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一帶一路”跨文化傳播創新的思考

        “一帶一路”建設需要高度重視跨文化傳播因素,這不但可以為相關的基礎設施建設提供良好的輿論支持,還有助於推動“一帶一路”命運共同體的建構。“一帶一路”跨文化傳播需要有創新性思維,更好發揮“走出去”企業和商人的傳播潛力,在加強大眾傳播的同時,要著力強化人際傳播和組織傳播。在一個以跨媒體、全媒體為特征的微傳播時代,“一帶一路”跨文化傳播要適應傳播技術變革的潮流,充分運用微信平臺。良好的跨文化傳播效果建立在紮實的跨文化實證調研的基礎上。在“一帶一路”跨文化傳播越來越依賴於人際傳播和企業傳播的環境下,培養優秀的跨文化人才尤為必要。

  跨文化傳播創新的重要性
  “一帶一路”是中國外交走向“奮發有為”的一場外交實踐創新,旨在實現沿線國家的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政策溝通和民心相通(“五通”)。其中,民心相通至關重要,可以為物質層面和政策層面的相通提供精神保障。當前“一帶一路”項目的推進面臨著諸如中國恢復“天朝帝國體系”、中國版的“馬歇爾計劃”等負面國際輿論,這將影響到民心相通的構建。
  推動“一帶一路”建設,需要高度重視多元文明的共處與融通,有效避免與應對可能的跨文化沖突事件。跨文化理解與溝通在國際交往中意義重大。近代中國與外部世界的沖突首先表現在文明沖突上,1793年馬戛爾尼訪華展現了中西兩大文明的撞擊。因為禮儀之爭等文化差異,馬戛爾尼訪華沒有達到開通中國通商口岸的目的,1840年,英國用鴉片叩開中國國門。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甚至認為“在這個新的世界裏, 最普遍、重要的和危險的沖突不是社會階級之間、富人和窮人之間, 或其他以經濟來劃分的集團之間的沖突, 而是屬於不同文化實體之間的人民之間的沖突”。②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具有多元宗教文化背景,物質與精神層面的合作互動可能會產生跨文化沖突,也可能促進跨文化融合,這取決於中國跨文化理解與傳播的能力的提升。當前,我們國際傳播對跨文化因素重視不足。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創新對外宣傳方式”,“著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範疇、新表述”,③強調國際傳播的創新性。因此,作為外交創新實踐的“一帶一路”的推進,呼喚跨文化傳播的創新。
  傳統的國際傳播強調對外媒體大眾傳播所起的核心作用,對於人際傳播和組織傳播重視不足。這種傾向在“一帶一路”建設中需要進行反思與更正,在中國企業“走出去”的過程中,中外文化的互動與傳播從話語層面走向實踐層面。跨文化交流與傳播越來越依賴於人際傳播和組織傳播,尤其在微傳播環境下,以即時性、個體性和互動性為特征的傳播變革將為人際傳播和組織傳播提供良好的技術支持。相對於大眾傳播,人際傳播和組織傳播將具有更強的現場感、互動性和交融性,從而可以更好地推動跨文化的交流。

  實證調查:跨文化傳播創新的基石

  “一帶一路”涉及亞歐非三大洲的60多個國家、70多個經貿合作區,40多億人口、經濟總量約21萬億美元,分別占全球的63%和29%。“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經濟發展水平、政治體制、宗教文化都具有很大的差異性。不管是基礎設施的投資,還是中國企業“走出去”,都會遭遇相關的產品標準、關稅標準、法律制度標準和文化習俗的不同。文化差異如果處理不當,可能會造成中國企業與當地社會的緊張關系。這需要我們加強實地調查,尤其要加強對沿線國家的宗教、文化、風俗習慣的調查,對不同的宗教文化禁忌更是要高度敏感。
  我們需要加強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管理文化的調查研究。例如,西方國家的工作風格體現個體主義,東方文化則體現集體主義。西方企業結構體現扁平結構,自下而上決策,而中國企業結構層次分明,自上而下決策。在時間觀念上,歐美國家準時,但是西班牙、意大利、希臘、地中海等國家時間觀念比較松散。西方國家處理問題的方式直接,而中國處理問題的方式間接迂回。在東亞一些國家,企業加工資工人會延長工作時間,而在墨西哥等國,加工資卻會導致工人減少工作時間。中國企業在與當地國家互動的過程中,需要對當地的管理文化具有高度敏感性,根據具體情況區別對待、區別管理,運用本土化思維,實現本土化管理。
  “一帶一路”建設需要“知己知彼”,了解與識別文化差異問題,這是提升跨文化傳播效果的前提。為此,筆者建議開展“一帶一路”跨文化案例庫建設。其一,我們可以對現有學術文獻和網絡資源進行搜索,整理相關的跨文化差異、沖突與融合的案例。其二,為保持案例庫的動態性和鮮活性,更重要的是,我們需要加強對我國駐外人員、“走出去”企業商人、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工作和留學的人員的訪談,充分挖掘他們的經歷及身邊的跨文化案例。其三,我們還需要建立相關的交流平臺和機制,激發駐沿線國家的工作人員和商人跨文化交流的熱情,動員他們提供真實的跨文化沖突與融合的相關案例。

  價值關懷:跨文化傳播創新的核心

  “一帶一路”不但要向世界提供亞投行、絲路基金等物質層面的公共產品,更需要提供價值層面的公共產品。如美國前總統尼克松所言: “我們的號召力量不是來自我們的(經濟)財富或我們的(軍事)力量,而是來自我們的思想。”要警惕把“一帶一路”視為一種經濟層面的資金、基建工程或產業輸出的觀點,努力提升其為一種社會發展與價值理念的對外傳播。如果不能很好地對外傳播中國的價值關懷,以和平、開放、包容的理念,以價值共同體與命運共同體的終極關懷精神來指引現實中存在的跨文化沖突問題的解決的話,“一帶一路”建設就容易被誤讀為所謂的中國“馬歇爾主義”或“新殖民主義論”。
  “一帶一路”涉及鐵路、港口等大型基礎設施建設,工程質量是“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生命線。在當前普遍存在的核心價值觀缺失的“價值真空”環境中,有的中國企業與商人“利字當頭”,把“豆腐渣”工程帶往國外,這極令人憂慮,需要高度警惕。在筆者參與的一個會議中,有與會者提出一些在穆斯林國家經商的中國商人,道德觀念淡薄,因無法在當地“包二奶”,他們帶去一些中國女人為其服務。這在伊斯蘭教信仰國家中,造成極為惡劣的影響。在中國“走出去”的過程中,如何重建中國的價值體系,成為一個更為迫切的問題。
當前“一帶一路”跨文化交流更多停留在旅遊文化、飲食文化等表層化交流階段,觸動情感的深層次跨文化交流與傳播極為不足。企業與商人的天性在於追逐利潤,但是,具有高度價值關懷精神的企業文化是企業內在發展的發動機與指南針,也是避免“唯利是圖”“義利失衡”及“市場失靈”的“消毒劑”。因此,“走出去”的企業與商人需要“心靈雞湯”的滋養,在追尋利潤價值的同時,培育富有愛心和慈善精神的社會責任感。
  文化層次論認為文化有表層(外在直觀事物)、中層(社會規範與價值觀)與核心層(文化存在的基本假設)的層次之分。走出去的孔子學院對外傳播中國文化也限於書法、武術、剪紙等表層文化,難以觸碰到中國文化的中層和核心層。孔子學院吸引的不少是來自當地社會中下層的人士,沒能有效觸及當地社會精英階層,這也導致其無法有效傳播中國的價值理念。
  不少外國人士反映,與中國人的交流往往停留在對具體事務的意見交換中,缺乏價值觀與情感的分享與交融。基督教、伊斯蘭教等宗教團體運用崇拜、查經班或團契的方式,研讀經文,彼此分享生命中的經歷與感受,可以很好地建立一種情感共同體和價值共同體。但是,中國人之間缺乏一種彼此分享價值與心靈層面的溝通機制,這可能造成一種價值的分裂與情感的疏離。中國的儒道文化都具有很強的價值追問精神,這需要我們在價值關懷的交流形式上進行創新,建立一些中國古典文化與人生哲學的小團體交流機制,激發參與者結合個人體驗研讀儒道釋等中國傳統思想,從中探討傳統和文化、“義利之辯”與當代的和平、發展、開放、包容思想的延續性。“一帶一路”走出去的孔子學院與中國商人尤其需要分享與交流傳統文化與絲路精神、命運共同體的有機聯系,並吸納當地人士參與,逐漸讓其成為與當地人價值、情感互動的紐帶。

  跨媒體整合:跨文化傳播創新的途徑

  當前我國對外傳播形式較為單一、內容比較枯燥、受眾意識與國內外媒體合作意識不足。在傳播中國品牌的同時,要有機結合中國文化價值理念加以傳播。中國產品與品牌的傳播需要具有跨文化意識並換位思考,關切受眾的異文化情境。1979 年中央電視臺(CCTV)與日本放送協會(NHK)合拍的《絲綢之路》就是一個成功的跨文化傳播的典型案例。制作者迎合日本受眾的審美需求制作了日本版的《絲綢之路》,NHK還運用全方位營銷策略,開設展館展出相關照片與實物,召開記者招待會,在東京街頭等公共場所張貼大幅節目海報。這在日本掀起一股濃厚的“絲綢之路熱”。 2014 年8月的中國國際影視節目展“絲綢之路影視橋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上達成了《海上絲綢之路》《絲綢之路經濟帶》《亞洲的亞馬孫——阿穆爾河》等紀錄片合拍項目,這將邁出“一帶一路”影視作品中外合作的重要一步。
  “一帶一路”跨文化傳播亟需創新跨媒體傳播形式,整合以關鍵字表達的文本、視覺特征表達的圖像、時空特性表達的視頻和音頻等多媒體傳播形式。中國要積極運用全媒體(omnimedia)傳播理念,采用多媒體表現形式,更多運用音像、網站等傳播方式。
  當前對外傳播已經進入微傳播時代,通過手機微信即時傳遞信息,帶有很強的個人性和互動性,傳播的內容呈現出簡短性和碎片化特征,適合於快餐式閱讀。因此,“一帶一路”跨文化傳播要充分運用微信工具。當前微信正在國際化,成為國外公眾的溝通平臺。微信支持文字、圖片和文檔即時翻譯成英、日、法、西、德、俄等語言。其支持的語言除了中文外,還有包括波蘭語、葡萄牙、韓語、馬來語、印度尼西亞語等小語種在內的18種語言。當前微信已經在27個國家的App Store上排名第一,其在中國對外傳播中將扮演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在微傳播情境下,企業與個體成為了跨文化傳播的主體。跨文化傳播要充分發揮“走出去”企業和個體的傳播潛能。中央電視臺關於“一帶一路”的《“數”說命運共同體》節目介紹到,北京每天有58個航線飛往“一帶一路”沿線國家。2015年平均每天往返“一帶一路”沿線的遊客高達八萬七千人。這些人都將成為跨文化傳播的主體,他們的跨文化傳播素養與能力至關重要。

  人才培訓:跨文化傳播創新的支撐

  “一帶一路”跨文化傳播越來越依賴於來自“走出去”企業與商人的“自下而上”的傳播,更多體現為人際傳播與組織傳播。高質量的跨文化傳播需要高素質的人才支撐。跨文化傳播人才不僅要具有良好的外語水平,還要有敏銳的跨文化感知與理解能力。
  跨文化傳播需要培養“四商”人才,即智商(IQ,intelligence Quotient)、情商(EQ,Emotional Quotient)、逆商(AQ,Adversity Quotient)和靈商(SQ,Spiritual intelligence Quotient)皆高的人才。
  首先,需要培養高智商的復合型人才。絲綢之路沿線有50多個國家在不同程度上與我國簽定服務外包等經濟項目的合作。我們不但需要培養跨文化交流人才的語言溝通能力,還需要提升他們的跨文化理解能力、交際能力、商務能力及所在專業領域知識水平。
  其次,要培養高情商的跨文化傳播人才。他們需要具備良好的換位思考能力、跨文化感知、理解與分析能力。在面臨跨文化沖突及跨文化談判的情境時,具有良好的心理調控與適應能力。
  再次,需要培養高逆商的跨文化傳播人才。“走出去”個體將不可避免地遭遇跨文化沖擊,產生跨文化震蕩,帶來心理壓抑情緒,需要很好地疏導與調整。這需要具有較強的逆商,可以有效應對復雜問題,盡快走出挫折。
  最後,需要培養高靈商的跨文化傳播人才。高靈商體現在對人類心靈層面的洞察力與領悟力上,它必須具備良好的自我反思意識和能力,具有與外國人進行心靈領域與宗教文化領域交流的能力。
  “四商”人才的培養需要加強跨文化培訓。政府需要為企業跨文化培訓提供良好的服務平臺與制度支持。企業要全面系統地講授異國文化的價值觀念、倫理道德、風俗習慣、法律制度等,提高員工對異國文化的認識和文化敏感性,引導員工理解和尊重文化差異,減少文化沖突以及提高文化沖突的解決能力。
  跨文化人才的培養需要充分挖掘我國的少數民族人才,更好地培養俄羅斯族、烏孜別克族、回族、蒙古族、哈薩克族、維吾爾族、塔吉克族等少數民族人才,讓他們運用自身語言與文化優勢,在推動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跨文化交流中發揮中介橋梁的積極作用。

  「註釋」

  ①[法]佩雷菲特:《停滯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撞擊》,王國卿等譯,三聯書店2014年版,第194-201頁。
  ②[美] 薩繆爾?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譯,新華出版社1999年版,第7頁。
  ③習近平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的講話,《人民日報海外版》2013年8月21日,第1版。
  ④高臣、馬成誌:《“一帶一路”戰略下中國企業“走出去”的跨文化管理》,《中國人力資源開發》2015年第19期,第15頁。
  ⑤[美] 理查德?尼克松:《1999:不戰而勝》,長征出版社1988年版,第293頁。
  ⑥陳曉萍:《跨文化管理》,清華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7頁。
  ⑦張語洋、周星:《“一帶一路”語境下“絲綢之路”電視紀錄片的跨文化傳播》,《中國電視》2015年第11期,第68頁。
  ⑧同⑦。
  ⑨高臣、馬成誌:《“一帶一路”戰略下中國企業“走出去”的跨文化管理》,《中國人力資源開發》2015年第19期,第17-18頁。(收藏自 Scimao 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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