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寧:“把最高級的描繪留給了中國”——西方現代性源起的中國靈感(2)

中國形象可能成為歐洲資本主義萌芽精神的表達式,也正是這種萌芽中的資本主義精神,結構了最初的中國形象的象征意義。通過這種象征,西方文化不僅能夠審視、體認自身,而且能夠將本土文化無意識深處某些微妙隱曲的感受、想象、欲望與恐懼表現出來。在跨文化研究框架內研究西方的中國形象,首先面臨的問題是,我們從什麽角度提出問題,在什麽深度上分析問題。我們從形象學的角度提出問題,研究形象的構成與意義、形象的類型化特征;我們在西方現代性的深度上分析問題,討論中國形象的生成在西方現代文化中的功能。就後一點而言,我們的研究關註兩方面的內容:一是中世紀晚期西方人在什麽觀念視野下塑造中國形象;二是這種形象一旦形成,將如何改變西方中世紀晚期的社會生活,啟發了西方現代文化。中國形象不能說是文藝覆興、資本主義產生、西方進入現代的決定性的必然原因,但至少是諸種原因之一。沒有對東方異域與西方古典的發現,沒有世俗熱情與新教精神,西方現代性精神是不可能出現的。

西方中世紀晚期萌芽中的資本主義精神,在中國形象中找到自我表現與自我實現的靈感。首先,中世紀晚期西方在自身文化視野內塑造中國形象,中國形象表達了他們的缺憾與期望,是他們對自身文化的評價,也是他們試圖超越既定歷史現實的烏托邦。其次,西方化的中國形象一旦具有了烏托邦式的超越價值與否定力量,它將解放人的想象力與創造力,在潛移默化中改造中世紀晚期的西方社會。

中世紀晚期出現的中國形象,是西方文化想象中的一種解放力量,其世俗象征對基督教禁欲主義構成的否定性暗示,已足以誘發西方文化自身的一場革命。中世紀晚期西方資本主義城市經濟出現,世俗君主制準備取代中世紀的教權,人們熱衷於現世與感性生活:豐富的食品、華麗的服裝、文明的城市、繁榮的市場、節日與宴會、藝術與文學……而所有這些剛剛萌發的新的生活風格,正是那些旅行者在中國看到、在歐洲傳播的中國形象中所表現的內容。異域形象是本土社會文化無意識的象征,它可以將特定時代本民族精神與現實中一些剛剛萌芽的、隱秘期望或憂慮的、尚未確定或成形的因素,轉喻到關於異域的想象中去,於是,異域經驗就成為一種自我經驗,往往對異域的興趣與熱情越多,對自身的反思與發現也越深。對於中世紀晚期的西方而言,古典世界與東方世界都是異在的世界,它意味著一種超越的價值,也意味著一種自我否定。覆興的古代使歐洲人在比較中認識了當代,發現的東方使西方人認識了西方。在種種遊記的文本中,敘述者時時透露出一種不自覺的比較意識:中國的財富與歐洲的貧困、中國的秩序與歐洲的混亂、大汗的權威與歐洲教權王權的分裂與虛弱。不同文化的交流是歷史發展的動力。中國形象表現、影響著現代文明前夜西方的文化生活風格,啟發了歐洲的地理大發現與文藝覆興,成為那個偉大時代的文化靈感。歐洲人探尋新航路、閱讀註釋古希臘羅馬文獻,發現新世界與發現古典文明同時進行。中世紀結束了,文藝覆興與地理大發現開始。一種全新的政治經濟觀念、全新的生活風格,正在改變著國家民族與個人家庭。新發現的中國形象與覆興的古典精神一道,構成西方文化發展中近代精神的一種非我的或自我超越的神話。中國形象已變成一種欲望發動的幻想的解放力量。

 

 

在西方現代性的精神起點上,可能有中國形象的靈感。提出這個假設,不僅對西方的中國形象史研究是重要的,對西方現代性研究,也有新的啟示。歐洲中世紀晚期的中國形象,是蒙元世紀大旅行的產物,是萌芽中的西方現代世俗資本主義商業精神與絕對主義君主政治期望的表征。然而,作為世俗財富與君權象征的中國形象類型,到文藝覆興高潮與地理大發現時代來臨,被另一種中國形象的類型取代了。伊比利亞擴張時代與耶穌會士筆下的“大中華帝國”形象,強調的是中國文明制度上的完善,中華帝國皇帝賢明、官吏廉潔、百姓勤勞,帝國強大,人口眾多,卻愛好和平,歷史悠久、技術發達,卻民風淳樸。在“大中華帝國”形象下種種表述中國的觀念、意象、詞匯與修辭技巧,與當年馬可·波羅那一代人表述大汗的傳奇,已經完全不同,甚至很長一段時間,人們都沒有意識到馬可·波羅所說的大汗的國土與門多薩所說的大中華帝國,竟然是同一個國家。

我們在形象與形象類型兩個層次上分析形象的構成,在形象的隱喻結構中分析形象的意義。門多薩的《大中華帝國志》將歐洲的中國形象帶入一個新階段,一種新的中國形象類型出現了,這種形象類型有兩方面的明顯特征:一是中國形象的意義有所變化,制度文明的意義突顯出來,成為大中華帝國形象最優秀、最有啟示性的側面;二是中國形象開始了一個新的、或者說再次傳奇化的過程,人們在社會制度變革的期望中塑造中國形象。“大中華帝國”的中國形象類型,表達了文藝覆興時代西方開放自由的精神,人們關註現世生活,試圖在中世紀基督教神權瓦解後,建立一個合理的世俗政治秩序,發展商業貿易與科學技術。任何時代西方的中國形象的意義,最終都要到那個時代西方的社會文化精神中去尋找。

從中世紀晚期到文藝復興盛期,西方的中國形象出現了一次重要的轉型。西方不同時代的形象類型,猶如福柯所說的“知識型”(Episteme)。造成這種變異與斷裂的原因,並不是中國的“現實”,而是西方文化表述中國的話語構成原則的變化。新的中國形象的類型出現,意味著西方接受中國的文化視野、看待自我與他者、本土與異域的關系、構築中國形象的觀念秩序,都與過去不一樣。在西方的中國形象史上,真實化的、優越化的“大中華帝國”的形象,出現在貧瘠混亂、動蕩不安、但又生機勃勃、開放自覺的歐洲文化中,有兩重意義值得註意:一、 出現在真實地理背景上的優越的國家,與歐洲文化形成一種清醒的、現實的、自我批判性關系,進而形成一種改造現實的社會文化力量;二、優越的中國形象,主要體現在制度文明上,馬可·波羅時代的中國傳奇,強調的是中國的物質財富與君主權威,而門多薩時代的中國形象,則更多地關註中華帝國在行政、司法、教育制度上的優越性,一種新的形象類型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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