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幾年，國家逐步出臺了一系列鼓勵、吸引海外高端人才歸國的舉措；從“長江學者”到“千人計劃”，從國家部委到地方政府，都不惜血本、築巢引鳳，向漂泊海外學有所成的赤子們敞開懷抱。一時間，在海外學界、業界、商界的華人精英們中間，“歸”潮湧動；祖國高速發展的宏偉圖景，象一個巨大的磁石一樣，吸引著每一個不甘寂寞、期圖實現自我、報效祖國的炎黃子孫。

　　可是，“歸”與“不歸”，正如當初的“走”與“不走”一樣，都不是一個輕易的抉擇——特別是對於那些已經在國外打下一片天地，並在自己的專業領域建功立業的高端人才來說。而且，更不容忽視的是，拋開個人的得失不談，單純從為國家整體利益服務的大層面講，有些海外人才並不是非要“海歸”了，才能發揮自己最大的角色和作用。很多時候，恰恰需要那些“海不歸”們，在異國他鄉，在自己熟悉的領域，用熟練的外語和溝通技巧，以自己打拼搏殺所贏得的話語權和公信度，為中華文明的復興和“中國故事”的講述，盡自己力所能及的一份力。
　　其實，在跨國、跨文化的傳播交往中，“海不歸”這一高端人才團體，一直扮演著不容忽視、無法取代的多重角色。很多時候，它既是一個國家對外公關的前沿陣地，更是一個國家“跨國軟實力”的外在表現。最有說服力的例子，莫過於美國猶太人後裔對於美國、以色列雙邊關系，甚至對於美國整個中東政策的決定性影響。雖然無法準確統計出具體的數字，但很多專家估計，持有美國和以色列雙重國籍的美國人，有將近50萬人。而這些以色列“海不歸”中，不乏美國的高官要員，其中包括象布什總統任期內的總檢察長穆卡西，美國國土安全部部長徹道夫，前五角大樓“國防政策委員會”主席珀爾，前美國國防部副部長沃福伍茲，前國防部助理部長菲斯，前美國駐聯合國大使伯爾頓，和現任世界銀行行長、曾要求中國做“有責任的利益攸關者”的佐立克------這簡直就是布什政府當時外交決策的核心圈子了。如此這般，美、以政策心有靈犀，如影隨形，也就毫不奇怪了。由著名美籍華裔貝聿銘、馬友友等人發起，成立於1990年的“百人會”，也屬於一個“海不歸”的華人精英組織。其著名成員包括美國首位華裔州長駱家輝、雅虎網站創辦人楊致遠、前柏克萊加大校長田長霖、流行性疾病研究專家何大一、華人女作家張純如、和谷歌大中華區前總裁李開復等；由於其會員在美國乃至世界的影響力和知名度，雖成立時間不長，華人“百人會”對促進美中兩國、以及世界華人圈範圍內的政治、經濟交流，起到了特殊的整合和代言作用。
　　概括來說，國外的“海不歸”華人團體，是中國形象傳播和中華文化在世界範圍內普及弘揚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擴音器和傳聲筒。國家形象，說起來很空泛很博大，似乎包羅萬象，難以具象化，其實具體到每個外國人的頭腦裏，特別在西方那些從沒到過中國的“沈默的大多數”來講，關於中國的印象符號裏，潛移默化地凝結著身邊每一個華人的影子。目前中國所發動的軟實力“魅力攻勢”，還更多地依靠由國家出面主導的形象工程模式，通過象奧運會、世博會這樣的超大型國際活動，力圖高投入、高產出，畢其功於一役，以“國家隊”的集合優勢為中國爭面子、爭榮譽。但是，要建立長期持久和有生命力的國家形象，往往還要靠細水長流、潤物無聲的素質工程，要有螞蟻啃骨頭的精神。而這裏面，最重要、最有說服力的一環，恰恰也包括每一個在海外學習、工作、旅遊、定居的中國人。形象地說，在“中國制造”這個國家品牌下，數量最多、遍布世界最廣的產品，恰恰是一個個中國人。而每一個生活在海外的華人同胞，更都是中國形象的“駐外大使”和“新聞發言人”。
　　舉例來說，面對一些外交爭端或是國際誤解時，我們一貫的外宣手法是采取類似“隔空喊話”的方式，通過有關政府部門，或“嚴正聲明”，或“深表遺憾”，其實都屬隔靴搔癢，經過對方無數層“媒體看門人”的翻譯、刪改、解釋、重述，還未到達目標受眾，其核心信息早被改頭換面，或者失真損耗殆盡了。至於其傳播效果，更是無從談起。凡此種種，都是由於我們沒有被目標受眾所接受和信賴的“第三方代言人”（Third-party endorser）或者“信息二傳手”而造成的。在民意成型最易受影響的輿論整合階段，當地權威意見領袖對於一件事的定位和解讀，往往至關重要。海外知名的華人專家學者，因其學術研究的權威性和公信力，加上其語言溝通能力和文化背景知識，最容易在西方的語境和輿論中排疑釋惑，引導民意。這裏面，需要中國政府加強的，一方面是對於海外華人意見領袖的甄別、溝通和建立互信的工作；另一方面，就是要在世界範圍內，鼓勵和支持關於中國、中國政策和中華文化的學術研究工作。關於後一點，最可以仿效的成功例子， 非“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莫屬。以1億美金為起始資金，“蔣經國基金會”成立20多年來，成為世界上支持海外華人學者從事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堅強資金後盾，培養出一批活躍於國際學界的華人學術新銳和意見領袖。支持國內的學術研究當然重要，但是，從對外宣傳和國家形象工程的戰略角度來衡量，由國家或者私人慈善集團出面來直接資助海外的中國學研究，其長遠功效，既要高過著重文化普及的“孔子學院”項目，又要好於我們自己打造所謂的“國際媒體旗艦”計劃。
　　另外，這些“海不歸”人才，分布在世界各地，活躍在各行各業，其事業觸角深深滲透進整個國際社會和世界市場的脈搏當中。既象一個巨型的聽診器，又象一個超大的信息處理解碼器，他們往往能在第一時間、第一現場，以專家的視角和敏銳的直覺，收集、匯總、分析著不斷波動的民意信息，金融走勢，甚至國際戰略異動。很多他們的研究成果和結論意見，點面兼顧，客觀專業，既有很高的學術價值，也有重要的決策參考價值。但是，由於語言的隔閡，由於體制的限制，由於資金的短缺，這一龐大的海外華人智囊團資源，目前還基本處於閑置和荒廢的狀態；而他們的研究成果，特別是那些有關中國問題的研究、評判和建議，因為大多發表在非中文的刊物上，所以基本遊離於中文的公共空間和中國決策者的關註範圍以外。國內既沒有相關機構來負責組織和聯系這些“海不歸”們進行政策建言，目前國內的機構設置中也沒有現成的渠道來“外情內達”。當然，這裏所談到的學術研究，都屬於公開的話題，研究者所利用的也是公開的資源和信息，並不涉及任何有礙駐在國國家安全的情報收集工作。
　　無論從公眾外交的理論探索，還是從跨國、跨文化傳播的具體實踐上來衡量比較，中國都屬於後來者。雖有後發優勢，但在軟硬件基礎底子的比較上，都還顯得稚嫩薄弱。相比而言，美國在如何整合、利用海外人才智囊團上的一些做法，頗值得借鑒模仿。比如，由美國高端人才掌控的咨詢服務公司或智囊團機構，在過去的幾十年中，已經滲透到中國政治、商業、金融、娛樂業等領域的決策環節，形成了一定意義上的壟斷規模優勢。其跨國智囊咨詢機構，象麥肯錫，波士頓咨詢公司等高端政策管理咨詢公司，還有象美林證券，高盛投資銀行這樣的跨國金融機構，都在中國國內設有觸角很深的信息收集分析網絡；而且，其首席分析師、投資理財顧問，頻頻在中國各類主流媒體上露面、發聲，左右著中國普通投資者、甚至決策層在一系列重大經濟金融問題上的認知和判斷。另外，美國十大公關咨詢公司，象偉達公關，博雅公關，奧美公關等，在華都有十分成型和周到的服務體系，其分支機構遍布中國主要的大城市，不僅為美國客戶，而且也為中國客戶提供專業服務；與之相比，雖然美國是中國重要的貿易夥伴、中美間貿易摩擦不斷、中國產品形象危機頻出，至今卻還沒有一家中國的大型公關公司落腳美國，更談不上提供專業的咨詢和代理服務了。因此，每每中國產品在美國出現質量問題，美國媒體和輿論上基本上是一邊倒的譴責、聲討、貶低；從來沒看到中國的有關廠家出來解釋申辯，也沒有什麽第三方公關代理人。中國的整體形象被“妖魔化”化，中國的國家軟實力受損，幾乎是必然的了。
　　這些高端咨詢服務類的駐在機構，雖然表面上是各自為政，各為其主，但其客觀上聯成了一條高效率、高能量、高智商的公共外交戰線，分進合擊，遙相呼應，配合著美國國家的軟實力戰略布局。更重要的是，這些機構的存在，不僅是一個個聽診器和解碼器，而且還象是一塊塊吸盤和磁鐵，通過研討會、聽證會、論壇等公開活動，起到在當地網絡人才，招賢納士，整合專家資源和意見領袖庫的職能，從而為長期的戰略決策服務。相比而言，我們在美國的高端信息收集分析網，基本上是乏善可陳，或者說幾乎是處於空白狀態。就目前來看，還沒有一家中國本土的公關公司，智囊機構，或是政策咨詢機構，在美國設有相應的前沿根據地。雖然新華社的國外分社，以及使館有關機構，會兼帶有部分的信息收集和政策建議的職能，但其專業性、針對性、準確性上，肯定大打折扣。而且，這種不平衡、不對等、不專業，與中國逐漸崛起的大國地位，以及中美雙邊關系的重要性很不相稱。
　　隨著中國經濟發展和各項相關政策的配套完善，中國已經從過去的“人才凈流失”格局，開始向目前的“人才凈流入”階段迅速轉化。這是人心所向，大勢所趨。如何吸引海外人才，用好人才，為真正的“海歸人才”們創造順暢良好的發展生活環境，也已經成為了各級政府部門的執政要點和考核標準。只不過，中國未來的整體發展，不僅要著眼於如何引進來，還更要關註如何走出去。因此，從中國對外傳播和公眾外交的角度來看，如何利用好那些“海不歸”的人才，甚至比如何引進“海歸們”，還顯得急迫和重要。（收藏自 2010-10-06 《愛思想》網站，http://www.aisixia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