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斯卡·勃朗寧先生曾是劍橋大學的大人物,對格頓學院和紐納姆學院男女學生的考試,通常由他負責。他常說,當他看過試卷後,不管給分多少,總的印象是:即便最優秀的女 學生,其智力也不及最劣等的男學生。

現在讓我們設想,如果有一位父親,他出於真正的愛心不願讓女兒離家去當作家、畫家或者學者,他就會對女兒說:"你看,奧斯卡·勃朗寧先生是怎麽說的?"其實,不僅 僅是勃朗寧先生如是說,還有《星期六評論》,還有格雷格先生,還有許許多多男士,都有類似見解,都認為女人在智力上遠不及男人——特別是格雷格先生,他甚至認為" 女人在本質上是靠男人贍養的,因而總為男人所支配"。

這樣的見解,即使在19世紀也無需做父親的為女兒大聲宣讀,因為做女兒的自己早就讀到過了。而若她接受這樣的見解的話,一定會灰心喪氣,做什麽事都不再有自信心了。不論在什麽時 代,總會有人一本正經地斷言,女人不適合做這個、沒能力做那個——就像在任何時代都有病菌一樣。也許,對於女人寫小說,這種病菌現在已沒什麽威力了,因為已經有了那麽 多傑出的女小說家;不過,對於女人想當畫家,這種病菌還有相當大的作用,而對於女人想成為作曲家,我想這種病菌至今仍具有極人的毒性,所以現在說女作曲家,就像莎士比亞時代說女演員 一樣,是件令人難以想象的事情。這又使我想起我曾編造的那個有關莎士比亞妹妹的故事,也使我想起,尼克·格林曾說過,看女人演戲,還不如看狗跳舞。在這之後兩百年,約翰遜 博士在說到女人當牧師時,也說了類似的話。現在,就在我們這個體面的1928年,我同樣在一本關於音樂的書裏看到,作者對要想成為作曲家的女人又重覆了約翰遜博士的話:"關於吉曼 娜·泰勒菲爾小姐,我們完全可以套用約翰遜博士就女人傳教所說的那句名言,只需把其中的'傳教'一詞改成'作曲'就可以了——'先生,女人作曲就像狗站起來用後腿走路 。這是不行的,但令你吃驚的是,它竟然這樣做了。'"歷史就這樣不斷重覆,而且是何等相似啊。

就這樣,當我合上那本奧斯卡·勃朗寧先生的傳記並把其他一些書也推到一邊時,我心裏就已認定:顯而易見,即使在19世紀,一個女人要想成為藝術家,也是得不到鼓勵的。恰恰 相反,她會遭到冷落、非難和訓斥。由於她需要克服重重障礙,她的心理必定十分緊張,她的精力必定大打折扣。在此,我們又涉及到那種非常有趣、非常隱晦的男性情結——就 是這種情結,極大地妨礙著女人的行動。這是男人內心的一種根深蒂固的欲望,總希望女人低他一等,或者說,總希望自己高女人一等。正因為這樣,他便處處作梗——不僅擋在 藝術面前不讓女人靠近,而且還要堵死女人的從政之路,盡管要想從政的女人既謙卑又熱忱,對他本人也毫無威脅,他還是耿耿於懷。這使我想起了貝斯鮑洛女士,即便像她這樣富有政見的 女人,也不得不低三下四地寫信給格蘭維爾·萊維森-高爾勳爵說:"……我雖然熱心於政治,而且就那件事情說了這麽多話,但我完全讚成您閣下的意見,即:女人 確實不應該過多地卷入政治,或者過問那些嚴肅的大事,至多只能說說自己的看法,那也要在有人要她這麽做的時候才合適。"唯有這樣,她才能繼續就那件非常嚴肅的大事 ——即格蘭維爾勳爵在下議院的首次演講——傾註她的熱情,才不至於遇到阻礙。我想,這樣的情形實在太古怪了。男人反對女性解放的歷史,說起來可能比女性解放 的歷史本身還要有趣。在所有小說家中,托爾斯泰是最偉大的——對《戰爭與和平》的作者,我們除了這麽說,還能說什麽呢?我們會不會覺得,他是個和我們完全不同的、因此很難讓我們理解的 外國人?他對人的看法是不是非常古怪,以至於當我們真心誠意地拜倒在他面前時,他仍會滿腹狐疑地盡量避開我們?

實際上,只要把他的書稍稍讀上幾句,我們就能斷定一件事——他是這樣一個人:他不僅和我們一樣看待人,而且還用我們所習慣的那種方式表現人,即:從外表寫到內心,而 不是從內心寫到外表。他生活在這樣一個世界裏:在那兒,人們也是在晚上10到11點鐘之間上床睡覺,第二天早上也是在8點鐘左右聽到郵遞員的敲門聲。至於他這個人,既不是什麽"未 開化的野蠻人",也不是什麽"自然之子",而是和我們一樣,受過教育,也有過種種經歷。像其他貴族一樣,他生來就是貴族,而且也像其他貴族一樣,享有貴族特權。他不 是鄉下人,而是都市人。他感覺敏銳,頭腦清醒,而且訓練有素。所以,當他以如此健壯的體魄和心靈挑戰人生時,他不僅信心十足,而且多有不凡之舉。

確實,沒有人能像托爾斯泰這樣,把振奮人心的狩獵場面,把馬的優雅和力量,以及把一個年輕人對世界萬物的種種願望和強烈感受,都表現得那麽淋漓盡致。每一根樹枝和每一片羽毛都 躲不過他那敏銳的註意力。一個孩子的衣服是淺藍色的還是深紅色的;一匹馬的尾巴正在換毛;一陣咳嗽聲;一個男人想把手插到口袋裏去——所有這一切,他都註意到了。而當 他的耳朵精確地註意到一陣咳嗽聲、或者他的眼睛精確地註意到一雙手的細小動作時,他的頭腦又會精確地把這類現象和個人性格中的某種內在因素聯系在一起。因此,我們熟悉他的人物時 ,不僅能了解他們的宗教信仰、政治觀點和戀愛方式,而且還能像熟人一樣看到他們是怎麽打噴嚏的、吃飯時是怎樣哽噎的。所以,讀他的小說,即使是讀翻譯本也好,我們都會有一種感覺 ,好像自己被一只大手高高地舉到了山頂上,正站在那裏俯視世界,而且手裏還有一只望遠鏡。啊,真是令人驚奇,一切都歷歷在目,而且是那麽清晰,那麽鮮明!然而,正當我們驚喜不已 之際,正當我們深深地呼吸著山頂上的新鮮空氣而感到心曠神怡之際,突然間,我們會發現,有一個閃閃發光的東西——也許就是托爾斯泰的頭腦——從我們眼前升起 ,並迅速向我們逼近,而其力量之大、速度之快,簡直就像雷霆萬鈞,令人振奮得幾近暈眩。

這時,我們往往會像《家庭的幸福》中的瑪莎所說那樣:"我突然遇到一件奇怪的事情:起先我的視線被擋住了,看不到周圍的情景;後來他的面孔似乎在慢慢地消失,最後只剩下一 雙眼睛,在我的眼前閃閃發光;接著,那雙眼睛也不見了,好像鉆到我的頭腦裏去了。於是,一切都變得模糊不清了,只有一片耀眼的亮光——我什麽也看不見,被迫閉上了眼睛, 為了暫時擺脫他的目光在我心中激起那種既喜悅又恐懼的感覺……"是的,你必須閉上眼睛,才能擺脫那種既喜悅又恐懼的感覺。不過,那種感覺通常都以喜悅為主,恐懼 是其次的。

在這部小說中,還有兩段描寫:一段是寫一個姑娘和她的戀人在夜晚的花園裏散步;另一段是寫一對新婚夫婦興沖沖地走進他們的客廳。這兩段描寫雖然把那種強烈的幸福感傳達得如此成 功,以至於我們合上書之後仍在不斷地回味,但其中總有一種令人恐懼的東西,使我們像書中的瑪莎那樣想逃避它,而我們所要逃避的,卻是托爾斯泰本人的目光。這是不是那種在現實生活 中也會使我們心煩意亂的感覺?也就是說,我們覺得他呈現給我們的那種生活似乎過於幸福了,因而總有點惶惶不安,總覺得這麽幸福的生活是不會長久的,說不定災難馬上就要降臨。或者 說,我們總覺得生活中的喜悅感有點可疑,於是便不得不像《克萊采奏鳴曲》中的波茲涅謝夫那樣自問:"那麽,我們為什麽要生活?"

如果說,人的靈魂使陀思妥耶夫斯基著迷的話,那麽使托爾斯泰著迷的,就是生活本身。在托爾斯泰筆下,生活就像一朵朵盛開的鮮花,然而在這些鮮花的花蕊裏,卻總有這樣一只竭子蟄 伏著——"我們為什麽要生活?"在他所有的作品中,其實都隱藏著一個奧列寧、一個彼埃爾,或者一個列文。他們盡管已經有豐富的人生經驗,盡管已經能自如地面對這 個世界,但仍不斷自問,即便在最歡樂的一刻,他們也沒有停止向自己提出這樣的問題:生活的意義究竟是什麽?我們活著,到底有沒有目的?如果有的話,那又是怎樣的目的?這樣的問題 ,無疑會使人覺得萬事皆空。因此,與其說神甫、牧師能清除我們的欲念,不如說托爾斯泰更能使我們萬念俱灰,盡管他自己也和我們一樣熱愛生活,也和我們一樣充滿種種欲念。因為當他 挑戰生活時,整個世界都被他化成了一片廢墟,一片灰燼。他就是這樣,既讓我們感受生活的喜悅,又使我們由衷地感到恐懼。可以說,在俄國小說家中,最吸引我們的是托爾斯泰,而最讓我 們覺得可怕的,也是托爾斯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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