即使對審問她的那位幹部的愚蠢狹隘和可笑的固執，她也無法仇視，她依然覺得他是她的尊敬的領導，只不過是被混入陣營的西安來的特務搞得六神無主了……

兩個戰士站起來，重新扛上他們的工具，鐵鍬和鐵鍁，說：“走——”

她站起來，跟他們走上梁頂。要下梁了，梁下的那個溝道，可能就是她的葬身之地。她說：“把我的手捆起來，把我的嘴塞起來！”

倆戰士一楞，說：“下坡捆著手走不成！只要你不亂跑，不用捆了。”

她喊：“不！我要你照原樣捆著手，塞住嘴，走不下去我滾下去！”

“你瘋了？”

“我要麻木！”

他們再對視一下，就拉著她的胳膊，朝坡梁的背面走下去……

她沒有得到麻木，她清醒著。她又感到了窩囊……

教會辦的那所女子中學裏的女教員，好像是一個模子鑄出來的，一個臉孔，一種腔調，一律都罵共產主義邪說。瘋女子的瘋勁終於忍不住：“老師，最好給我一本宣傳共產的書，看看到底怎麼混帳！”老師大驚失色：“你想要死啦？”她愈覺奇怪，愈神秘，愈想千方百計找到那樣一本書或一張報紙……果然，她成為共產主義學說狂熱的追隨者與實踐者了。那個把這樣的一本書借給她讀的人隨後成了她的丈夫，他們生過一個男孩，兩人投奔紅軍時把兒子寄養到男方的老家裏了。他和她是鄉黨，他也是古原上的一個財東的兒子。他黑黑的臉膛，十分強壯又十分俊。他在中山中學校，是學生地下組織的頭兒。她愛他愛得熱烈而瘋狂。他已經在半年前犧牲了，那個黑臉漢子。不知肅反小組還審查他不？

三年前，國民黨教育部長戴季陶來西安視察，要對學生代表訓示。她搞到了聽訓證，朝民樂園禮堂趕去。民樂園是個遊藝場所，雞腸小巷，七交八岔，交交岔岔裏都是小門面小鋪店小吃鋪小茶館小把戲小婊子院，在這兒能看雜耍的說書的清唱的猴戲的表演，也能吃到甜的辣的酸的葷的素的熱的冷的各種風味飯食，還有高檔婊子低檔婊子以及一塊燒餅睡一覺的末等婊子可供各色嫖客選擇。西安的行政要員們出於萬全之策，出其不意地選定了這個下等國民遊藝娛樂的不大雅靜的場所讓戴部長屈尊露臉。

戴部長既有一表人才又有一表口才，從理論和道德的幾種角度闡釋委員長的學生應該潛心讀書抗日的事由政府來管的宗旨。他沒有料想到聽眾中正有一些蓄意破壞委員長的宗旨的赤黨學生，他們是專門給戴部長下巴底下支磚給眼裏揉沙子往耳朵裏灌水給臉上潑尿來的。講沒講幾句，一張張字條自下至上飛箭般傳遞到講台上，主持會議的人搪塞說，等講完話再回答問題。於是字條兒不傳了，有人站起來提問了，提問又變成亂紛紛的質問了：請問戴部長，眼看日本飛機要飛進潼關，學生怎麼念書？請問部長先生，不見你講一句抗日，句句倒離不了防共，現在是共產黨占中國的地盤大還是小日本侵略我國的地盤大？剿共當急還是驅逐倭寇當急？委員長到底犯了啥毛病？戴部長臉孔越拉越長結結巴巴支支吾吾氣急敗壞起來，說學生提出的問題正是赤化的言論。此刻禮堂裏哄堂大笑，一聲尖銳的吶喊響徹禮堂：“打這小倭寇的乏走狗！”眾人一驚，半截磚頭飛將過去，直向戴季陶腦門砸去。接著是飛舞的石頭、酒瓶、木柴棒子。戴部長鉆到桌下，爬到窗前，跳出窗子，落荒而逃。戴部長驚魂未定，只說是古都西安屬歷朝歷代的聖地，民風淳厚的禮儀之邦，沒料到竟是磚頭瓦礫的幹活，倒應了關中多冷娃的笑談。

從西安最齷齪的角落向全城傳播著一個驚人的笑話，堂堂教育部長在民樂園挨了學生的磚頭，跳窗子跑球了！掄出頭一塊磚頭而且吶喊叫打的竟是一個女生！傳說這女生是陜北過來的一個紅軍的神槍手雲雲。其實呢？她是古原上的一個老財東的千金寵女，一個基督教會學校的學生……

她完全暴露了。她和她的黑丈夫把剛剛出世的兒子交給孩子的奶奶去餵養，就投奔紅軍遊擊隊來了。她們先扮裝成一對洋場闊少，出了西安，再扮成一對討吃要喝的叫化子，終於走進了遊擊隊的根據地……

兩架山梁之間的一道狹窄的河溝。從那架坡梁翻過來，下到河溝裏，不容分說，他們把她的雙手和雙腳都捆縛起來，然後轉過身去，隨意選擇了一塊荒地，挖起坑來。

她瞅著他倆在揮鍬舞鍁，給她挖造墓穴，眼前一黑，幾乎栽倒，她只有窩囊了。

他們挖好了土坑，走過來，拉她走向土坑，給她解開腳上手上的繩子，在土坑前站住了：“你還有什麼話要說？”

她看看這個瘦的，又看看那個胖乎一點的，說：“你倆……叫我一聲……同志吧？”

“特務！”

她渾身一顫，隨之就跌進了上坑，瘋狂了似地喊：“你們終究會明白的！回去捎話給肅反小組那個眼鏡，他會後悔的……”

一九五○年，人民共和國第一個國慶紀念日到來的時候，她被追認為烈士。她叫張景文，窩囊至死時，年僅二十四歲。

1987.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