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訪者：你和他見面的情況怎樣？

米沃什：其時，我是波蘭駐華盛頓大使館的一名專員。對我來說，這是一個困難的時期，我正在猶豫是否與當時的波蘭政權決裂。當然，愛因斯坦流亡於美國，於是，我向他尋求權威的意見。一天，我沒有直接開車從紐約到華盛頓，而是轉向去了普林斯頓。當然，我知道愛因斯坦住在那里。盡管我常有反諷感，我的天性卻讓我想要尋求一個可以崇敬和讚美的人。愛因斯坦一頭白髮，灰色的長袖衫上，別著一隻鋼筆，他的手和聲音都很柔和，完全符合我所需要的一個父親的形象、一個引導者。他極有魅力，熱心快腸。他反對我成為一個流亡者。他與我說話的方式，是從情感層面出發的，他說，你不能與你的國家決裂；一個詩人應該回到自己的故國。我知道這是困難的，但是事情必須改變。它們不會永遠像那個樣子的。他樂觀地認為，那種統治會成為過去。作為一個人道主義者，他認為，人是一種理性的生物，雖然我這一代人看到，人更多是作為某些邪惡力量的玩物。於是，我離開了他位於普林斯頓莫色爾大街的房子，有些木然地開車走了。我們都渴望最高的智慧，但是，最後我們還是不得不依靠自己。

采訪者：你何時開始想成為一個作家的？

米沃什：我在高中時開始寫作，雖然這不能算是一種表達自己的嘗試——只是形式的練習，缺乏激情，我想，我是受到了十六世紀法國七星詩社詩人的影響，那是我從法國文學教科書上讀到的——約希姆•杜•貝萊、雷米•貝洛、皮埃爾•德•龍沙【9】，等等。說我想成為一個詩人，這是不準確的。我只想與我的環境保持衝突，采取消極的態度，如福樓拜所說，“保持對資產階級的仇恨”。我想要一種不同的風格，以不同的方式生活。

采訪者：維爾紐斯是你的青春之城，它一再出現在你的寫作中。

米沃什：它有非常持久的影響。我看到在地方性城市長大的巨大優勢。它給我帶來一個不同的——可能是一個更好的——視角。當我發現自己身在國外的時候，我試著將維爾紐斯和立陶宛介紹給西方讀者，這是困難的，因為這座城市在本世紀已經易手十三次。那里有著不同的種族、教派、語言，就像薩拉熱窩。我一直被發生在波斯尼亞的事情深深地觸動，因為我理解那里所有那些種族衝突。

采訪者：但是在你近年來的詩歌中，對歷史的興趣越來越少。

米沃什：是的，很明確。在波蘭團結工會時期，當宣布實施戒嚴法時，我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唉，高尚的頭腦》，在其中，我警告說，在對戒嚴法一致的抵抗中，文學和藝術制造了某種被誇大的集體精神氣質，那是危險的，因為它排除了其它人性的考慮，專注於當下的鬥爭。當時，知識分子和教會之間存在一種協議，它給許多文學藝術團體提供庇護。我的文章已經成為某種預言性的東西，因為國民的統一在過去幾年里已經瓦解。年輕一代無法忍受誘人的崇高道德理想的出現。我很同情理想主義者，我深知，我的宗教地位是立足於一個天主教教徒。但是，我非常不喜歡把教會作為一個政治機構。

采訪者：早年，你是一個被稱為“災禍派”的文學團體之一員，你們的世界觀和詩學實踐，被稱為“災禍主義”。

米沃什：我是那個團體的創始人之一。我們不知道我們自己是災禍主義者。那是後來文學評論家的一個命名。那些年——1931年到1933年——是絕望的歲月。現在，我很疑惑，一種絕望的歷史觀，是否由於個人傾向於悲觀主義，或者悲觀主義正好反映了一個歷史時期的氛圍。無論如何，那是歐洲一個可怕的時期。魏瑪德國的文學是虛無主義的，充滿諷刺、仇恨。蘇聯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文學，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被引入之前，也是極其殘酷和消極的。有一些作家，比如薩罘列那、伊利亞•愛倫堡，他們當時就生活在巴黎。愛倫堡的虛無主義小說迅速被翻譯成了波蘭文。所以文學的情緒是非常悲觀、非常消極的；同時，政治消息也是非常可怕的——希特勒在德國、斯大林在俄羅斯掌權。這些當然影響了我們的團體。我們大學的校長馬利安•茲切霍夫斯基【10】，一個老教授，也影響了我們，他也是極其悲觀的；他寫過一本叫《面對末日》的書，其中預言歐洲很快將被兩種極權主義力量毀滅。幸運的是，他在戰爭於1939年爆發之前就去世了。還有一些極其悲觀的波蘭作家，尤其是斯坦尼斯瓦•伊洛納齊•維特凱維奇【11】，對於前景也是一個災禍主義論者。所以，我們的詩歌表達了一個預感——關於恐怖的一種超現實主義的預言。它就像卡珊德拉【12】的聲音。我們想到一種宇宙的災難，而不是一個明確的政治災難。之後，在華沙被納粹占領時期出現了一群非常年輕的詩人，對於他們，極點、末日天啟，當然就是納粹的占領。對於我們來說，它不是；它只是更大災難的一部分。

采訪者：你加入華沙的抵抗。你出版了——或者說主編了——一部反抗納粹的地下詩歌選集。戰爭歲月對你的詩歌產生了什麽影響？

米沃什：作為一個詩人，我深感不安，因為我明白，詩歌不能如其所是地描繪世界——形式的慣例都是錯誤的。所以，我尋找不一樣的東西。但同時，我寫了一個長篇作品，由一組短詩組成，也就是《世界(一個天真的詩)》那部作品，一個組詩——雖然那時對於它，我不是太有自覺意識——就像布萊克之於《天真之歌》。我認為世界是非常可怕的，這些天真的詩歌就是我的回答——我想說，世界應該是怎樣的，而不是像它當時那個樣子。《世界》是關於發生了什麽的詩，它是一部深刻的反諷之詩。

采訪者：那就是副標題“一首天真的詩”意義之所在？

米沃什：這首詩，正如一本給孩子們讀的關於泰迪熊的純小說。當批評家和讀者把它當作關於愛、信念、希望的詩歌，也就是所謂“積極的詩歌”並要求波蘭的學生閱讀時，它讓我深感不安。我收到在學校里閱讀、背誦了這些詩的孩子們的來信——這些詩，實際上是挖苦的。

采訪者：在《世界》其中一首詩里，你寫道：“我們和鮮花把影子投在地上。/那些沒有影子的事物沒有活下去的力量。”

米沃什：在這些句子背後，有一些托馬斯•阿奎那的意味，阿奎那斷言事物的客觀性存在。這是有些天真的詩——相信一朵花、一條河流和一座花園的真實。我那個時期的詩歌，包含了雙重的探求：一個是對於天真之恩典的探求——“天真的”詩歌——另外一個，見之於《可憐人的聲音》那一組，探求的問題，是如何直面納粹的占領。同時，還有一些中國詩歌的影響，當時我正在閱讀它們，為了色彩、單純的色彩。

譯注：

【9】約希姆•杜•貝萊(1522-1560)、雷米•貝洛（1528?-1577）、皮埃爾•德•龍沙(1524-1585)，均為法國七星詩社重要成員。

【10】馬利安•茲切霍夫斯基（1861-1938），波蘭哲學家、政論作家、文化歷史學家。

【11】斯坦尼斯瓦•伊洛納齊•維特凱維奇（1885-1939，詩人、藝術理論家、畫家，波蘭先鋒派的傳奇人物。

【12】卡珊德拉，希臘神話中的女先知。她是特洛伊的公主，阿波羅的祭司，因神蛇以舌為她洗耳（另說為阿波羅的賜予），她具有了預言能力，又因抗拒阿波羅，其預言不被人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