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彥(1902~1944),浙江鎮海人,現代作家。著有長篇小說《憤怒的鄉村》,散文集《隨蹤瑣記》等。

二十幾年前,父親從外面帶了一架時鐘給母親;一尺多高,上圓下方,黑紫色的木框,厚玻璃面,白底黑字的計時盤,盤的中央和邊緣鑲著金漆的圓圈,底下垂著金漆的鐘擺,釘著金漆的鈴子,鈴子後面的木框上貼著彩色的圖畫——是一架堂皇而且美麗的時鐘。那時這樣的時鐘在鄉裏很不容易見到;不但我和姊姊非常覺得希奇,就連母親也特別喜歡它。

她最先把那時鐘擺在床頭的小櫥上,只允許我們遠望,不許我們走近去玩弄。我們愛看那鐘擺的晃搖和長針的移動,常常望著望著忘記了讀書和繡花。於是母親搬了一個座位,用她的身子擋住了我們的視線,說:

“這是聽的,不是看的呀!等一會又要敲了,你們知道呆看了多少時候嗎?”

我們喜歡聽時鐘的敲聲,常常問母親:

“還不敲嗎,媽?你叫它早點敲吧!”

但是母親望了一望我們的書本和花繃,冷淡地回答說:

“到了時候,它自己會敲的。”

鐘擺不但自己會動,還會得得地響下去,我們常常低低地念著它的次數;但母親一看見我們嘴唇的嗡動,就生起氣來。

“你們發瘋了!它一天到晚響著,你們一天到晚不做事情嗎?我把它停了,或是把它送給人家去,免得害你們吧!……”

但她雖然這樣說,卻並沒把它停下,也沒把它送給人家。她自己也常常去看那鐘點,天天把它揩得幹幹凈凈。

“走路輕一點!不準跳!”她幾次對我們說,“震動得厲害,它會停止的。”

真的,母親自從有了這架時鐘以後,她自己的舉動更加輕聲了。她到小櫥上去拿別的東西的時候,幾乎忍住了呼吸。

這架時鐘開足後可以走上一個星期。不知母親是怎樣記得的。每次總在第七天的早晨不待它停止,就去開足了發條。和時鐘一道,父親帶回家來的,還有一個小小的日晷。一遇到天氣好太陽大,母親就在將到正午的時候,把它放在後院子的水缸蓋上。她不會看別的時候,只知道等待那紅線的影子直了,就把時鐘糾正為十二點。隨後她收了那日晷,把它放在時鐘的玻璃門內。我們也喜歡那日晷,因為它裏面有一顆指南針,跳動得怪好看。但母親連這個也不許我們玩弄。

“不是玩的!”她說,“太陽立刻就下山了,還不趕快做你們的事嗎?……”

這在我們簡直是件苦惱的事情。自從有了時鐘以後,母親對我們的監督愈加嚴了。她什麼事情都要按著時候,甚至是早起,晚睡和三餐的時間。

冬天的日子特別短,天亮得遲黑得早。母親雖然把我們睡眠的時間略略改動了些,但她自己總是照著平時的時間。大冷天,天還未亮,她就起來了。她把早飯煮好,房子收拾幹凈,拿著火爐來給我們烘衣服,催我們起床的時候,天才發亮,而我們也正睡得舒服,怕從被窩裏鉆出來。

“立刻要開飯了,不起來沒有飯吃!”

她說完話就去預備碗筷。等我們穿好衣服,臉未洗完,她已經把飯菜擺在桌上。倘若我們不起來,她是決不等待我們的,從此要一直餓到中午,而且她半天也不理睬我們。

每次每次當她對我們說幾點鐘的時候,我們幾乎都起了恐懼,因為她把我們的一切都用時間來限制,不準我們拖延。我們本來喜歡那架時鐘的,以後卻漸漸對它憎惡起來了。

“停了也好,壞了也好!”我們常常私自說。

但是它從來不停,也從來不壞。而且過了兩三年,我們家裏又加了一架時鐘了。

那是我們陰配的嫂嫂的嫁妝。它比母親的一架更時新,更美觀,聲音也更好聽。它不用鈴子,用的鋼條圈,敲起來聲音洪亮而且余音不絕。

我們喜歡這一架,因為它還有兩個特點:比母親的一架走得慢,常常走不到一星期就停了下來。

但母親卻喜歡舊的一架。她把新的放在門邊的琴桌上,把揩抹和開發條的事情派給了姊姊。她屢次看時刻都走到自己的床邊望那架舊的。

“你喜歡這一架”,母親對姊姊說,“將來就給你做嫁妝吧。當然,這一架樣子新,也值錢些。”

我想姊姊當時聽了這話應該是高興的。但我心裏卻很不快活。我不希望母親永久有一架那樣準確而耐用的時鐘。

那時鐘,到得後來幾乎代替了母親的命令了。母親不說話,它也就下起命令來。我們正睡得熟,它叮叮地叫著逼迫我們起床了;我們正玩得高興,它叮叮地叫著,逼迫我們睡覺了;我們肚子不餓,它卻叫我們吃飯;肚子餓了,它又不叫我們吃飯……

我們喜歡的是要快就快,要慢就慢,要走就走,要停就停的時鐘。

姊姊雖然有幸,將得到一架那樣的時鐘,但在出嫁前兩三個月,母親忽然要把它修理了。

“好看只管好看,亂時辰是不行的,”她對姊姊說,“你去做媳婦,比不得在家裏做女兒,可以糊裏糊塗,自由自在呀。”

不知怎樣,她竟打聽出來了一個會修時鐘的人,把他從遠處請到家裏,將那架新的拆開來,加了油,旋緊了某一個螺絲釘,弄了大半天。母親請他吃了一頓飯,還用船送他回去。

於是姊姊的那架時鐘果然非常準確了,幾乎和母親的一模一樣。這在她是禍是福,我不知道。只記得她以後不再埋怨時鐘,而且每次回到家裏來,常常替代母親把那架舊的用日晷來對準;同時她也已變得和母親一樣,一切都按照著一定的時間了。

我呢,自從第一次離開故鄉後,也就認識了時鐘的價值,知道了它對於人生的重大的意義,早已把憎惡它的心思一變而為喜愛的了。因為大的時鐘不合用,我曾經買過許多掛表,既便於攜帶,式樣又美觀,價錢又便宜。

我記得第一次回家隨身帶著的是一只新出的夜明表,喜歡得連半夜醒來也要把它從枕頭下拿來觀看一番的。

“你看吧,媽,我這只表比你那架舊鐘有用得多了,”我說著把它放在母親的衣下。“黑角裏也看得見,半夜裏也看得見呢!”

但是母親卻並不喜歡。她冷淡地回答說:

“好玩罷了,並且是啞的。要看誰走得準、走得久呀。”

我本來是不喜歡那架舊鐘的,現在給她這麼一說,我愈加發現它的缺點了:式樣既古舊、攜帶又不便利,而且擺置得不平穩或者稍受震動就會停止;到了夜裏,睡得正甜蜜的時候,有時它叮叮敲著把人驚醒了過來,反之,醒著想知道是什麼時候,卻須靜候到一個鐘頭才能聽到它的報告。然而母親卻看不起我的新置的完美的掛表,重視著那架不合用的舊鐘。這真使我對它發生更不快的感覺。

幸而母親對我的態度卻改變了。她現在像把我當做了客人似的,每天早晨並不催我起床,也並不自己先吃飯,總是等待著我,一直到飯菜冷了再熱過一遍。她自己是仍按著時間早起,按著時間煮飯的,但她不再命令我依從她了。

“總要早起早睡,”她偶然也在無意中提醒我,而態度卻是和婉的。

然而我始終不能依從她的願望。我的習慣一年比一年壞了:起來得愈遲,睡得也愈遲,一切事情都漫無定時。我先後買過許多表,的確都是不準確的,也不耐久的;到得後來,索性連這一類表也沒用處了。

但母親卻依然保留著她那架舊鐘:屋子被火燒掉了,她搶出了那架舊鐘,幾次移居到上海,她都帶著那架舊鐘。

“給你買一架新的吧,不必帶到上海去。”我說。母親搖一搖頭:

“你們用新的吧:我還是要這架用慣了的。”

到了上海,她首先拿出那架舊鐘來,擺在自己的房裏,仍是自己管理它。

它和海關的鐘差不多準確,也不需要修理添油。只是外面的樣子漸漸老了:白底黑字的計時盤這裏那裏起了斑疤,金漆也一塊塊地剝落了。

至於母親,自從父親去世後也就得了病,愈加老得快,消瘦下來,沒有精力做事情。

“吃現成飯了,”她說,“一切由你們吧。”

她把家裏的事情全交給了我和妻,常常躺在床上睡覺。

但是她早起的習慣沒有改。天才一亮,她就起床了。她很容易餓,我們吃飯的時間就不得不和她分了開來。常常我們才吃過早飯,她就要吃中飯。她起初也等待我們,勸我們,日子久了,她知道沒辦法,便徑自先吃了。

“一天到晚,只看見開飯,”她不高興的時候,說。“我還是住在鄉下好,這裏看不慣!”

真的,她現在不常埋怨我們,可是一切都使她看不慣,她說要住到鄉下去,立刻就要走的,怎樣也留她不住。

“鄉下冷清清的沒有親人,”我說。

“住慣了的。”

“把你頂喜歡的子孫帶去吧。”

但是她不要。她只帶著她那架舊鐘回去。第二次再來上海時,仍帶著那架舊鐘。第三次,第四次……都是一樣。

去年秋季,母親最後一次離開了她所深愛的故鄉。她自知身體衰弱到了極度,臨行前對人家說:

“我怕不能再回來了。上海過老,也好的,全家在眼前……”

這一次她的行李很簡單:一箱子的壽衣、一架時鐘。到得上海,她又把那時鐘放在她自己的房裏。

果然從那時起,她起床的時候愈加少了,幾乎一天到晚都躺在床上,而且不常醒來。只有天亮和三餐的時間,她還是按時的醒了過來。天氣漸漸冷下來,母親的病也漸漸沈重起來,不能再按時去開那架時鐘,於是管理它的責任便到了我們的手裏。但我們沒有這習慣,常常忘記去開它,等到母親說了幾次鐘停了,我們才去開足它的發條,而又因為沒有別的時鐘,常常無法糾正它,使它準確。

“要在一定時候開它,”母親告訴我們說,“停久了,就會壞的,你們且搬它到自己的房裏去吧,時時看見它就不會忘記了。”

我們依從母親的話,便把她的時鐘搬到了樓上房間裏。幾個月來,它也很少停止,因為一聽到它的敲聲的緩慢無力,我們便預先去開足了發條。

但是在母親去世前的一個月裏,我們忽然發現母親的時鐘異樣了:明明是才開足二三天,敲聲也急促有力,卻在我們不註意中停止了。我們起初懷疑沒放得平穩,隨後以為是孩子們奔跳所震動,可是都不能證實。

不久,姊姊從故鄉來了。她聽到時鐘的變化,便失了色,絕望地搖一搖頭,說:

“媽的病不會好了,這是個不吉利的預兆……”

“迷信!”我立刻截斷了她的話。

過了幾天,我忽然發現時鐘又停止了。是在夜裏三點鐘。早晨我到樓下去看母親,聽見她說話的聲音特別低了,問她話老是無力回答。到了下半天,我們都在她床邊侍候著,她昏昏沈沈地睡著,很少醒來。我們喊了許久,問她要不要喝水,她微微搖一搖頭,非常低聲的說:

“不要喊我……”

我們知道她醒來後是感到身體的痛苦的,也就依從著她的話,讓她安睡著。這樣一直到深夜,我們看見她低聲哼著,想轉身卻轉不過來,便餵了她一點點湯水,問她怎樣。

“比上半夜難過……”她低聲回答我們。

我覺得奇怪,懷疑她昏迷了。我想,現在不就是上半夜嗎,她怎麼當做了下半夜呢?我連忙走到樓上,卻又不禁驚訝起來:

原來母親的時鐘已經過了一點鐘了。

我不明白,母親是怎樣聽見樓上的鐘聲的。樓下的房子既高,樓板又有二層。自從她的時鐘搬到樓上後,她曾好幾次問過我們鐘點。前後左右的房子空的很多,貼鄰的一家,平常又沒聽見有鐘聲。附近又沒有報時的雞啼。這一夜母親的房子裏又相當不靜寂,姊姊在念經、女工在吹折錫箔,間而夾雜著我們的低語聲、走動聲。母親怎樣知道現在到了下半夜呢?

是母親沒有忘記時鐘嗎?是時鐘永久跟隨著母親呢?我想問母親,但是母親不再說話了。一點多鐘以後她閉上了眼睛,正是頭一天時鐘自動地靜默下來的那個時候。

失卻了一位這樣的主人,那架古舊的時鐘怕是早已感覺到存在的悲苦了吧?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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