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他必殺我，我仍對他信賴。

《約伯記》十三章十五節

我名叫奧托·迪特裏希·林德。我的一個祖先，克裏斯托夫·林德，在決定住恩道夫戰役勝利的騎兵沖鋒時陣亡。我的外曾祖父，烏爾裏克·福克爾，於1870年底在馬歇諾森林中被法蘭西狙擊手冷槍打死；我的父親，迪特裏希·林德上尉，在1914年圍攻那慕爾和兩年後橫渡多秒河的行動中屢建功勛。至於我，我將因嚴刑拷打和殘殺無辜的罪名被槍決。審理過程公正合理；我一開頭就承認自己有罪。明天，當監獄的鐘敲響九點時，我將接受死刑處決；我想起先輩是很自然的事，因為我已接近他們的陰影，在某種意義上說來，我就是他們。

審理期間（幸好時間不長）我緘口不語；當時為自己申辯會幹擾判決，並且顯得怯懦。現在情況起了變化；在處決的前夕，我可以無所畏懼地暢所欲言。我井不要求寬恕，因為我根本無罪，但我希望得到理解。能聽我表白的人就能理解德國的歷史和世界未來的歷史。我知道像我這樣的情況目前雖然駭人聽聞，不出多久將是微不足道的。明天我將死去，但我是未來幾代人的象征。

我於1908年出生在馬林貝格。對音樂和玄學的兩種愛好，如今幾乎遺忘，曾使我勇敢地、甚至懷著幸福感面對許多不幸的歲月。我不能一一舉出有惠於我的人，但有兩個名字不能不提，那就是勃拉姆斯和叔本華。我也涉獵詩歌；在那些名字中我還想添上另一個偉大的日耳曼語系的名字——威廉·莎士比亞。以前我對神學感興趣，但是叔本華以直截了當的道理使我永遠偏離了這門奇妙的學科（以及基督教信仰）；莎士比亞和勃拉姆斯的絢麗多彩的世界使我心醉神迷。那些高手的作品使別人擊節嘆賞、欣羨不已，也會使我這個可惡的人感到心靈的震撼。

1927年前後，尼采和施本格勒闖進了我的生活。18世紀的一位作家說過，誰都不願向同時代的人借鑒；我為了擺脫我預感壓抑的影響，寫了一篇題為《與施本格勒商榷》的文章，指出作家稱之為具有浮士德特征的無可爭辯的巨著並不是歌德的駁雜的詩劇，而是一首兩千年前寫的詩；《論自然》。盡管如此，我對那位歷史上的哲學家，對他的徹底的日耳曼尚武精神仍作了公正的評價。1929年，我加入了納粹黨。

我不想談我在黨內接受鍛煉的年月。那些年月對我說來比許多別人要艱難得多，因為我雖然不乏勇氣，但我缺少暴力的天賦。盡管這樣，我明白我們處於一個新時代的邊緣，這一時代，正如伊斯蘭教或基督教創始時期，要求一批新人的出現。作為個別的人，我的同誌們都使我厭惡；我試圖說服自己，為了我們獻身的崇高目的，我們並不是個別的人，但是說服不了。

神學家們斷言，只要上帝的關懷離開我寫字的右手一秒鐘之久，這只手就頓時消失，仿佛被不發光的火焰燒掉一樣。我卻說誰都不能毫無理由地存在，毫無理由地喝一杯水或者掰開一個面包。每人的理由各各不同；我期待著那場考驗我們信仰的無情的戰爭。我知道我將參加那場戰爭就夠了。有時我擔心英國和俄羅斯的怯懦會使我們失望。機遇或命運使我的未來完全改變：1939年3月1日傍晚，蒂爾西特發生了騷亂，報上沒有報導；在猶太教堂的後街，兩顆槍彈穿過我的大腿，這條腿不得不鋸掉。幾天後，我們的軍隊開進波希米尼；當汽笛齊鳴，宣布這一消息時，我正躺在醫院裏動彈不得，企圖在叔本華的書裏忘掉自己。一只碩大懶散的貓睡在窗檻上，正是我幻滅的命運的象征。

我重新閱讀了《附錄與補遺》的第一卷，看到叔本華說一個人從出生的一刻起到死為止所能遭遇的一切都是由他本人事前決定的。因此，一切疏忽都經過深思熟慮，一切邂逅相遇都是事先約定，一切屈辱都是懲罰，一切失敗都是神秘的勝利，一切死亡都是自盡。我們的不幸都是自找的想法是再好不過的寬慰；這種獨特的神學向我們揭示了一個隱秘的旨意，奇妙地把我們同神混為一談。我心想，是什麼不為人知的意圖使我找上那個傍晚，那些槍彈和那次截肢手術的呢？當然不是對戰爭的畏懼，這一點我很清楚；而是某些更深奧的東西。我終於自以為搞明白了。為一種宗教而死比終身弘揚它要簡單得多；在以弗所與猛獸搏鬥（不少默默無聞的殉道者這麼做過）比做耶穌基督的仆人保羅要輕松一些；一個人始終不渝的時間遠遠多於一次行動。戰役和光榮是不難的；拉斯科爾尼科夫的事業比拿破侖的更為艱巨。1941年2月7日，我被任命為塔爾諾維茨集中營的副主任。

我並不喜歡這個職務；但是我克盡厥責，從不懈怠。懦夫在刀光劍影中露出真正面目；慈悲憐憫的人則在監獄和他人的痛苦中得到考驗。納粹主義本質上是道德問題，是棄舊圖新，擺脫敗壞的舊人成為新人的過程。在戰場上長官的喝斥和士兵的殺喊聲中，那種轉變是稀松平常的事；在局促的囚室中情況就不一樣，引人上當的惻隱之心往往用以前的溫情來打動我們。我說憐憫不是沒有理由的；查拉圖斯特拉認為罪莫大於對出類拔萃的人表示憐憫。我承認當傑出的詩人大衛·耶路撒冷從勃雷斯勞轉移到我們的集中營時，我幾乎犯下那種罪孽。

這個人有五十歲。他身無長物，遭到迫害、否認和責罵，卻把他的才能用於歌頌幸福。我記得艾伯特·塞格爾在《時間的詩》那部作品裏把他同惠特曼相提並論。這個比擬並不恰當；惠特曼以一種先期的、一般的甚至冷漠的方式歌頌宇宙；耶路撒冷卻以細致的愛為每一件事物感到歡欣。他從不列舉清單目錄。我還能背誦那首名為《畫虎大師楊子》的意味深長的詩篇的許多六音步詩行，仿佛一串串靜悄悄的老虎橫貫全詩。我也忘不了那首名為《羅森克蘭茨對天使說》的獨白，其中一個16世紀的倫敦高利貸者臨死前還死乞白賴地為自己的過錯辯護，並不懷疑他生活的隱秘理由是在一個債戶（他只見過一面，已經記不清了）的心目中引起了夏洛克這個角色的形象。大衛·耶路撒冷的眼神給人印象深刻，皮膚青黃，胡子幾乎墨黑，盡管他屬於那些邪惡可憎的北歐猶太人，倒像是西班牙猶太人的後裔。我對他十分嚴厲；我不允許同情心和他的光榮使我軟下心腸。多年來我弄懂了一個道理，那就是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可能成為地獄的萌芽；一張臉、一句話、一個羅盤、一幅香煙廣告，如果不能忘掉，就可能使人發狂。假如一個人念念不忘匈牙利地圖的話，他豈不就成了瘋子？我決定把那個原則應用於我們機構的紀律管理，終於……1942年年底，耶路撒冷失去了理智；1943年3月五日，他自殺身亡。

我不知道耶路撒冷是否理解，如果是我毀滅了他，我的出發點也是為了毀滅自己的側隱之心。他在我眼裏並不是一個人，甚至不是一個猶太人；他已經成為我靈魂中那個可憎的區域的象征。我同他一起受苦，一起死去，在某種意義上同他一起消失；因此我心如鐵石，毫不容情。

與此同時，一場順利的戰爭的偉大的日日夜夜在我們身邊展開。我們呼吸的空氣中有一種近乎愛的感情。仿佛海洋突然就在近處，血液裏有一種驚奇和興奮。在那些年裏，一切都不同；甚至夢的意境都不一樣。（我也許從未完全幸福過，但眾所周知，不幸需要失去的天堂。）人人都向往得到一個人所能獲得的全部經驗；人人都怕那無限的財富中有些許落空。但是我這一代人經歷了一切，因為他們先得到了光榮，然後又遭到了失敗。

1942年10月或門月，我的弟弟弗裏德裏克在埃及沙漠裏，在阿拉曼第二次戰役中陣亡；幾個月後，一次空襲炸毀了我們老家的房屋；1943年年底，另一次空襲炸毀了我的實驗室。在幾大洲的圍攻下，第三帝國正走向滅亡；它到處樹敵，現在是幹手所指，四面楚歌。當時發生了一件奇特的事，現在我認為我已懂得。我覺得我能喝幹那杯苦酒，但是我在沈渣裏嘗到一種沒有料到的滋味，神秘的、幾近可怕的幸福的滋味。我試圖尋找各種解釋；但都不能使我滿意。我想：失敗使我高興，因為我秘密地知道自己有罪，只有懲罰才能拯救我。我想：失敗使我高興，因為它是下場，而我已經非常疲倦。我想：失敗使我高興，因為它同過去、現在和將來的事情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因為指責或痛惜一件孤零零的真正的事情是對整個世界的褻瀆。我尋找種種理由，直到和真正的理由對上號。

據說人們生下來不是亞裏士多德式，便是柏拉圖式。這等於說，任何抽象性質的爭辯都是亞裏士多德和柏拉圖論爭的一個片斷；古往今來，東南西北，姓名、方言、面孔可以改變，但主角是永遠不變的。人民的歷史也記載了隱秘的連續性。當阿爾米尼奧在沼澤地大敗瓦羅的軍團時，他並不知道自己成了日耳曼帝國的先驅；翻譯《聖經》的路德沒有料到他的目的是造成徹底消滅《聖經》的人民；1758年被一顆莫斯科人的槍彈殺死的克裏斯托夫·林德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是為1914年的勝利作了準備；希特勒以為自己是為一個國家而奮鬥，事實上他是為所有的國家，甚至為他所侵略和憎惡的國家而奮鬥。他的自我也許不了解，但他的血液，他的意誌知道這一點；世界由於猶太教，由於猶太教的毛病——對耶穌的信仰——而趨於死亡；我們用暴力和對劍的信仰來教導世界，那把劍如今在殺我們；我們好比那個建了一座迷宮結果自己困死在裏面的巫師；也好比大衛，他審理一個隱掉名字的人，判了那人死刑，然後聽到揭示：你就是那個人。不破不立，為了建立新秩序，必須摧毀許多東西；我們現在知道德國就是那些東西之一。我們付出了比我們生命更多的東西，我們付出了我們親愛的國家的命運。讓別人去詛咒、哭泣吧；我高興的是我們的才幹是完美無缺的。

一個毫不通融的時代如今籠罩著世界。造就這個時代的是我們，已經成為時代犧牲品的我們。讓英國當錘子，我們當砧子又有何妨？重要的是讓暴力占統治地位，不能讓基督徒的奴顏媚骨的怯懦得勢。如果勝利、不公平、幸福不是為德國所設，那就讓別的國家去享受吧。讓天堂存在下去吧，即使我們的去處是地獄也無所謂。

我用鏡子照照臉以便知道自己是誰，知道再過幾小時當我面對自己的下場時如何動作。我的肉體也許會害怕；我卻不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