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眾杜撰的歷史

在十九世紀的前半個五十年裏，這樣的事情就發生了多次。拿破侖曾經是歷史上最了不起的偉人之一，當法國人身處波旁王朝的統治之下時，這位年齡尚輕的軍人，成為了田園派和自由主義的慈善家，一個卑賤者的朋友。在那些幻想民主的遊吟詩人眼中，拿破侖將會註定在社會底層民眾的心目中永存。

然而時間僅僅過了三十年，這位步態安詳的英雄又變成了一個嗜血成性的暴君，他在篡奪權力並毀滅了自由之後，僅僅為了滿足自己的野心，便讓300萬人命喪黃泉。
事態並未有任何一刻停止，當法國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戰爭失敗之後，法國人便開始嘗試著回憶往昔的輝煌，懷念拿破侖曾經的赫赫軍功，於是這個神話就再次發生變化。也許再過幾年，結論又會有所不同。

更極端的例子發生在十六世紀的那不勒斯，一個名叫馬薩尼羅的漁夫被暴亂者推上了皇帝的寶座，胡作非為，殘暴無比，後來被如同瘋狗一樣打死在路上，被割去頭的屍體則扔在泥塘裏漚泡了幾個小時，最後被拋進了護城河裏。

事態在第二天出現了劇變，不知道什麽原因，群眾對他的情感似乎完全顛倒了過來。無數人舉著火炬尋找到他的屍體，給他重新披上皇袍，隆重地葬於教堂。有上萬名武裝軍人和更多的悲痛民眾參加了葬禮。即使是他穿過的衣服，也被眾人撕成了碎片，當成聖物珍藏起來，他住處的門板也被拆成碎塊，制成了種種紀念品；破舊的家具陡然千金，甚至於他走過的泥土也成為了護身符的原料，需要用黃金來計價。

以投毒為手段，殺死過七個人的殺人犯布瑞薇莉爾夫人被判處死刑，這個甚至連骨灰也無權保留的罪行昭彰者，在服刑當天憑借她的美貌征服了所有圍觀的人，人們的情感在一瞬間發生了轉變，並開始切齒痛罵淩駕於她的酷刑。

這樣的惋惜僅僅在幾個小時之內就演變成了崇拜，當天晚上，她就成為了聖人。不但那些被揚散的骨灰被重新收集起來，就連燒焦的木頭也為止一空，人們甚至堅信，這些遺物能夠幫助他們抵禦巫術。

這樣的例子還有許多，但以上這些已經足夠幫助我們了解到群體的歷史觀是何等的善變而混亂，它從來就不具備一個明確的標準，只憑借著想象力和群體的好惡來臧否人物，而這樣的評判結果又被當成是真實的歷史，被所謂的史學家們付諸史冊。

數千年之後，當未來的飽學之士面對這些互相矛盾，眾說紛紜的記載時，恐怕能夠得出的唯一結論就是——這些所謂的英雄或暴君，從來未曾真實地存在過，他們只是人們為了滿足心理需要，而杜撰出來的產物。

正如現在有些人質疑釋迦牟尼的存在一樣，因為從他的身上，我們能讀到的只有一部光彩照人的神話，或者是一部赫拉克利特式傳奇哲學家的思辨過程。

對於這樣缺乏確定性的情況，他們無疑很容易心安理得，因為在那個未來的時代，他們將更明白群體的心理，群體的特點。

他們知道，除了神話之外，歷史並沒有多少保存其他記憶的能力。

沖動、易變和急燥是群體的一大特性，關於這一點，我們已經有了足夠的了解。

這樣的惡劣情緒作用在群體之中，使得他們表現出來的感情不管是好是壞，其突出的特點就是極為簡單而誇張。

在這方面，群體中的個人和原始人絕沒有區別。

他們無從分辨事情內部的，事情與事情之間的細微區分，而是把它們視同為一個整體，無法看到其中的過渡狀態。

另一方面，群體情緒的誇張也會受到另外一個事實的強化，那就是不論什麽樣的感情，一旦它表現出來，就會通過心理暗示和傳染過程來加速傳播，無論這種感情是讚揚還是詆毀，它所造成的效果就會成倍加強。

這種簡單而誇張的情緒造成的直接後果就是：群眾全然不知懷疑和不確定性為何物。就如同極度幼稚的女人一樣，一下子就會陷入情感的極端。只要她將自己的情緒表達出來，立刻就會堅定地認為它是不容辯駁的證據。

假如這種厭惡情緒或是反對意見發生在孤立的個人身上，所產生的力量是微乎其微的，但是當這個人處於群體之中的時候，卻能立刻變得勃然大怒。
當教皇烏爾班二世站在克列芒教堂前，於紫紅色絲絨鋪就的高台上激情洋溢地演講時，無數耳聞異教徒暴行的人們開始踴躍地加入十字軍，他們來自歐洲的每一個地方，甚至包括那些最偏僻、最遙遠的角落。然而這成千上萬的人卻並不都是戰士，他們之中的絕大多數是忠誠信徒、冒險者、窮人、酒徒、浪蕩子、瘸子、啞巴、老人、甚至還有婦女和兒童。

這些人之所以會如此忘我地投身到那場戰爭中去，並不僅僅因為對財富的渴求，更與宗教信仰聯系無多。

唯一的原因是他們渴望融入群體。

只有身處群體之中，這些傻瓜、低能兒和心懷妒忌的人，才能夠擺脫自己卑微無能的感覺。

只有身處群體之中，他們才能夠會感覺到一種殘忍、短暫但又巨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