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宣揚:愛與美:與程抱一的對話錄(3)

西方中世紀末的這種情形與我們在從中世紀到現代社會的過渡期所看到的情形,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社會的範圍越來越擴大,同時卻又越來越隱匿,而社會的各個具體分工領域,也對不同的職業和行業的人們來說,逐漸產生一定程度的疏遠感。於是,人們不再相互熟識,工作、休閑娛樂和家庭生活都變成了相互獨立的活動。男人和女人都追求私人生活,為了達到這一目的,他們堅持要求有更大的自由去選擇(或至少感覺他們在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其結果,導致一種極其矛盾的生活狀態:他們退入家庭,家變為逃避外界之所、個人生活的中心;但與此同時,家庭又成為那些尋求生命自由的個人的“監獄”,他們因此渴望逃離家庭,尋找更自由的私人生活領域。

以上發生在西方社會從中世紀到現代階段的過渡期中的歷史轉變,也同樣發生在中國相應的過渡期內。正如前面所說的,明末社會屬於這個過渡期。但是,值得指出的是,明末社會過渡期內所發生的上述類似變化,還具有濃厚的中國文化傳統的烙印。這裏,要特別指出兩點。第一,中國道德倫理關系在文化傳統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並對社會各個階層大多數人發生廣泛的影響,盡管這種影響是不同程度的和產生不同效果。第二,家庭生活在中國社會中扮演非常特殊的角色,使過渡期所發生的轉變在家庭生活結構上也呈現了不同於西方社會的特有模式。

在《此情可待》中,影響道生與蘭英之間戀情的復雜因素中,就明顯地表現出上述中國特殊傳統的兩大因素的頑固性。盡管如此,明末過渡期的轉變,最終還是采取壓倒優勢克服了留存在道生與蘭英身上的那些傳統力量,使他們敢於在中國封建道德倫理觀念和家庭關系的壓力下,繼續維持他們的特殊戀情。這種狀況更顯示《此情可待》所贊頌的人間新型激情的珍貴性。

實際上,在中外歷史上,每當出現道德和規範的高壓,尤其是每當社會和文化面臨危機和創新的“瓶頸”時期,總會有一群離經叛道的人,以前所未有的極端態度和方式,試圖一方面以他們的言行對抗占統治地位的思想,對抗通行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又以極端的言行,嘲諷和蔑視現有的規範;而且,他們抗拒的重點,首先是在性生活方面的舊規範。

 

二、 愛的歷史的永恒重演

 

人世間一切具有永恒價值的審美話題以及震撼人性靈魂深處的善的力量,總是要經歷尼采所說的那種“無數次永恒回歸”的方式,一再地重現其作為人類文化創造基礎的永恒審美話題的“唯一性”。在“永恒回歸”中,人性中呈現為微觀結構的永恒價值力量與人類文化歷史中所承載的宏觀結構的永恒價值,一再地相會合和復雜交錯,並在不斷的會合和交錯中,又不斷地重新獲得新生,在重復的“充電”中獲得更新,重啟生命的動力和創造力,使人性和歷史中的永恒性因素不只是重復,而是一再地充實和新生,由此而使永恒性本身也在永恒活動中再度獲得新的永恒力量。這也就是永恒性的永恒的“再生產”和“再出發”。正因為這樣,永恒性的永恒化也是永恒本身的重復和更新,是永恒本身的延異和繼續,又是它的“螺旋形循環”。

人性中的永恒價值力量與人類文化歷史中的永恒價值的重復性會合點,在《此情可待》一書中,就發生在道生與蘭英間的動人而神奇的愛情生活中。

其實,人性和人類文化歷史中的永恒力量,可以在各種千變萬化的歷史事件中發生重合,並由此產生出震撼人心的教育力量和審美力量。在道生與蘭英的戀情中所產生的永恒力量,只是無數感人的歷史事件中所展現的永恒性的一幕,它通過這兩個具體的故事人物之間的戀情,典型地表現了人類歷史上無數次可能發生的永恒事件的真正意義。

由此,產生了一個問題:為什麼在兩位具體的戀人之間的真情可以典型地重現歷史的永恒性?

愛,是歷史的一個永恒的話題,也是人性中一種永遠不會泯滅的情感。“愛”不同於具體有形的物質那樣,清楚地呈現在我們眼前,也不能像有形的物質那樣被我們隨意挪動、觸摸和交換。雖然愛的交流不可避免地要借助具體的東西,但它在本質上是源自心靈,表現在具體的情感中,實現在心理和物理世界(諸如肉體和借物傳情)的交融過程。在人類社會中,在文化創造中,愛是通過特定的人物及其情感的表演與交流,通過語言文字以及各種形象的象征性中介物的傳遞及轉化,呈現在人類的實際生活中。

愛,由於它同心靈深處以及情感復雜交流的內在關系,更由於它同社會文化整體之間的多重交錯,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具有神秘性。它的神秘性,固然容易被實際生活中的各種具體關系所掩蓋,固然容易被有形的物質關系所遮掩,但畢竟深藏在人類本性的底層和宇宙運行的無限邏輯中。這就意味著:愛並非局限於實際的生活和可見的文化關系中,而是具有本體論和形而上學的根源。在這個意義上說,愛成為哲學思索的一個重要問題。

在中外哲學史上,我們可以輕而易舉地找到許多關於“愛”的哲學論述,並從中直接或間接地聯系到最深奧的本體論和形而上學論題上。德國哲學家馬克斯·謝勒(Max Scheler, 1874—1928)一生不遺余力地探索人的奧秘,其結果,得出關於“愛”的深刻結論。他認為,決定人的本質的東西,不是像德國觀念論者或現象學家胡塞爾(Edmund Husserl, 1859—1938)所說的那樣,似乎是某種“超越的自我”、“理性”、“意誌”和“敏感性”等;決定人的本質的,是保存“愛”的人心本身。愛心是人的各種感情中的核心力量。他還參照《聖經》的說法,強調:“起初,語言是由愛所指引的。”因此,愛是最原初的動力,世界的統一性就基於愛之上。愛的力量激發有生命之物同“絕對”相結合;它又是精神行為的原動力。

愛是世界上最高的一種認可,這種認可遮蓋了其他形式的認可。它能使墜入愛河的人在其中流連忘返,而忘卻周圍的一切;它能使人擺脫虛無,無心追問生命的意義,在愛者那裏,愛即是意義,愛所追求的對象就是生命本身。

由此可見,發生在人世間的愛,雖然展現在最普通的日常生活領域,但它既有神秘性,又有超越性。但愛的神秘性,也正是愛的超越性。它超越了具體有形的物質,超越了庸常的存在,達到與神明同在的境界。也正因為如此,我們才有理由說,真正的人神關系是基於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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