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局性不可靠，無法用上一節說的文本各部分對比沖突來判斷。 而必須靠接收者的認知決定其不可靠性。認知的標準，是文化訓練給“解釋社群”的一套價值規約。由此，我們可以把全局性不可靠分成幾種：

第一種：再現者非常人，而是小丑、瘋子、無知者，極端自私者，道德敗壞者，偏執狂之類，在意義能力與道德能力上，低於解釋社群可接受水準之下。其經典例子，是羅伯特·布朗寧（Robert Browning）的詩《我已逝的公爵夫人》(“My Last Duchess”)：公爵在畫室中向使臣展示已逝公爵夫人的畫像，介紹了她的性格，但是用了各種例子顯示公爵夫人“隨便”的個性：“太容易感動，她看到什麽都喜歡”，她把“我賜予她的九百年的門第同任何人的贈品並列”，公爵討厭她所有的一切，認為她的行為有損貴族的身份，聲稱“自己絕不會屈尊去譴責這種輕浮舉止”。於是公爵下了命令：“她的一切微笑停止了”。從公爵的介紹中讀者構建了公爵夫人的形象，善良、熱情、充滿活力，讀者不同意公爵的偏執，這樣，隱含作者對敘述者的意義及價值分歧。

與勃朗寧的傲慢公爵正成對照，“天真”恰恰是可靠的標記。他們的不可靠性往往是局部的。典型例子是《赫克貝裏.芬歷險記》。例如《哈克貝里‘芬歷險記》，敘述基本上是可靠的，可靠的原因恰恰是這個流浪兒童的無知。此外，即使敘述者不兼人物，也就是說不現身，無性格可言，敘述也照樣可以不可靠，上面舉的卡夫卡諸作品，就是佳例。例如《塵埃落定》，敘述者是“傻瓜”，但是他對於重大事件，往往比正常人清醒。

與道德“差距”正相反，智力上與“社會認可”水準的差異，反而是敘述可靠的標記，作品用智力上成問題的人物作敘述者，往往就預先埋伏了這樣一個判斷：被“文明社會”玷汙的智力與道德敗壞共存，現代社會文明過熟，文化不夠者反而道德可靠。因此，半文盲流浪兒，鄉鎮理發匠(王蒙《悠悠寸草心》)，妓女(老舍《月牙兒》)，甚至動物(夏日漱石《我是貓》)都可以成為比較可靠的，即比較能體現隱含作者價值觀的敘述者。

第二種：信息不清，各部分用不同方式不可靠，但是找不到糾正點。這種局面，往往被稱為”羅生門格局“（Rashmon Structure）。此語源自黑澤明從芥川龍之介的短篇小說《莽叢中》改編的電影。強盜、妻子、丈夫的鬼魂都卷入了關鍵的殺人事件，三個人的講述很不相同：在強盜的講述中，受辱後的女人要求兩個人必死一個，經過激戰，強盜殺死男人，女人逃走；在女人的懺悔中，她受辱後遭到丈夫的蔑視與憎惡，決意去死，但也要丈夫死，她殺了丈夫後，自己卻沒了勇氣自殺；在丈夫的鬼魂的講述中，受辱後的女人聽從強盜的花言巧語，要和他走，臨走時要求強盜將丈夫殺掉，強盜反將女人踢倒在地，並問丈夫如何處置，女人趁機逃掉，強盜也離去，傷心的丈夫自盡身亡。這樣的故事沒有糾正點，因為我們不知道哪一部分文本是可靠的。

李洱的小說《花腔》也是個好例。小說以三個當事人談主人公葛任（看來以瞿秋白為原型）。白醫生的敘述是不可靠的，他的受述者是將他俘虜的國民黨范將軍，他明白自己萬一言辭不當, 就會有性命之虞；文革中，勞改犯趙耀慶面對審查組，話語更顯得荒誕。范將軍的講述時間已是2000年，此時已搖身變成“著名法學家”，在火車上向記者講述與葛任之死：講述者冷漠而調侃，講述殺害葛任的殘酷歷史。讀者不會認同這三個敘述者，但是對不可靠的糾正點不在文本之中，而在認知對隱含作者的建構中。整部《花腔》都在向我們暗示：歷史的本來涵義之一就是說謊，就是耍花腔。整個文本沒有糾正點，但是讀者明白三個敘述者都在耍“花腔”扭曲歷史。

現代小說另一種常用的辦法是限制敘述者的視界，包括第三人稱敘述這的視野。由於這種方法可用於第三人稱敘述者，其應用就更為廣泛。卡夫卡的作品，如《變形記》、《審判》或《城堡》，敘述者對發生在主人公身上的各種事件沒有提出任何解釋性評論，似乎完全沒有能力解釋，無糾正點，使文本無法可靠。

第三種：文本中出現可靠部分，但是糾正無力。意識形態的傳達壓力，使1950-1980的中國當代文學“不應當”有不可靠敘述，但是許多被批判的作品，卻往往是因為敘述不可靠，當代文學中挨批判的小說，實際上都是不可靠部分過於生動吸引人，最後“糾正無力”，大面積局部不可靠轉變成全面不可靠。

1950年，開國第一年，《人民文學》第3期以“新年號”的特地刊出了蕭也牧短篇小說《我們夫婦之間》。一對夫妻，丈夫為知識分子出身，妻子貧農出身，在軍工廠當工人。到北京後，丈夫思想起了微妙變化，嫌妻子“土”，與新環境不協調。於是夫妻有了裂痕。“我發覺，她自從來北京以後，在這短短的時間裏邊，她的狹隘、保守、固執越來越明顯……”但是在相當長的篇幅裏，“我”對貧農妻子的“土氣”的觀察很生動，因此小說在相當部分中是“不可靠”的。最後，事實教育，使“我”認識到妻子是對的，自己則“依然還保留著一部分很濃厚的小資產階級的東西”。整部小說的價值觀是頌揚貧農，已經“糾正”前面“我”沒有覺悟時的不可靠敘述，所以文本是可靠的。

但是這篇小說的命運奇特：起先是廣受歡迎，聲譽鵲起；翌年6月，輿情突變，一躍而為文壇頭號批判對象。馮雪峰帶頭批判：“作者……是一個最壞的小資產階級分子！” 這原因，是局部不可靠延長的時間太長，糾正無力。作品整體歸納出來的隱含作者，顯然與敘述者的“最後立場”一致的，但是敘述“不可靠”部分過長，沒有得到令人信服的糾正，破壞了全文的可靠性。

另一個糾正無力的例子是方紀1957年引起大規模批判的小說《來訪者》。說故事的是一個拒絕思想改造的墮落知識分子康敏夫，追求一個女演員，其自述經過讓人“又激動又疲倦，像個不祥的夢。”。當年，此小說遭批判的原因是：“作者”同情墮落知識分子，這個“價值觀問題”屬於隱含作者，而不是作者。文本大部分的敘述者不可靠。故事的結局是康敏夫自願加入右派分子隊列去勞動改造，此“糾正”實在無力，更加深了文本之不可靠。

第三種有個變體：大半文本已經落入不可靠，最後的糾正來得過晚。魯彥的小說《菊英的出嫁》，描述了整個隆重出嫁的過程，最後才交待，這場婚禮實際上是 “冥婚”。小說的敘述者和隱指作者的價值觀相違背，敘述者對這個婚禮充滿了情感，一步步描寫的非常細膩，隱指作者的價值觀則反對這種裝模作樣的“冥婚”。克里斯蒂的（Agatha Christie）《羅傑殺人案》（The Murder of Roger Ackroyd）也是這種糾正過晚的典型。“我”羅傑是本地醫生，幫助波羅破案，但是最後“我”被發現正是謀殺犯。

6. 局部不可靠及其“糾正方式”

另一種不可靠方式，是局部不可靠。此種不可靠並不一定會延展到整個文本，經常可以在整體可靠的敘述中，看到個別詞句，個別段落，文本個別部分表現出“局部不可靠”。這樣的話，再現者就會一會可靠（與隱含作者價值觀一致）一會不可靠（與隱含作者價值觀不一致），或這一部分的再現者可靠，對比出那一部分的再現者不可靠，從而造成文本各部分意義和價值的變化和對照。這種情況，實際上非常多見，由於有文本內對照，這種不可靠識別起來比較容易：可靠部分成為“糾正”不可靠部分的鑰匙。但是我們仔細分析下去，就可以看到，這種“不可靠之糾正”依然需要讀者的認知判斷。

 尤其是在當代多媒介文本中，再現者要在被各種媒介裂開的文本中，謀求自始至終的一致性，變得很困難。局部不可靠是不可靠敘述變得很覆雜的原因，但是至今沒有讀到敘述學者討論局部不可靠這個問題。許多學者討論這個問題，明顯把局部性與全局性混為一談。

 第一種局部不可靠，是評論不可靠。例如《紅樓夢》敘述者並非不可靠，小說的敘述者與隱指作者的價值觀一致，都與封建社會儒家主流意識形態沖突，都在尋求超脫世俗之途。但是這部小說有許多局部不可靠。一系列評論與隱含作者價值觀沖突。例如第二十九回：“原來寶玉生成來的有一種下流癡病，況從幼時和黛玉耳鬢廝磨，心情相對，如今稍知些事，又看了些邪書僻傳，凡遠親近友之家所見的那些閨英闈秀，皆未有稍及黛玉者，所以早存一段心事，只不好說出來”（著重號是筆者加的）。

 《紅樓夢》的隱含作者對寶玉黛玉的戀愛抱同情的態度，而《紅樓夢》敘述者卻不一定保持這個態度，他常用“反話”評論來取得一種平衡。如此評論，我們可以稱之為反諷式評論，它是評價性評論的一種亞型。一般的評價性評論是解釋意義與價值的手段，而反諷性評論就很明顯地暴露主體各成分之間的分歧，使主體的分化變成分裂。此種局部不可靠數量達到一定程度，敘述者就在一定程度上不可靠。

 《紅樓夢》的最早期評者就已經發現這個情況。戚蓼生在《石頭記序》說：“第觀其蘊於心而抒於手也，註彼而寫此目送而手揮，似譎而正，似則而淫……寫閨房則極其雍肅也，而艷冶已滿紙矣；狀閥閱則極其豐整也，而式微已盈睫矣；寫寶玉之淫而癡也，而多情善悟不減歷下瑯琊；寫黛玉之妒而興也，而篤愛深憐不啻桑娥石女”。戚蓼生已經看出《紅樓夢》的敘述經常是“所言非所指”：敘述者的話與小說價值取向 (也就是隱含作者)不一致。

 局部不可靠在所謂“事實性”敘述中也會出現。在新聞與歷史這類文體中，不可靠文本不太常用，因為會導致隱含作者面目模糊。哪怕出現不可靠的部分，文本會盡快予以糾正。例如這樣一段報道：“針對網友質疑雲南紅河州政府大樓“奢華”，紅河州委宣傳部長表示，州委、政府等5棟建築加市民公園，總共才花4億多，比預算少花近12億元。”此段敘事不可靠的關鍵，是用了一個“才”字。下面的報道，就在這個字上做出符合隱指作者價值觀的糾正：“實話說，此種‘節儉說’並不離譜：在國內，政府大樓極盡奢侈，已是蔚然成風，算不上什麽新聞；而政府樓稍顯簡陋，便能引起輿論追捧。”。[20]這條新聞的局部不可靠，沒有破壞整體可靠性：就記者的表述來說，文本全篇敘述是可靠的。

第二種：文本各部分意義互相沖突，但是只要某個部分可靠，就能成為糾正點。這種不可靠的經典例子，是福克納的《喧囂與憤怒》，其四個部分，分別由四個敘述者敘述，頭上三部分都是缺乏責任能力的自殺者、白癡、極端自私者的自白。第四部分轉為第三人稱敘述，從一個黑人女仆的視角回憶並觀察事情的前前後後，語調平靜的文本，使我們明白黑人仆婦的觀察，比其他三人可靠程度大得多。而這種對比指明了隱含作者的意義和價值，與敘述者一致。

 莫言小說《檀香刑》的“鳳頭”部分以媚娘、趙甲、小甲、錢丁四個敘述者的敘述構成，四個敘述者有著完全不同的敘述語調。前三者都不可靠，媚娘是農村婦女，知識不可靠；趙甲是變態的職業劊子手，道德不可靠；小甲腦子不好，智力不可靠。第四個敘述者錢丁是官老爺，相對客觀冷靜一些，比前三個敘述者可靠一些，最後這部分敘述成為糾正點。

 第三種：最後得到強力糾正的不可靠。局部不可靠最後得到糾正，整個文本就依然是可靠的。敘述語調對比。成長小說，覺悟小說，上半段常有不可靠，成長後加以糾正。《月牙兒》描寫少女時的戀愛時，語句不可靠。第一人稱敘述者看透人世後，這些語句顯得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