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應該一提的不同之處是,不足和有余所產生的心理現象。人類最初的狀態是不足的狀態,有些迫切的需要,是必須先予以滿足的。惟有當這些基本的需要獲得滿足,並且還剩下時間和精力時,文化才能發展。自由(或自動自發的)的行為永遠是有余的現象。弗洛伊德的心理學是一種關於不足的心理學。他給快樂所下的定義是,由於令人痛苦的緊張被消除了,而產生的滿足,在他的系統中,有余的現象——如愛與溫柔——實際上是毫無地位的。他不僅疏忽了這個現象,而且對這個現象了解有限。例如,弗洛伊德對性的觀察,只看到了心理強制的這個因素,對性滿足的觀察,也只看到了令人痛苦的緊張和消除。在他的心理學中根本沒有註意到,性沖動也是一種有余的現象,性快樂也是一種自動自發的歡愉——其本質並非消極地解除緊張。對於了解文化中的人性基礎,一般人所采用的解說原則有以下三種。

一、“心理的研究方法”,這也是弗洛伊德的思考特點。這種方法認為,文化的現象是產生於心理的因素,而心理的因素則是由本能沖動所產生的,並且,惟有當這些本能沖動受到某種程度的壓制時,這些本能沖動才受到社會的影響。根據這種解說,弗洛伊德派學者認為,資本主義是肛門情欲的結果,而早期基督教的發展是對父親幻象的雙重矛盾的結果。(參考E.Fromm著“The Dogma of Christ)” 

二、“經濟學的”研究方法。根據這種看法,主觀的經濟利益是文化現象的起因。 

三、“理想型的”研究方法,其代表者是韋伯所作的分析。他認為新的宗教理想對一種新的經濟行為的發展,和一種新的文化精神,是有影響的。雖然他也強調,這種行為並非完全是受教義的決定。 

和這些解釋正好完全相反的是,我們認為意識形態和文化是產生於社會人格;而且,一個指定社會的存在形式又決定社會人格;在另一方面,主要的人格特征又成為有創造性的力量,這種創造性的力量又決定社會的演變過程。拿新教和資本主義的問題來說,我曾試圖指出,中古社會的瓦解,威脅了中產階級,這種威脅又導致一種無權力的孤獨和懷疑感;而此種心理上的改變是路德和加爾文教義所以能吸引人的原因;同時,這些教義加強了和穩定了人格的改變;而且,這些人格特性又在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中,成為有創造的力量,於是導致經濟與政治的改變。 

至於法西斯主義,也可以用同樣的解釋原則來說明之。中下階層對某些經濟改變(例如壟斷事業之日益強大和戰後的通貨膨脹),產生了反應,而某些人格特征也隨而增強——這些人格特征性包括有:虐待狂和被虐待狂;納粹的意識形態一方面可以引起這些特征的喜歡,一方面也加強了這些特征;於是,新的人格特征變成有效的力量,幫助德國帝國主義的擴張。從以上的兩個實例中,我們可以看出,當某一階級受到新的經濟傾向的威脅時,它便在心理上和意識形態上,對此一威脅產生反應;同時,由此種反應而產生的心理改變,又促進了經濟力量的發展,即使這些力量與該階級的利益是相沖突的。我們發現,經濟的、心理的、和意識形態的力量是像下面這樣地發生作用的:人對改變中的外在環境起了反應,改變了他本身;同時,這些心理的因素又幫助決定經濟與社會演變的過程。經濟力量是有效的,但是我們必須了解,經濟力量不是心理動機,而是客觀的條件。觀念是有效的,但是,我們要知道,觀念是根源於一個社會團體的整個人格結構中。盡管經濟的、心理的、和觀念的力量是互相依賴的,他們仍然擁有某種程度的獨立。例如經濟的發展要依賴客觀的因素(如:自然生產力、技術、地理因素等),但是經濟的發展仍然是按照它自己的律則來進行的。心理的力量固然是受外在生活環境的影響,但是,它也擁有其自己的動態力量。 社會人格是產生於人性對社會組織的動態適應。改變中的社會環境導致社會人格的改變;換言之,就是導致新的需要和焦慮。這些新的需要又引起新的觀念,同時使人們接受這些觀念。在另一方面,這些新觀念又傾向於穩定和加強新的社會人格,和決定人的行為。換言之,社會環境通過人格媒介,影響意識形態的現象,人格並不是消極適應社會環境的結果,而是一種動態適應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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