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利沒有回答我的問題。沈寂了許久之後，我開口問道：“你想到了嗎？”

“我只知道我傷過他們的心。”

“但你是怎麼知道的？”

“我也不曉得！”

“他們是不是處罰你了？”

“沒有，他們對我很好。”

“那你怎麼會知道自己讓他們傷心了呢？”

“他們對我大吼大叫。”

“噢！可是，他們因為什麼事而對你吼叫？”

“我也不清楚。”

比利忘我地專註於摳著那已經潰爛的瘡癤，他垂著的頭，低得已經不能再低了。我想，此時如果問些芝麻綠豆的生活瑣事，他或許更能敞開心扉，那樣我們可能就可以掃除交流的障礙，心對心的溝通彼此。

“家裏養過什麼可愛的寵物嗎？”我問。

“養了一只狗。”

“什麼狗？”

“德國牧羊犬。”

“它叫什麼名字？”

斯科特·派克《少有人走的路》（十）

“它是只母狗，叫做‘琪琪’，大家都說這是個好聽的名字，我倒不覺得。”

“這聽起來像德國名字。”

“是啊！”

“德國牧羊犬取了個德國名字。”我一方面在發表著自己的意見，另一方面也希望從對談中，獲悉一些有價值的信息。“你經常和琪琪在一塊兒玩嗎？”

“不是經常。”

“它是由你照顧的嗎？”

“是的。”

“但你似乎不是很喜歡它？”

“它是我爸爸的狗。”

“噢！但是你仍然還是要照顧它？”

“沒錯！”

“這聽起來，似乎不太公平。那麼，你會因此而生氣嗎？”

“不會。”

“你有屬於你自己的寵物嗎？”

“沒有。”

我們一直在寵物的話題上打轉。於是，我打算做些改變，和他談一些年輕人熱衷的話題。我問：“聖誕節剛剛過去，你在節日裏收到了什麼聖誕禮物嗎？”

“沒有收到很多。”

“那你的爸媽肯定會送你一些東西，它們是什麼呢？”

“一把槍。”

“送你槍？”我很驚訝，楞楞地重復著他說的話。

“沒錯。”

“哪一類的槍？”我緩緩地問道。

“點22口徑的槍。”

“是手槍嗎？”

“不是，是來復槍。”

接下來，又是一陣沈寂。我感到很迷惑，不知所措，這種迷惑正是遇到邪惡的人和事時，經常會出現的那種，讓人極不舒服，只想逃離。我想停止診療馬上回家，但最後，我還是強迫自己說出了該說的話：“對不起，我想說你的哥哥正是用點22口徑的來復槍……對不起。”

“……嗯，是的。”

“那麼，這份聖誕禮物是你要求收到的嗎？”

“不是。”

“你原本想要什麼禮物？”

“網球拍。”

“可是，你卻得到一把槍？”

“對。”

“當你收到一把你哥哥也曾擁有過的、同類型的槍時，你有怎樣的感受？”

“不是同類型的槍。”

我寬慰了許多，原來是我弄錯了。我道歉說：“對不起，我想是我理解錯了，我還以為是同類型的槍。”

“不是同類型的槍，”比利目光呆滯，簡單地重復道，“是同一把槍。”

“同一把槍？”

“沒錯。”

“你是說，它是你哥哥自殺時的那把槍！”此時此刻，面對如此邪惡的事情，我恨不得馬上離開，逃回家中。

“是的。”

“換句話說，你的爸媽把你哥哥自殺時用的槍，當作聖誕禮物，送給了你？”

“對。”

“那麼，聖誕節收到你哥哥的這把槍，你有什麼感想？”

“我不知道。”比利埋下了頭，更加狠命地摳著手上的傷疤。我後悔問了這樣一個問題。是啊，他怎麼會知道呢？就算知道，他又該如何回答這個問題？首先，青春期的孩子最重隱私，他們輕易不會向別人吐露心事，更不要說，對象還是一個陌生的、身穿白大褂的大人了。即使比利願意向我一吐為快，但由於他本身對事實真相的認識，也只是模模糊糊而已，所以他也不可能暢所欲言。我們知道成年人絕大部分的思考都是在意識下進行的，而未成年人的思考和表達往往都來自潛意識的驅使。換句話說，心理醫生的任務就是要從未年成人的一言一行中，大致推論出他潛意識裏在思考的問題。

我註視著比利，即便是談到槍的話題，他的神情也沒有任何變化：照樣摳著他的傷口，宛如行屍走肉一般——眼神呆滯，毫無生氣，一無所懼的樣子。“我並不期望你會知道。”我說，“能不能告訴我，你見沒見過你的祖父母？”

“沒見過。他們住在巴克迪亞州。”

“那你還有其他的親戚嗎？”

“有一些。”

“你喜歡哪個親戚？”

“我喜歡梅琳達阿姨。”

從他的回答中，我察覺到些許熱情的跡象。於是，我問：“你住院時，想不想讓梅琳達姨媽來探視你？”

“她住在很遠的地方。”

“但是如果她不遠千裏而來呢？”

“如果她願意來，那當然最好。”

我似乎看到了微弱的希望之光，我想馬上聯絡梅琳達阿姨。

而我現在必須結束談話診療。於是，我向比利說明了醫院的工作流程，並告訴他，隔天我還會再去看他，而護士也將給予他無微不至的照顧，睡前還會給他服安眠藥。接著，我領著他回到了護理站。寫完比利的醫療診斷報告後，我來到室外，天正在下雪。

欣賞了幾分鐘的雪景後，我又回到了辦公室，繼續處理文書。

與比利的交談令我感到壓抑，因為他就像一具行屍走肉一樣，失去了生命的活力。青春期的孩子本來應該充滿生命的活力，但比利如此死氣沈沈，的確令人窒息。那麼，是什麼力量使比利變成了一具行屍走肉？誰是幕後的“戀屍癖”在扼殺著比利生命的活力？比利的父母是逃避罪惡感的惡人嗎？似乎一切都隱隱約約有答案，一切又不確定。但有一點卻十分肯定：孩子是一面鏡子，反映著父母的心靈，是父母的問題，才導致了孩子的問題。現在，比利如此抑郁，他會像哥哥那樣選擇自殺嗎？我十分擔心，不過，令人欣慰的是，當提到梅琳達阿姨時，我感覺到了在比利死寂的心中蕩漾起了一絲生命的熱情。這種熱情就像在無邊的沙漠中看到了一片綠洲，也如同即將被淹死的人抓住了一根救命的稻草。那麼，我能讓比利獲救嗎？這確實是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