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8-29日，第十屆華人哈耶克學會年會在臺灣逢甲大學經濟學系舉行，人文經濟學會理事長茅于軾先生參會并做主題演講。下文為經鳳凰網大學問編輯發表的版本。

哈耶克在二戰結束的前一年警告大家不要犧牲自由走計劃經濟之路。可是還是有三分之一的人類選擇了計劃經濟，其代價是上億人口的死亡和不計其數的財產損失。中國是最典型的一個。

個人的自由不但能夠防止因資源錯配造成絕大的浪費，而且也是文化、思想、科學創新所必要。中國在硬實力方面腰桿已經硬起來了，但是在軟實力方面還是一個侏儒。

茅于軾：人文經濟學會理事長，天則經濟研究所榮譽理事長。代表作有《擇優分配原理》、《生活中的經濟學》、《誰妨礙了我們致富》、《中國人的道德前景》等。2012年，茅于軾獲得米爾頓·弗里德曼促進自由獎。

以下為精編內容：

中國經濟發展導致如今的自負

七十年前哈耶克發表了他的傳世之作《通往奴役之路》。1944年，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決戰正酣之時，出版了這本書。在戰爭勝利初見曙光的背景下，警告不要在勝利之后走向奴役，確實是非常有遠見卓識之舉。可惜的是哈耶克的警告并沒有喚起大眾的警覺，依然有全球三分之一的人口選擇了錯誤的道路，造成了生命財產的巨大損失。今天我們來紀念哈耶克，再次發出警告，能不能防止下一次的錯誤，還是沒有把握的。所以今天我們來紀念哈耶克是非常有意義的。

在這七十年中，雖然結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但是戰爭并沒有結束。接下來的朝鮮戰爭，國共內戰，美越之戰，都是傷亡上百萬的大戰。再以后大大小小的戰爭不斷，尤其是在社會主義陣營內發生的暴政導致在和平時期近億人口的非正常死亡，遠超過世界大戰的死亡人數，更是直接和不聽哈耶克的警告有關。有了這么多的經驗教訓，今天我們比七十年前聰明多了。全球再有幾億人口選擇計劃經濟道路的可能性越來越小。但是誤導人的理論還有相當大的市場，即使大規模返回計劃經濟的事情不大可能，但是在走向市場經濟的道路上不斷遭遇挫折，思想混亂，不知所宗，這在中國已經是一個現實問題。

眾所周知，中國的經濟改革取得奇跡般的成就。中國采取的是漸進式的道路，是通過混合市場和計劃的雙軌制方式取得成功的。由于雙軌制，老的制度和新的市場同時存在。計劃經濟時城市人口都是既得利益者，因為他們享受低價商品的供應。如果立刻取消計劃供應會遭到強烈抵制。雙軌制在轉變為市場制度中沒有人受損，改革的阻力較小。

這和蘇聯一步轉入市場經濟的休克療法不同。蘇聯的道路導致居民強烈不滿，經濟倒退，人民生活下降，長達約十年之久。由于經濟方面的成功，中國人相當自負，認為找到了通往富裕的普遍規則，可稱之為北京模式，堪與華盛頓共識相抗衡。的確，中國至今并沒有完全放棄哈耶克所反對的計劃經濟，還有五年規劃，大量資源的配置控制在政府手中，比如土地基本上是國有的，大約三分之一的產出是國有制的企業提供的。這些現象是不是說哈耶克的主張現在已經不適用了？這是我們紀念《通往奴役之路》發表七十周年不得不回答的問題。

中國的計劃經濟是徹底失敗的

新中國建國后執行了一條計劃經濟之路，在當時有遠超過一半的人都同意計劃經濟的道路，認為這條道路能更快地使中國富強起來。那時候中國是一個農業國。農業的產出很低，國家很窮。大家都認為中國要走工業化之路。1953-57第一個五年計劃就是按這個設想制定的。工業化就是用機器設備裝備各行各業。為了有更多的機器，就要先加強重工業，它是生產機器的行業。這就是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總思路。在執行中發現為了使工業化更快一些，重工業事先加強自己，這樣可以快上加快。結果是重工業自我服務的工業化路線，導致以后的二十多年中國人民的生活非但沒有改善，而是相反，弄到了吃不上穿不暖的極度貧困狀態，而且重工業受拖累于商業和農業的嚴重不相匹配，它本身也沒有實現快速發展。當時只有極少數的經濟學家反對突出重工業的工業化道路。馬寅初就認為不協同發展農業和商業，工業也不可能得到發展。但國家計委的人譏笑馬寅初提倡的是團團轉經濟學，他們否認經濟各部門的相互依賴性，認為突出一門，單刀獨進能夠成功。

當時還認為，為了工業化需要最初的投資。資金從哪里來？只有節衣縮食一條路，把降低生活所節約的錢用于工業化的初始資金，聽起來也是很合理的。所以解放后的三十年一直是“先生產，后生活”。人口從1950年的5.3億增加到1978年的9.6億，可是新建的住房極少，住得擁擠不堪。不但很少吃到肉，連起碼的糧食都嚴重不足。這條計劃經濟之路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都是徹底失敗的。

相反，改革后既沒有提倡工業化，也沒有節衣縮食，我們講的是市場化。結果是生活節節提高，工業化也在不知不覺中實現了。1958年大躍進的鋼產量指標是1070萬噸，到1978年文革結束時是3200萬噸，如今達到了八億多噸，超過全世界其他各國之和，這應該說是完成了工業化。確實是一個驚人的奇跡。為什么聽起來很合理的工業化道路會失敗，至今并沒有認真總結，還有許多人不懂得自由市場的優越性。

計劃本身并沒錯，只是政府判斷會出錯，企業家比政府更接近現實市場

計劃經濟之所以錯誤，是因為從長遠看，作為一種制度性安排它必定是效率低下的，會導致全社會的貧困化，甚至導致巨大的人間災難。中國改革前的三十年最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但是這并不等于一切計劃都錯了。特別是計劃做了本該市場做的事，計劃并不錯。市場經濟的原教旨主義者認為市場都是對的；計劃都是錯的。它不以是否有效率來判斷是非。中國在改革初期，允許私營經濟存在和發展后，急需基礎設施的服務，如交通，通訊，電力。這些行業私營經濟也能夠提供，但是由于高昂的交易費用。籌資，建設，收費等方面的問題，全靠市場合約的達成，會很費時間。所以基礎設施的滯后往往成為阻礙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印度，埃及，菲律賓和許多非洲國家的經驗都說明這一點。他們無一不在基礎設施的落后上，幾十年解決不了而拖了后腿。但是在中國由于強勁的政府投資，基礎設施沒有阻礙經濟成長。在中國沒有電力供應不足，沒有交通設施的落后，也沒有通訊費高不可攀。因為政府做了本該由市場做的事，所以計劃并不錯。

在經濟遠離均衡狀態時，缺什么，很容易做出判斷。誰都知道印度缺電，缺交通。但是在接近均衡狀態時，缺什么，余什么，絕不是容易判斷的。政府會做出自己的判斷，并以此作為制定經濟計劃的基礎。但是政府的判斷未必正確。企業家也會做出自己的判斷。企業家的判斷往往比政府更接近現實。這時候政府所做的判斷和以此所做的計劃就會出問題。中國的經濟已接近于均衡，此時政府的判斷往往會脫離實際。最近報道的許多地方政府搞的開發區項目變成了鬼城，大量空置的樓房找不到客戶。還建了利用率很低的高速公路，大而無當的機場等，都是例子。所以對中國這樣接近于均衡的經濟，再搞計劃經濟是會要犯錯誤的。

沒有鄧小平胡耀邦，“高尚而純粹的革命”還會傷害更多的人

我認為哈耶克的警告遠不止于防止計劃經濟的禍害，更重要的是關于個人自由的重要性。這本書中所講的“奴役”就是以各種理由干涉個人的自由。這種理由都是十分美妙動聽的，如建設一個沒有剝削，各取所需的社會；打倒一切人與人不平等的制度；窮人要解放；奴隸們起來掙脫身上的枷鎖。這些口號非常有誘惑力，特別對于處于社會底層的人們（他們往往是大多數），因而能夠得到多數人的響應。可是這條人人平等的道路終點卻是一個地獄。

在過去的七十年中世界各國追求絕對平等的運動無一不是以這樣的終點來結束的。以中國改革前的歷史來看，毛澤東的初衷就是要橫掃舊世界一切不平等的制度。他認為壓迫窮人的是有錢有勢的人。有錢的人就是地主資本家；有勢的人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后來還感到有學問的人也讓底層人士感受壓力，所以也要打倒反動學術權威。這些人就是文革中革命的目標。這樣高尚而純粹的革命運動很受大多數人的歡迎。就算有人不贊成，因為沒有占領道德的高地，也無力反抗。但是十年文革的結果是社會的精英都被打倒，社會變成了無序的混沌體，很難有發展的機會。等到人們覺悟的時候已經太晚。要不是毛澤東去世，鄧小平，胡耀邦等人力挽狂瀾，這條錯誤的路線還會傷害更多的人。

中國缺少階層垂直流動，因為特權阻礙

事實上人們追求自由，也追求平等。而這兩個目標從絕對的意義上是互相矛盾的。給人以自由的結果，個性得到充分發展，人與人在收入、地位、權勢方面都會有差別。我們所能夠做的是限制這個差別的過于擴大，而不是完全消滅這種差別，去建立一個絕對平等的社會。絕對平等的社會是一個烏托邦社會，最終是一座地獄。我們的目標應該是一個有缺點但是能夠不斷改善的社會，而不是一個理想的無缺點的社會。在收入方面，追求一個人人平等的制度恰恰是錯誤的，收入必須有差別，吃大鍋飯是沒有效率的。好的收入分配不是人人平等，而是差距不太大，更重要的是有充分的垂直流動性，低收入階層的人有暢通的渠道進入中高收入，沒有特權的阻礙。這一點恰恰是當前中國所缺少的。

個人自由能有效創造財富，提高中國軟實力

哈耶克這本書的一個核心思想是自由。反對計劃經濟，因為它侵犯了普通公民的自由。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有計劃制定者和計劃執行者，后者服從前者的命令，于是社會劃分為權勢者和勞動者。后者因為要聽從前者的安排，失去了自行選擇謀生的自由。計劃經濟時，特別是在文革中有大量職業錯位的事例。讓工人組織的工宣隊接管大學，軍隊組織的軍宣隊接管工廠，知識分子去種地，工人上大學，做研究，不但違背了個人自由，也因優勢錯位造成社會生產力大幅度下降。財富的創造不是光靠勞動，而是要“人盡其才，物盡其用”。勞動如果違背了這一條不但不創造財富，還會消滅財富。計劃經濟時代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像大練鋼鐵，上山下鄉，深挖洞，三線建設都是巨大的浪費。如果有個人的自由這些事都不會發生。

個人的自由不但能夠防止因資源錯配造成絕大的浪費，而且也是文化、思想、科學創新所必要。中國人口占全球的19%，但是幾千個獲諾貝爾科學獎的科學家中沒有一個土生土長的中國人。芝加哥大學一個學校就有七十多個諾貝爾獎獲獎者。這樣的對比太令人吃驚了。這并不是因為中國人太笨，而是因為沒有自由思想。中國在硬實力方面腰桿已經硬起來了，但是在軟實力方面還是一個侏儒。比如很少有人愿意移民來中國，倒是中國人大批移民去發達國家；在國際形象中中國稱不上是一個幫助被壓迫人民的，主持正義的力量，倒是常常助桀為虐，把叛逃專制壓迫的人送回虎口。

我們需要人人平等的自由

自由必須落實到個人，而且是人人平等的自由。沒有誰的自由比別人的更重要。資產階級的自由化是人人平等的自由；無產階級的自由化是特權者的自由。這二者互相沖突。為了維護特權者的自由統治者不斷打壓資產階級自由化。但是百姓還是喜歡人人平等的自由。所以打而不絕。現在肅清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聲音越來越小了，大概也想明白了。

提倡自由的眾多人中哈耶克既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后一個。為什么有這么多的人提倡自由？因為妨礙個人自由的力量太大了。個人自由本來是天賦的，與生俱來的。它不需要別人付出代價，社會成本為零。之所以有人反對，是因為特權者想通過侵犯他人的自由獲得額外的權利。特權就是這樣得以維持。

馬克思認為雇傭關系造成了剝削和壓迫，其實如果雙方都是平等自由的人，誰也不能控制對方，剝削無從發生。倒是特權產生了剝削和壓迫。因為特權者能夠能控制你而不受制裁。特權在中國是一個特別嚴重的問題。政治上和經濟上的特權無所不在，極大地妨礙中國整體上的進步。

全世界提倡自由的諸多人物中，像貝多菲，洛克，阿瑪提亞.森，等人都是外國人。中國還沒有一個對自由理論作出突出貢獻的人，我們的傳統文化中雖然也有自由的基因，但因受皇權的抵制從來沒有獲得發展的機會，所以我們爭取自由的斗爭格外艱難。世界上的獨裁者都想把百姓訓練成死心塌地跟隨主子的奴隸。其方法就是控制思想，打壓言論自由，制造恐怖，不讓有獨立思想的人說話，甚至偽造歷史，隱瞞真相，顛倒是非。所以一個政權如果想控制百姓的思想，很可能是一個對百姓有危險的政權。如果人民有自由選擇的機會，絕不會選一個限制自己自由的政權，絕不會同意把自己納的稅款養一批人來限制自己的自由。

哈耶克的這本書發表七十年來全世界追求自由的運動有了巨大的進展。但是發展是很不平衡的。拿中國的情況來看，改革以后情況有了根本性的改善。不但中國百姓有了相當大的經濟自由，在政治上自由的擴大也絕非過去所能想象的。但是離開真正的自由政治還有相當大的距離。我們還要不斷努力。(2015-09-15 民初思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