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以為是在同一個惡魔談話哩，就帶點嚴峻的口氣責問他為什麼喜歡打仗。

“你知道嗎？我是個無國籍的人，”他接著又重復一遍，“無國籍。我媽媽是個白俄舞女，（隨說隨在胸前劃了個十字。她可能已不在人世了。）我爸爸嗎？（他猴子般地聳了聳肩頭，然後攤開雙手。）不知道。他也許是個美國水兵，也許是個挪威商人。反正我是無國籍。現在我要變成一個有國籍的人。”

“怎麼變法？”他肯於這麼推心置腹，使我感動了。於是，對他也同情起來。

“平常時期？沒門兒。可是如今一打仗，法國缺男人。他們得召雇傭兵。所以，（他用一條腿作了個天鵝獨舞的姿勢。）我的運氣就來了。船一到馬賽，我就去報名。”

我望著印度洋上的萬頃波濤，摹想著他——一個無國籍的青年，戴著鋼盔，蹲在潮濕的馬奇諾戰壕裏，守候著。要是征求敢死隊，他準頭一個去報名，爭取立個功。

然而踏在他腳下的並不是他的國土，法蘭西不是他的祖國。他是個沒有祖國的人——

1949年初，我站在生命的一個大十字路口上，做出了決定自己和一家命運的選擇。

其實，頭一年這個選擇早已做了。家庭破裂後，正當我急於離開上海之際，劍橋給我來了一封信：大學要成立中文系，要我去講現代中國文學。當時我已參加了作為報紙起義前奏的學習會，政治上從一團漆黑開始瞥見了一線曙光。同時，在國外漂泊了七年，實在不想再出去了。在楊剛的鼓勵下，就寫信回絕了。

1949年3月的一天，我正在九龍花墟道寓所裏改著《中國文摘》的稿子，忽然聽到一陣叩門聲。哎呀，劍橋的何倫教授氣喘籲籲地來了。他握住我的手解釋說，是報館給的地址。然後坐下來，呷了一口茶，才告訴我這次到香港他負有兩項使命，一個是替大學采購一批中文書籍——他是位連魯迅這個名字也沒聽說過的《詩經》專家，另一項是“親自把你同你們一家接到劍橋”。口氣裏像是很有把握。他認為我那封回絕的信不能算數，因為那時“中國”（他指的是白色的中國）還沒陷到今天的“危境”（指的是平津戰役後國民黨敗潰的局面）。他估計我會重新考慮整個問題。

在劍橋那幾年，這位入了英籍的捷克漢學家對我一直很友好，我常去他家吃茶，還同他度過一個聖誕夜。他一邊切著二十磅重的火雞，一邊談著《詩經》裏“之”字的用法。飯後，他那位曾經是柏林歌劇院名演員的夫人自己彈著鋼琴就唱了起來。在她的指引下，我迷上了西洋古典音樂。

可是當時他所說的“危境”正是我以及全體中國人民所渴望著的黎明。我坦率地告訴他說，我是個土生土長的中國人，中國在重生，我不能在這樣時刻走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