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時候,在1931年的時候,我們在潘玉良的畫冊當中可以看到這樣一幅畫,叫我的家。我的家里面畫面是這樣的,潘讚化依舊是戎馬生涯的裝束,非常魁梧,這也是根據生活原形塑造的一個人,潘玉良是面對鏡子,坐在鏡子前,然後旁邊站了一個八、九歲的男孩子,這個男孩子就是大太太的孩子。這幅畫是畫於1931年的,這幅畫一直保存在潘讚化那兒。我們從這幅畫上面可以看到,潘玉良對自己生活的一種期待,她期待自己在這個家能夠有一個位置,她期待能夠有一個關系和諧的家,所以當時就有人提出來,潘讚化是不是太懦弱了?他為什麼不選擇離婚呢?他既然給了潘玉良新生了,他為什麼不能給她一個合情、合理的,在家庭當中的位置呢?我們說,這往往就是一種道德的悖論,因為當潘讚化如果和大太太離婚,他對潘玉良是道德了,但是對大太太卻是非道德的,而他要對大太太實行他的仁慈,實行當時的道德的話,而對潘玉良來說,又是非道德的,所以這是潘讚化當時道德的困境,是在那樣的一個舊時代里面一個男人無可奈何遇到一個道德的困境,而這個道德的困境由於潘讚化沒有能力解決,而潘玉良也同樣是沒有能力解決。

由於無法解決的道德困境,潘玉良只有把自己的心血投入到繪畫事業,隨後潘玉良在上海先後舉辦了四次畫展,這些畫展震動了中國畫壇,事業上的成就給潘玉良帶來了心理的慰藉。但是就在潘玉良潛心鉆研畫藝,堅持“融中西畫於一爐”的時候,她卻突然離開,再次客居他鄉。那麼到底發生了什麼,導致了潘玉良再次選擇離開?

這個時候發生了兩件事情,那就是在1935年、1936年的時候,潘玉良在中國舉行了她的第五次個人畫展,在這一次的畫展上,她畫了一幅畫叫《人力壯士》,這個畫面是一個肌肉非常發達的男子,然後他用他非常有力的雙臂努力地搬開一塊巨大的巖石,讓下面脆弱的小花能夠綻露出它們的笑臉來。這幅畫是有一個象征意義的,因為當時日本人已經是侵占了東北三省,她畫這一幅畫,她是要表達中國人那種抗日的決心,只是那塊巨石等於就是日本侵略者,搬開巨石就是解放受蹂躪的中國民族,非常有象征意義,並且當時看到過原作的人,包括劉海粟都覺得這個《人力壯士》畫的那個肌肉的線條畫得特別有力。

因為我們知道,那個時候潘玉良她已經是受過了法國油畫的專業訓練,並且她已經是在意大利接受了雕塑的訓練,所以她畫這樣一個人技藝是非常嫻熟的。當時教育部部長來參觀這個畫展的時候,當場就把這幅畫定下來,按照潘玉良自己私底下的意願,她這幅畫是要自己保存的,可是教育部長那麼喜歡這幅畫,等於是給自己面子,不好不賣,於是就接受了1000塊錢大洋的定金,但是講好了,是要等到畫展結束以後才把這幅畫送過去。就在付定金的當天晚上,發生了這樣一件事情,那就是整個畫展受到了沖擊,許多畫被撕掉,有些畫被偷掉,那一幅被訂購的《人力壯士》不僅被撕毀,而且在上面貼了一張紙條,這張紙條深深也傷害了潘玉良,這張紙條是這樣寫的,這是妓女對嫖客的歌頌。那麼多年過去了,將近20年過去了,潘玉良以為,她通過自己的努力,她通過自己人生生命的質變和蛻變,她通過自己絢麗的油彩,已經可以把自己的前世塗抹掉了,但是沒有,在那個舊時代,舊的道德不允許一個女人把自己的過去,把自己不願意提起的過去塗抹掉,就是不斷地被人提起,這是第一個傷害。

第二個傷害,就在畫展風波之後,有一天她正在上課,她接到了潘讚化的一個電話,說她來了,就是大太太來了。從這個電話的語氣里面就聽到了一種嚴重性。那麼下了課以後,潘玉良回家,回到家里,她馬上就感到了家里壓抑的氛圍。在電影《畫魂》里面是有這樣一個場面,當她走到家門口的時候,她就聽到大太太在說,我不管她是不是一個著名的畫家,我不管她是不是一個大學的教授,她在家里就是妾,妾就得給大太太下跪,請安。這個細節是否真實,我們沒有辦法考證,但是作為這樣一個舊式家庭里面的小妾,她所受到的委屈,她曾經的出身被人受到不斷地詆毀是可想而知的。所以細節也許是不真實的,是為了當時的電影,為了情節,但是氛圍,她在家庭地位的描述是非常真實的,在電影里面我們可以看到,潘玉良為了不讓潘讚化為難,她就啪的一下跪在地上給大太太請安了。但是內心是委屈的。

那麼大太太來了,大太太的到來不僅給潘玉良帶來了壓力,同樣也使得潘讚化感到了左右為難。那麼這個時候在藝術上的受挫,就是不被藝術所接受,不被當時傳統的環境、道德的語境所接受,已經是讓潘玉良非常壓抑了,而回到家里同樣又不被大太太所接受,那麼在這樣一種雙重的壓力之下,在一種道德的傳統的沒有辦法解決的情況之下,潘玉良再一次選擇了離開,而她這一走就是40多年。

1937年,由於潘玉良在藝術上的受挫和在感情糾葛的雙重壓力下,潘玉良借參加法國巴黎舉辦“萬國博覽會”和舉辦自己的畫展的機會,再次離開了這個令她心力交瘁的祖國,客居他鄉40年,作為外國人眼中有藝術天分的中國人,她的作品曾多次入選法國具有代表性的沙龍展覽,並在美國、英國、意大利、比利時、盧森堡等國舉辦過個人畫展,曾榮獲法國金像獎、比利時金質獎章和銀盾獎、意大利羅馬國際藝術金盾獎等20多個獎項。那麼潘玉良在法國是怎樣度過她這40多年的藝術生涯的?

在法國40年,這40年是怎麼樣渡過的,我想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可以去想像的,一個女子孤獨地在那兒。據當時她的同學說,她根本是不可能住在巴黎的中心,因為在巴黎的中心那個生活費用是太高了,她只能是住在巴黎的郊區,依舊是一個閣樓上面。並且她到了法國以後,她是非常有名的三不女人,第一是不戀愛,第二是不入外國籍,第三是不簽約於畫廊。她的不戀愛是源自於她對潘讚化的感情,這個感情里面有很深的感激、感恩在里面。因為從一個張玉良變成一個潘玉良,一個姓氏的改變,其實不僅僅是人生的改變,是一個生命質量的改變,也就是說叫張玉良的時候,她是一個沒有靈魂的女人,當她叫潘玉良的時候,她美麗的衣服里面有一顆靈魂了,所以潘讚化對她的重新命名,對她來說是要刻骨銘心,永遠不能忘懷的,所以她用自己絕不戀愛的堅持來報答潘讚化。這是其一。

其二,決不入外國籍。一直等到她人生暮年的時候,等到她80多歲的時候,她一直說,我想回來,我想回來,她一直等著這邊有人寫信請她回來,但是蠻奇怪的是這樣的,劉海粟是讓她回來過的,後來她的學生成為外交大使的黃鎮先生也是請她回來過的,但是我們在所有的信息里面,我們所有的她的家信里面,卻沒有看到她最感恩的,她的丈夫潘讚化請她回來的信息。也許她一直是在等潘讚化請她回來的信息吧,但是她卻是一直沒有等到。

遠在異國他鄉的潘玉良無時無刻地思念自己的丈夫,她希望自己的丈夫能邀請她回來,但這時的潘讚化在國內因家境貧寒,常要靠潘玉良賣了畫,轉道香港寄錢回來養家糊口。這樣的家境,潘讚化是不情願讓潘玉良回來的。到了1960年,當潘玉良把她獲得的巴黎市市長親自頒發的“多爾烈”獎和頒獎的照片寄給潘讚化時,潘讚化已經在安徽病逝。

而這個時候由於潘玉良這樣一個人生的閱歷,由於她在法國巴黎的她的藝術的地位,當時潘玉良在法國巴黎在1937年的時候就已經成為法國巴黎中國文化協會的會長了,由於她的地位,她感動了一個當時在那邊開餐館的中國人,這個中國人叫王守義,這個王守義一直是被稱為潘玉良在法國巴黎的一個情人,說情人其實是她的一個仰慕者,這個王守義處於對潘玉良的仰慕,仰慕的不僅是她的藝術,還有對她人生經歷尊敬在里面,所以他一直去照顧潘玉良。因為潘玉良是三不主義嘛,一是不入外國籍;二是不戀愛;最重要的是不和畫廊簽約,不和畫廊簽約就意味著你沒有固定的收入。因為有收入的作家,能夠拍賣的作家一定要進入畫廊,而那個時候潘玉良一個小女子居然有這樣的勇氣,不入畫廊,所以她的生活,她為了要堅持自己藝術的獨立,包括人格的獨立,她的生活就成了問題。於是王守義就一直在她的身邊幫助她,盡自己最大的可能幫助她。

那麼當潘玉良的這個遺物送回來的時候,人們在她的遺物當中發現了有兩樣東西,一個是項鏈,那就是在她結婚的時候潘讚化送給她的,那個項鏈就是很西方式的,有一個雞心盒,啪,一下打開,里面有一男一女兩張照片,一個就是潘玉良,一個就是潘讚化的照片。還有是一個懷表,這個懷表是很珍貴的,是當年蔡鍔將軍送給潘讚化的,而當潘玉良去法國留學的時候,潘讚化就把蔡鍔將軍送給他的這個金表作為一種信念,作為一個信物,作為一份諾言給了潘玉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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