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裏，我感興趣的是這兩個象征的對比，正如我在上次講演中提及的十六世紀象征之一那樣。晶體與火焰：兩種我們一定要凝望不已的完備優美的形式，兩種隨時間而成長、而消耗其周圍物質的模式，兩種道德的象征，兩種絕對物，對事實和思想、風格和情感加以分類的兩個類別。上丈中我暗示二十世紀文學中的“晶體派”，我想，也可以提“火焰派”的近似的名單吧。我一向認為自己是晶體派的擁戴者，但是上一段引文卻教導我不要忘記作為一種存在形式、一種生存模式的火焰的價值。同樣，我也希望自認為火焰派信徒的人看到晶體派那種不聲不響、不畏辛勞的風格。

 給予我更大機會來表現幾何理性與人生莫測變幻之間的張力的、更為繁雜的形象是城市的形象。我盡力多加敘述我的思想的畫依然是《隱身城市》（Invisible Cities），因為我在書中聚集了我對一個單一象征全部的思考、實驗和猜想；還因為我構建了一個多面的結構物，在其中每篇短文都十分接近其他短文，組成一個不表現邏輯序列或者等級關系的系列；它要表現的是一個網絡，在這個網絡中可以采納多重的途徑，得出多重的、派生的結論。

 在我寫的《隱身城市》中，每一個概念和價值尺度——甚至連確切性——都證明是雙重的。在某一點上，忽必烈汗體現出了走向理性化、幾何和代數的智慧的趨勢，把他對帝國的知識降低為棋盤上棋子的行走規則。馬可?波羅（Marco Polo）以大量細節向忽必烈描述的城市，忽必烈卻用黑白棋格上城堡、主教、士、王、後和卒的種種排列來代表。這種做法給他帶來的最後結論是，他南征北戰的目標不過是每個棋子身下的木座：這是虛無的象征。但是，在這一時刻出現了場景的驟變，因為馬可?波羅清求忽必烈仔細審視他所看到的虛無：

 大汗想要集中精神下棋，但是下棋的道理現在卻讓他。感到困惑。每局棋的結果是非輸即贏，但是贏了什麽、輸了什麽呢？真工的賭註是什麽呢？在將死的時候，在贏家的手把王推開後，王位的腳下什麽也沒有利下，只有一個黑格或者白格。忽必烈剝去了他多番征戰的表層，以看其本質，作出了一次終極的運算：這是一次最終的征服，而帝國多種多樣的財寶只不過是虛幻的外衣而已；這最終的征戰被降低為平板上的一格。

 於是，馬可?波羅說：“大王的棋盤上鑲嵌著兩種木塊，黑木和楓木。大王看著的那一個棋格的木頭是從一個在幹旱年份裏成長的樹幹上砍下來的；大王看到年輪、木紋是怎麽排列的吧？這兒，細看可以看出一個結子：在一個早春，一個幼芽正要冒出，可是夜裏下霜，它又停住了。”

 到那個時候以前，大汗一直沒有註意到這個外國人說大汗國的活竟說得這麽流利，但是，令他讚嘆的卻不是馬可?波羅的語言流利。“這個有一個小厚疽兒，大概是一個幼蟲窩；不過不是鉆木蟲的，因為鉆木蟲生下來以後就要往下鉆；應該是一個毛毛蟲，因為毛毛蟲吃樹葉子，所以這棵樹才被人發現，用斧子砍倒了……木匠用尺子劃出了這個邊兒，以便和下一個格子接上，更顯得清楚了……”

 這麽一小塊光滑而空蕩的木頭中竟然包含這麽多的道理，令忽必烈十分驚奇；而馬可?波羅現在又談起黑木森林、順流而下裝滿木材的筏子、碼頭和倚窗眺望的女人……

 從我寫下上一頁書的時刻起，我就明確意識到我對於確切性的尋求走上了兩個方向：一方面，把次要情節降低成為抽象的類型，可以依據這些類型來進行運算並且展現原理；另一方面，通過選詞造句的努力盡可能確切地展現物體可感的面貌。

 事實上，我的寫作過程一直是面對著符合知識的兩種類型的不同途徑的。一條途徑引向無形體的理性的空間，可以在這裏追索將要匯合的線、投影、抽象的形式、力的矢量。另外一條途徑則要穿過塞滿物體的空間，並且試圖通過在紙頁上寫滿字的辦法創造出這個空間的語言等價物，作出最細心、最艱苦的努力，使已寫出的東西適應尚未寫出的，適應一切可言說和不可言說的總體。這兩種奔向確切性的努力永遠也不會圓滿成功：一是因為“自然”語言言說的總要比形式化的語言多——自然語言總是帶有影響信息本體的一定數量的噪音；二是語言在表現我們周圍世界的密度和延續性時會顯出它的缺陷和片斷性：它所言說的總是比我們所能體驗的一切要少。

 我在這兩條路中間不斷地跳來跳去；在我覺得我已經充分探索了一條路的好處的時候，我就跳向另一條，反之亦然。因而，在最近幾年，我用以取代故事結構練習的是描寫方面的其他練習；在今天，這是一門被大大忽視了的藝術。像一個小學生寫家庭作業以《描寫長頸鹿》或者《描寫星空《為題寫作文一樣，我也努力在筆記本中寫滿了這樣的練習，而且從這些材料中編寫出一本書來。這就是《帕洛馬爾先生》（Mr. Palomar），英譯本最近已經出版（一九八五年）。這是一種日記，談的是知識的最細微的問題、與世界建立關系的方式，和在使用沈默與語言中得到的滿足和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