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塔·米勒《呼吸秋千》(2)

我父親是繪畫老師。只要他一說“水彩”這個詞,我就像被人踹了一腳似的悚然一驚,因為我腦子裏滿是海王星遊泳池那些事。這個詞告訴我,自己已經陷得有多深。我母親在吃飯時說:別用叉子戳土豆,一下就戳散了,用勺子吧,叉子是用來對付肉的。我的太陽穴怦怦直跳。不是在說土豆和叉子嗎,怎麽又扯上肉了?她說的是什麽肉呀?我的肉體已經被那些幽會搞得顛三倒四了。我做賊心虛,這些詞總會出其不意地冒出來,擊中我的要害。

就像小城裏所有的德國人一樣,我母親、尤其是我父親,堅信金色髮辮與白色長筒襪的美麗,堅信希特勒鬍子的黑色四邊形,堅信我們特蘭西瓦尼亞〔羅馬尼亞中西部地區。位於歐洲東南部,東喀爾巴阡山以西,多瑙河支流蒂薩河流域。居民除羅馬尼亞人外,其餘多為馬扎爾人(匈牙利人)。一九四一年,德國人占總人口的百分之九。二零零二年占百分之零點七。〕的薩克森人〔這一地區的德國人最初來自德國薩克森地區。〕屬於雅利安人種。從純身體的角度來看,我的秘密都已是最噁心不過了。和一個羅馬利亞人有染,更是種族的恥辱。

我只想離開家,哪怕是要進勞動營。我母親不知道,她對我的了解有多麽少,而且我走後,她想我肯定會多過我想她。這些讓我深感歉疚。

除了脖子間圍著沈默之羊的聖者,我在教堂內的白色壁龕上還看到了一行刻字:“天命啟動時間”。收拾行裝的時候我就想:白色壁龕顯靈了。現在就是已啟動的時間。我還慶幸自己不用去前線的雪地裏打仗。我勇敢得愚蠢,乖乖地收拾著行裝,沒有絲毫不情願。系帶子的皮綁腿、燈籠褲和帶絲絨滾邊的大衣,沒有一樣東西適合我。衣服不重要,重要的是這已啟動的時間。不管是經歷這樣或是那樣的事情,總之人是要長大的。我想這世界雖然不是化裝舞會,但在這深冬季節要被送到俄國去的人,沒有誰是可笑的。

一個羅馬尼亞警察和一個俄國警察組成了一個巡邏隊,拿著名單挨家挨戶查訪。我記不得他們在家裏是否說了“勞動營”這個詞。如果沒說,那麽是否提到除“俄國”之外的其他字眼。如果說了的話,那“勞動營”這個詞也沒有嚇著我。戰爭和幽會的事兒並未讓我成熟,十七歲的我心智其實還處在極無知的孩童時代。“水彩”和“肉”這樣的詞會讓我心驚肉跳,而我的腦子對“勞動營”這個詞卻無動於衷。

那次用叉子吃土豆,我母親說“肉”這個字點到了我的痛處。就是那次,我還想起了一件事。我小時候有一次在樓下的院子裏玩,母親在陽臺的窗口大吼道:“如果你不馬上回來吃飯,還要我再叫一次的話,你就待在那兒別回來了。”我還是在下面多待了一會,等我上去時,她就說:

你現在可以收拾書包去闖世界了。你想幹嘛就幹嘛。

母親邊說著邊把我拽進房間,拿出個小背包來,把我的羊毛帽子和夾克塞了進去。

我問她,我是你的孩子,你叫我去哪兒啊?

很多人都認為,打點行裝是件熟能生巧的事,就像學唱歌或者祈禱一樣,可以無師自通。我們從未練習過,也沒有箱子。父親當年參加羅馬尼亞軍隊上前線打仗時,就沒什麽行李好收拾。部隊什麽都會發,這是裝備的一部分。除了離家外出或是抵禦嚴寒,我們想不出為了什麽別的理由收拾衣物。我們手頭沒有該帶的東西,於是就即興發揮。用不上的成了必備的,必備的就是唯一正確的,而這只是因為手頭恰巧有這些東西。

母親把留聲機從客廳拿出來,放到廚房桌上。我用螺絲刀將留聲機箱子改裝成了行李箱。我先是把機體和轉盤卸了下來,接下來用軟木塞堵上了原先插手搖柄的那個洞。箱子火狐紅的絲絨裏襯,原樣保留。還有那個三角形的徽章,上面印著小狗坐在留聲機喇叭前的圖案,圖案上方標著“主人的聲音”幾個字〔即著名音樂商標“His Master’s Voice”,中文譯為“狗聽喇叭”。〕,我也沒拆下來。我放了四本書壓箱底:亞麻布面的《浮士德》,《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一本薄薄的魏因黑伯爾〔Josef Weinheber(1892-1945), 奧地利抒情詩人、小說家和散文作家。〕的集子,還有一部收集了八個世紀作品的詩歌集。我沒帶小說,因為小說讀完一遍,就不會讀第二遍了。書上放的是收納包。裏面有:一瓶香水,一瓶TARR牌的鬚後水,一塊剃鬚用的肥皂,一把剃鬚刀,一把修面刷,一塊明礬石,一塊洗手肥皂,一把指甲剪。收納包旁我放了一雙羊毛襪(棕色的,裏面已塞了東西),一雙及膝長襪,一件紅白格子的法蘭絨襯衫,兩條棱紋平布的短內褲。為了不被壓皺,最上面放的是那條新的真絲圍巾,它印著酒紅色的暗方格,色澤亮啞交替。箱子就這樣裝滿了。

接著收拾包袱:一床日用的沙發毯(羊毛的,鑲著淺藍與米白色的方格,體積超大,卻並不保暖)。卷到包袱裏去的還有:一件薄大衣(雪花呢的,已經穿得很舊了)和一雙皮綁腿(老掉牙了,還是“一戰”時候的東西,香瓜黃色,帶有皮質的小綁帶)。

接著來整理乾糧袋:斯坎迪亞牌〔羅馬尼亞錫比烏(Sibiu)地區的肉類罐頭品牌,享有國際聲譽。〕的火腿罐頭一罐,塗了黃油夾了火腿片的面包四個,聖誕節時剩下的餅乾幾塊,裝滿水的軍用水壺一隻,帶有可當水杯用的蓋子。

接著我祖母把留聲機行李箱、鋪蓋和乾糧袋放到了門附近。那兩個警察說好午夜時分來帶我走。行李都已整理好放在門邊了。

接著我開始穿衣:一條長內褲,一件法蘭絨襯衫(淡棕色間綠色格子),一條燈籠褲(灰色的,說過是埃德溫叔叔的),一件袖口帶繡花的布馬甲,一雙羊毛襪和一雙雪地靴。費妮姑姑的綠手套就放在桌上,隨手就能拿到。我在系鞋帶時,忽然想起多年前某個夏季,我們在文奇山〔特蘭西瓦尼亞地區的一座山嶺〕度假時的情景。那時母親穿著一件自己縫制的水兵服。我們正在草地上散步,她突然倒在深草中裝死。我當時八歲,嚇得要命,覺得天塌到草裏去了!我緊閉雙眼,不敢看天會如何將我吞噬。這時母親跳了起來,猛搖著我問道:“喜不喜歡我?我還活著呢。”

鞋帶系好了。我坐到桌邊,等待午夜來臨。午夜到了,巡邏隊卻遲遲未到。等了三個小時,都快讓人受不了了,他們才來。母親幫我穿那件帶黑絲絨滾邊的大衣。我穿上了,她哭起來。我戴上綠手套。在木地板的門廳內,就在掛煤氣表的地方,祖母說:“我知道你會回來的。”

我並沒有刻意去記這句話,只是不經意地把它帶到了勞動營。我並不知道,它會一直伴隨著我。但是,這樣一句話有自己獨立的生命。我所有帶去的書加在一塊,也沒有它對我的作用大。“我知道你會回來的”——這句話後來成了心鏟的〔關於“心鏟”的概念,見“關於心鏟”一章〕同謀、饑餓天使的對頭。因為我真的回來了,所以我有權說:“這麽句話能讓人活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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