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扎勒《公共輿論》(28)

我沒有發現“職業和專家群體”和“科學共同體”有什麽沖突,而且也更加強調意識形態產生的偏見的作用。像我在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同事理查德·斯克拉(Richard Sklar)所觀察到的,社會科學理論經常被當做意識形態罪惡而不是科學美德。雖然人們是被各種偏見所驅使的,但是為了維持他們在專家群體中的地位,他們一定要證明任何人都可以接受自己的結論,包括那些有不同既有傾向或偏見的人也可以接受他們的結論。

而且,我們可以說,只要還是在多元化的職業和專家群體中運行,意識形態偏見就會發揮有益的作用。也就是說,所有可能有爭議的話題要為有不同偏見的人所探查。在不同動機的專家在多大程度上能達成一致上,其他不是專家的人也會相信專家提出的答案是合理的,或者如果不是合理的,也是當前可以提出的最好的答案。在不同動機的專家在多大程度上不能達成一致上,作為報道者和政治家的顧問的信息源,它們也會在民眾當中傳遞不一致的信息,從而使得普通人也知道不確定的存在。

這讓我們回到了我們主要關心的精英主導的話題。雖然存在不同的既有傾向,但當所有相關的專家都同意一項政策的時候,記者們請教的所有信息來源都會提供大致相同的說法,因而社會上就會有大部分關心政治的人都強烈支持的“精英共識”和“主流規範”。但是,當不同的既有傾向導致相關專家沒有形成一致觀點的時候,記者們也會向公眾報道不一致的觀點,而且會用意識形態上的善惡觀念來報道。與具有相同觀點的專家保持一致的政治家和政論家也就沒有一致的觀點了。由於國會委員會和工作人員、政策機構和智囊團,以及聯邦政府重疊部門經常有不同的政治色彩,因此能將政治家和具有相同價值觀的專家群體成員聯系起來。結果會出現反映精英意識形態沖突的普通大眾之間的兩極分化,而且關註度最高的民眾在意識形態上最為兩極分化。

從這種角度看,意識形態是普通公民和對爭議話題有見識並且與公民有相同既有傾向的專家相聯結的機制。這樣,在人們不僅都想對困難議題持有觀點,而且以此為基礎選擇領導人和讓他們負責任的社會裏,意識形態對民主政治做出了重大貢獻。

注意,這裏用的“意識形態”不是輿論研究者通常所說的個別天才所創造的概念,比如卡爾·馬克思、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或者約翰·洛克所說的意識形態。328相反,它是具有共同既有傾向的不同專家的不同觀點的集合。這個共同的偏好大概包括與具體議題無關的對秩序、穩定、社會控制,以及其他事物的既有傾向(關於一些實證基礎上的推測,參見McClosky and Zaller,1985:ch**7;Costantini and Craik,1980)。因此,比如,被看作保守主義經濟學或者保守主義外交政策的是大部分保守主義經濟學家和保守主義外交政策專家都一致認為需要做的事情。當專家改變觀點的時候,比如自由主義專家改變他們對越戰的觀點的時候,大眾信念系統傾向於跟從精英觀點,雖然會有我前面所說過的時間滯後。為了和具有相同意識形態傾向的專家采取同樣的立場,普通大眾並不需要了解專家討論的技術細節,也不需要了解為什麽一組政策是保守主義的或自由主義的;他們只需要識別哪些精英和他們有相同的既有傾向,並從他們那裏獲得線索。

現在我已經總結了一個關於公共信息的理想體系。在這個體系裏,各種類型的政策專家提出政治觀點和視角,這些觀點和視角又通過政治家和大眾媒體傳播給大眾。這個理想體系顯然並不完美,因為它忽視了政治制度、黨派競爭和政治審查在控制社會中的信息流中發揮的極其重要的作用。但即便如此,我的這個體系的解釋理論在兩個方面仍然有用。首先,這個解釋設定了一組理想條件,如果得到滿足,這些條件就可以用來緩解對公共輿論非常依賴精英話語的反駁。另外,從實證方面說,當前美國的信息體系至少部分地滿足了這些條件--至少有些時候是在有益的激勵結構中運作的專家群體和關註這些群體的新聞媒體。

現在我來簡單評論一下政治因素對我的理想信息體系的運作的影響。


政治和信息

到目前為止,關於“政治”對信息流的影響的討論意味著:信息的產生是第一位的;而包括政府官員、其他政治家、利益群體和其他人的活動在內的,調節信息傳播的政治因素是第二位的。

強調這一點的原因很簡單,即政治信息產生於政治行動之前。在采取諸如審查和操縱信息流的行動之前,包括政府在內的所有政治行動者必須形成關於正在發生的事情的觀點;而且這種觀點總是由各種政策和信息專家提出的。另外,329由於大多信息體系存在於政府之外,政治家壓制和控制信息的能力雖然很重要,但也是有限的。對於任何議題,每個專家群體至少潛在地都因意識形態不同而分化,也都有與政府決策者、政治反對派和民眾溝通的渠道。

這個關於美國信息流的觀點是非正統的。基於對為新聞媒體提供信息的來源的研究,大部分解釋都強調政府在信息產生中的作用,以及它在信息操縱或者審查中的作用(Cohen,1963;Sigal,1973;Hallin,1986;Bennett,1990)。

這些解釋在某種程度上想回答關於公共接觸的信息的來源的一般問題,因此它們只關註那些易於觀察和研究的現象。政府官員可能是影響大眾所接觸的信息的直接來源,但是他們不一定是信息的制造者,他們不能總是控制媒體如何加工信息,或者媒體對哪些信息感興趣,而且他們也不是對所有的議題都看得同等重要。

非政府信息體系可以獨立於政府發揮影響,這可以用《華盛頓郵報》的記者大衛·布勞德(David Broder)描述的20年前發生的事情的案例來說明。越戰早期,當幾乎所有主流政治家都支持美國介入和政府沒有提供反戰信息的時候,對外交政策很感興趣的來自艾奧瓦州的年輕參議員弗蘭克·邱奇(Frank Church)組織了一個關於越戰的“晚餐研討會”。布勞德(Broder,1984)敘述說:

邱奇的客人是來自芝加哥大學的外交政策權威漢斯·摩根索(Hans J*盡orgenthau)。這兩個人盡力使一群有懷疑的記者重新思考有關越戰議題的假設。他們確信,越南所發生的戰爭只由胡志明領導的當地革命。胡志明是唯一出現的越南領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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