闕河嘉·芬蘭國家地景中的鄉村意象(2)

關於地景的概念的發展,Hirsch(1995)提出,地景的概念和和三組概念有關:空間/地方、內/外、意象/再現的概念有密切關係。地景的第一組概念(空間/地方),指涉關於這個空間或地方,每日生活的情境、形式或經驗。地景的第二組概念(內/外),指涉關於內/外的界限、區別和認同的建立(Newman & Paasi, 1998)。地景的第三組概念(意象/再現),指涉媒體、文獻傳播之集體的再現,其中符號所展現的情境和形式。這三組概念並非獨立的,而是互相糾結交織的。類似的分析也見Keisteri(1990: 46-52);她在〈地景概念的多層次模式〉一文中,說明並討論當代地理學的「地景」概念,並提出入了三種「觀點」:(1)人類觀察者所能觀看到的,實體的地景或地區;(2)此地在人們心中所喚起的,地景的經驗/體驗;(3)形塑該地景的產生作用的過程。Keisteri 研究文化地景的改變而發現,地景是可見的區域,為人類觀察者所感知,包含了對這些區域的心理經驗/體驗,以及召喚的基本過程。自然的和人類的之間的所有互動過程,反應以及主張,是研究地景時必須分析的動態過程。

隨著地景的研究的發展,地景研究也從單純的描述性陳述,走向更為複雜的地景的政治經濟分析(Hägerstrand, 1995),而這個觀點更適用於國家地景的分析上。例如,Greider 和Garkovich(1994: 1)曾解釋地景為「被人類賦予自然意義的活動,所創造出來的象徵環境」,地景的形成涉及特定的觀點,藉由篩選特定價值和信念的過程,而賦予環境某種定義和形式。

每個地景都代表著某個象徵的環境。Greider 和Garkovich 的觀點,將地景視為一種文化認同的反映,是社會建構出的、而非自然發生的。這裡的重點應是,因為文化團體不同象徵符號的使用,物質環境得以提升為感知的層次。所謂象徵符號是賦予相同的物質物體,也可能因為不同的時代、觀點、信念、團體等等而賦予了不同的意義,產生了不同的象徵符號。近年來的地景研究受到重視,在跨越不同的學科領域中成為學術上的重要課題。而符號學的觀點來看,研究著重於地景的象徵角色、地景在權力、性別、或族群的關係的象徵角色(Zukin, 1991; Rose, 1993; Mitchell, 1994)。

芬蘭是目前有選出的「景點」或區域為「國家地景」的少數國家之一。芬蘭於1992 年選出了27 個國家地景,而其中的8 個國家地景完全或部分位於自然保護區1。芬蘭「國家地景」的概念可回溯至19 世紀初浪漫民族運動(Romantic Nationalism)的文學與藝術,反映了當時的政治和社會事件。在芬蘭民族主義者的文學和繪畫所製造出來的氛圍中,「地景」也逐漸被視為國家的資產。芬蘭國家地景選出為特屬於芬蘭國家的,再現「不同區域、最美好的自然和文化資源……國家地景擁有驚人的象徵價值……他們是維護文化遺產的靈感的資源和來源」(Putkonen, 1993)。


叁、芬蘭的民族運動與民族浪漫主義


芬蘭國家地景的形成有其民族主義的背景。芬蘭位於兩個強大鄰國,瑞典與俄國之間,芬蘭長期受瑞典統治,直到1809 年3 月19 日,芬蘭為俄帝亞歷山大一世所征服(Finnish War),成為帝俄版圖中的大公國(Grand Duchy of Finland)。在帝俄統治其間,芬蘭語才開始被當局承認。1860 年起,芬蘭的民族主義興起引發民族運動,稱之為Fennoman Movement,致使芬蘭與俄帝的衝突不斷。一直到了1917 年的俄國發生的2 月革命,芬蘭才得以藉機獨立(蔡百銓,2004)。

在北歐國家中,芬蘭的語言則屬於烏拉語族的,芬蘭─烏戈爾語系的芬蘭語,與南邊鄰居愛沙尼亞與相近。過去在瑞典和俄帝統治期間,芬蘭的官方與文化生活的語言仍是瑞典語,芬蘭語僅在鄉村農民及一般芬蘭人社區使用。於此,相較於瑞典語作為官方語言,流通於政治、宗教、教育領域之間,芬蘭語則顯得屬於底層階層的,被當成是粗俗的語言。直至1892年,芬蘭語才首度與瑞典語並獲認同為官方語言(蔡百銓,2004)。


芬蘭語的歷史巨作是隆洛特(Elias Lonnrot)在1835 年以芬蘭文編篹的民族史詩《卡勒瓦拉》(Kalevala)。這部史詩是芬蘭浪漫主義和民族主義發展的結果。《卡勒瓦拉》(Kalevala)史詩收集芬蘭人的天地創造神話、民族英雄傳說與民謠歌曲,再加以聯結、編篡、整理而成的。《卡勒瓦拉》字義即是「英雄之地」,美化與塑造了芬蘭人冒險犯難、剛毅不屈的民族性格,也是浪漫民族主義倚重來激發芬蘭的民族意識的代表。

芬蘭的民族運動除了芬蘭語獲得官方地位,也積極尋求、建構屬於芬蘭的主體性,而民族浪漫主義就是這個時期的風格與風潮,試圖以藝術作為提倡芬蘭文化認同的方式。Weston(1997: 15)認為民族浪漫主義是一種「構築國家文化認同的一個共同且極為成功的嚐試……也是對迫切需要去定義有別於前任及現任主宰國的芬蘭文化之反應」。Weston(1997: 15)同時指出,在俄帝統治期間的芬蘭民族浪漫主義具有強烈的折衷性質,「反映在介乎屬於對歐洲、芬蘭中世紀建築之關注與《卡勒瓦拉》(Kalevala)、Karelia 之史詩世界間之焦慮。」例如,這個風格體現在芬蘭的Karelia 建築,一種強調芬蘭獨特地景中純粹森林聚落的建築,企圖表現人類生活和自然和諧的方式。

如前述,芬蘭「國家地景」可回溯至芬蘭的民族浪漫主義,自19 世紀中葉的初期開始構組,一直持續到戰後的時期,芬蘭的國家地景意象呈現是相當結構性的整體。顯然,這個整體與芬蘭國家文化的相對同質性並行,一方面有民族運動強大的立場護航,也有也獲得政府核心角色的全力支持。

1 參見Ministry of the Environment(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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