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聖經》中有一段敘述人類被攆出天堂的神話,這段神話很明顯地說明了人與自由間的這種基本關系。

 這段神話認為人類歷史的開始與一項選擇行為是同時發生的,但是它強調的是這個首次自由行為的罪惡及因此罪惡而產生的痛苦。在“伊甸園”中,男人與女人,人與自然,和諧地相處在一起。那裏一片安寧和平。也不必工作。在那裏,沒有選擇,沒有自由,也沒有思想。男人不得吃智果。他違反了上帝的命令,他突破了與自然合而為一的諧和狀態。從代表權威的教會的觀點而言,這是本質上的罪惡。然而,從人類的觀點來看,這是人類自由的開始。反抗上帝的命令表示使自己從高壓強制中解脫出來,表示由無意識的人類史前生活,升華到人的程度、反抗權威的命令——犯了罪——就其積極的人性一面而言,是第一項自由行為,質言之,就是第一項“人”的行為。在《聖經》的這段神話中,就其正面而言,人所犯的罪是吃了智果。作為一項自由的行為而言,這種反抗的行為則是理性的肇始。這段神話還談到此首次自由行為的其它後果。人與自然之間原有諧和狀態破裂了。上帝宣告男人與女人之間的戰爭,及自然與人之間的戰爭。人脫離了自然,由於變成了一個“個人”,而朝著做人的方向,邁進了第一步。他已做出了首次的自由行為。這段神話強調這次行為所導致的痛苦。由於想超越自然,想脫離自然及其他的人類。使他裸露,使他覺得羞恥。他是孤獨而自由的,但也是無權力和恐懼的。新獲得的自由顯然像是一個天罰;他脫離天堂的可愛的枷鎖,獲得了自由,但是他卻不能自由地去管理自己,去實現他的“個人人格”。

 “解脫”與積極的自由,亦即“自由而為”是不一樣的。人之脫離自然乃是一項漫長而延續的過程;大體而言,他多少仍與他已脫離的世界維持關聯;他仍是自然的一部分——他居住的土地,以及那日、月、星辰。還有那樹木與花草,動物與人群,都和他有著關系。原始的宗教證明人之與自然為一體的想法。有生命的和無生命的自然,是他的人性世界的一部分,換言之,他仍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

 這種原始關系阻止了人類的充分發展人性;這些原始關系阻止了人類理性與批評能力的發展,這些原始關系使人們只有透過家族,社會或宗教的社會的媒介,才能發現自己和他人,而不能以人的身份,來發覺自己和他人。換言之,這些原始的關系妨礙了人的發展,使他不能像一個自由、自決而有生產性的個人般的發展。但是,這不過是就一方面而言,就另一方面而言,這種與自然、家族、宗教的同一性,使個人有安全感。他屬於而且根深蒂固地生活在一個有組織的整體中,在這個整體中,他擁有一個無可懷疑的位置。他可能受到饑餓或壓迫的痛苦,但是,他不會受到所有痛苦中最痛苦的一種——那就是全然的孤獨與懷疑。

 我們看到,人類日漸獲得自由的過程,與個人生長的過程。有著相似的辯證性質。一方面,這是日益增長力量與統一的過程,這是日益可以控制自然,增長理智,日漸與其他人類團結的過程。在另一方面,這種日益個人化的過程,卻意味著日漸的孤獨、不安全,和日益懷疑他在宇宙中的地位,生命的意義,以及日益感到自己的無權力及不重要。

 如果人類發展的過程是諧和的,如果這個過程是按著某一計劃而進行的,那麽此種發展的雙方面——日益增長力量及日益個人化——就會完全地平衡。但是,事實上,人類史就是沖突與奮鬥的歷史。在日益個人化的過程中,每進一步,人們便遭到新的不安全的威脅。原始的束縛一旦被割斷了,便不會修覆;一旦喪失了天堂,人就不能重返天堂。只有一個可能的,有生產性的辦法,可以解決已個人化的人與世界的關系,那就是:他積極地與所有的人團結起來,以及他自發自動的活動——愛和工作——藉著這種辦法,而不是藉著原始的關系,以一個自由而獨立的個人身分,再度把他與世界連接起來。

 然而,如果人類個人化過程所依賴的經濟,社會與政治環境(條件),不能作為實現個人化的基礎,而同時人們又已失去了給予他們安全的那些關系(束縛),那麽這種脫節的現象將使得自由成為一項不能忍受的負擔。於是自由就變成為和懷疑相同的東西,也表示一種沒有意義和方向的生活。這時,便產生了有力的傾向,想要逃避這種自由,屈服於某人的權威下,或與他人及世界建立某種關系,使他可以解脫不安之感,雖然這種屈服或關系會剝奪了他的自由。

 自中古時代結束以來的歐、美歷史,就是個人“脫穎而出”的歷史。這個過程始於意大利文藝覆興時期,到了現在,似乎已達到巔峰狀態。足足用了四百多年的時間,人們才拆毀中古世界,掙脫了最明顯的種種約束。但是,雖然在許多方面,個人已成長了,神智與情緒方面都有所發展了,而且在文化方面獲致空前的成就,但是“解脫”與“自由而為”之間的差距也增長了。在歐洲,解脫任何束縛與不能積極實現自由及個人化,這兩者之間不均衡的結果,導致一場恐慌的對自由的逃避,有的逃入新的束縛中,有的則至少變得完全漠不關心。

 筆者打算從分析中古時代及近代初期的歐洲文化,來開始研究自由對現代人的意義。在這段時期,西方社會的經濟基礎發生劇變,同時,人的人格構造也隨著發生同樣的劇變。接著,一種新的自由概念發展出來,這種概念在新的宗教理論中,予以表達出來。現代文化的基礎建在此一時期,是故,如欲了解現代社會的自由,必須從此時期開始,因為此一現代人形成階段,較以後任何時期更明顯地使我們可以認清自由的曖昧意義;即是:一方面人日漸地脫離外在權威而獨立,而在另一方面,個人則日益感到孤立,結果,感到個人無足輕重與無權力。研究人格構造新因素的起源,可以增加我們對這些新因素的了解,因為從根本上來分析資本主義與個人主義的基本特點,我們就可以把這些特點,與不同於西方的一種經濟制度及一種人格,加以對照比較。這種對照比較可使我們更為了解現代社會制度的許多特點,以及此一現代社會制度如何塑造生活於此制度中的人們的個性構造,和更進一步了解由於此種人格改變而產生的新精神。

在下一章中,讀者可以發現,經過詳細地分析過後,宗教改革時期,和現在有很多類似之處。事實上,盡管這兩個時期有許多明顯的差異,但是,在自由的曖昧意義方面,自十六世紀以來,可能沒有任何一個時期,像宗教革命時期,更類似我們這個時代。現代民主制度的人類自由與自治的觀念,都是產生於宗教改革的時期,然而,人們雖然強調這一點——尤其是在非天主教國家——但是,卻忽略了另一面,就是:對人性的邪惡,個人之不重要與無權力的強調,以及對個人想要服從外在權威的強調。個人無價值的觀念,個人之在根本上不能自立,以及個人之需要服從外在權威,這一切也是希特勒理論的主題,可是,希特勒理論的主題卻不強調自由與道德的原則,而自由與道德的原則卻是新教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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