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犯教養所600個男孩當中，大約六分之一有10～14歲，小男孩們其實都有著尋求愛的本能。我便是在這裏工作。

其中有個叫“半便士”的小男孩，快12歲了，來自布羅姆芳汀，是那些小孩中最健談的一個。他說他母親在白人家做女傭，他有兩個兄弟和兩個姐姐。

可是，在“半便士”的檔案裏清楚地記著，他是個流浪兒，沒有任何親人。他從這個家裏被帶到那個家裏，最後學會了偷竊。通過書信備查簿，我發現“半便士”常給貝蒂·瑪爾蔓太太寫信。瑪爾蔓太太住弗拉克街48號，可她從來也沒回過信。

社會福利局來信表明瑪爾蔓太太確有其人，住布羅姆芳汀，有4個孩子，可根本沒有“半便士”這個兒子。瑪爾蔓太太只知他是個街頭的小野種。她也從不回信，因為“半便士”總在信中稱呼她為媽媽，而她既不是他真正的母親，也不願收他做兒子，她不想因這麼個偷兒來敗壞家庭名聲。

可“半便士”決不是普通的少年犯。他多麼渴望有個家，而且他在教養所裏的表現也無可指責。我感到一種難以放棄的義務，他對他的“母親”不可能知道很多，只說她誠實美麗，她的家幹幹凈凈，她對子女關懷備至。很明顯，他使自己依戀上了那位婦人，卻不懂如何打開那婦人的心田，將他從孤獨陰暗中解救出來。

“你有這麼好的媽媽，為什麼還要偷？”我突然問。

他顯然無法找到合適的回答。騙局終於被識破，他以前勇敢保證的勁頭已一掃而空。

他病倒了，醫生說他患了肺結核。我立即寫信告訴了瑪爾蔓太太。可瑪爾蔓太太卻回信表示此事與她無關，其中有個緣故，“半便士”是非洲部族人，而她是白色人種。

肺結核日益嚴重，“半便士”將要從我們身邊離去了——醫生說生的希望十分渺茫，懷著最後一絲希望，我寄錢給瑪爾蔓太太，希望她來。在這一關鍵時刻，她終於顧不上窘迫和別人的議論，認“半便士”為她的兒子。她整天陪著他，告訴他四個兄弟姊妹的事。

“半便士”也傾吐著他對媽媽的愛。我去看他時，他總顯得那麼愉快。可他還是去了！我很懊悔，如果我早點做出明智的決定，那該多好，一切就會大不相同了。

我們將“半便士”埋在教養所農場裏。瑪爾蔓太太莊重地對我說：“請在他墳上的十字架上寫上他是我的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