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當代中國政治中的表演式抗爭:景觀、結構與效能(2)

二、景觀———藝術化的政治生活

 從時間上看,表演式抗爭的先聲是中國20世紀前半期抗戰時和內戰時的左翼政治劇、歷史劇。當時的知識分子在劇場舞台上用表演來影射、批判、抗爭。作為藝術化的政治行動,表演式抗爭充分汲取了歷史經驗及教訓,具有相當的主體自覺。從空間上看,表演式抗爭存在於外國,更存在於中國,存在於城市,也存在於鄉村,存在於現實,也存在於網絡。西方其實也有表演式抗爭,如動物保護主義者的真人秀、裝死屍躺路上的反戰遊行等。而中國的表演式抗爭由於特殊的結構和新的時代背景表現得更為繁多和突出。城鄉共享藝術化政治,而鄉村的反抗甚至更具新奇性和刺激性。表演式抗爭行為除了在現實中發生外,也於虛擬網絡世界中爆發。另外,表演式抗爭既有集體的,也有個人的。

 下面的景觀描畫試圖構造一種全息圖景。

 民間語言藝術。2011年的中石化廣東分公司的“天價酒單”事件和上海紅十字會的“天價宴”事件引發輿論嘩然。出於對公款揮霍的痛恨,網民們編排了系列惡搞視頻與音頻如“我為祖國喝茅台”、“我為祖國吃天價”,以傳統正面的流行歌曲為藍本,填充了諷刺性歌詞,達到了奇妙的藝術效果。類似的表演形式還有對特權腐敗現象高度不滿的“我爸是李剛”的網絡說唱和詩歌接龍。2010年,河北保定的李剛父子“一夜成名”。在校園飆車撞死女大學生的李剛之子喊出的“我爸是李剛”這句習慣性話語轉瞬成為全社會關注的焦點,成為集耍貧嘴、俏皮話、黑色幽默之大成的“中國特色”流行語。貓撲網和天涯社區等發起“我爸是李剛”賽詩造句大賽,參與者成千上萬。全社會的不滿、憤恨、焦慮、無奈,都借助“我爸是李剛”的“語文運動”而得以宣泄與張揚,極盡嬉笑怒罵之能事。公民裸奔求保障事件。2011年11月27日,一男一女攜帶兩名小孩在廣東電白縣城區裸體行走,引發路人圍觀,此事也引起眾多網友關注。該縣公安局負責人回復稱,該夫婦因其幼兒患病入住婦幼保健院尚欠治療費1 500元,在無法籌到資金的情況下,一家四口脫光衣服徒步走上街頭求助。隨後,當地政府給予了該家庭必要的救助。裸奔本是發泄性的、個性怪癖的“行為藝術”,在此卻成為身家無保障的父母孩童的最後“表演”。缺乏陽光溫暖的生活辛酸映入大眾眼簾,主人公尤其想感動“父母官”,希望其伸出援手。讓公民在現代化的征程上不被拋棄、不再“裸奔”,成為凸顯的政治議題。

 法官穿法袍上訪。從2008年至今,孝感市中院法官馮繽一直在替妻子維權,因法院不對此訴求立案,該法官多次穿法官制服,胸佩國徽,站在湖北省高院門口,手舉“冤”字牌上訪。當本身不屬於弱勢群體而恰恰要為弱勢群體主持司法正義的法官淪為弱勢者,身穿法官制服上訪的時候,法袍的光輝頓時變得可疑起來,這是對司法公信力和救濟渠道的某種諷刺。正如媒體所評論的:普通上訪很難引起“轟動”,難以引起領導重視和得到權利救濟,“不走尋常路”就成為公民上訪維權的“終南捷徑”。法袍本是法官權威的象征,是彰顯公平正義的服飾,但在這里卻成為公民維權的籌碼和道具。這種行為藝術也成了公民維權現實狀態的一種隱喻。[8]

煮鋤頭的“行為藝術”。2010年1月,廣東化州市同慶鎮初中新校區教學樓落成典禮的大好日子里,當地的頭頭腦腦都喜笑顏開、滿面春風的時候,失地農民卻為各級領導準備下了這樣一桌“宴席”———幾十位村民圍坐在幾張凳子旁,凳子上的三個碗中分別放著石頭、沙子和泥土,竈上的鍋里放了幾把鋤頭。宴席上還有娛樂節目“出口惡氣”———捏氣球。“鳥盡良弓藏,田盡鋤頭亡。”一位老漢說道:“現在沒地種莊稼,只能吃泥土了。”媒體評論稱:從化州農民用“行為藝術”來規勸說服當地政府遵紀守法來看,群眾是懂道理、明事理的,而且是有水平、有素質的。化州的農民不僅語言豐富多彩,還很有幽默感。[9]

 集體下跪事件。2010年4月,上千名群眾到莊河市政府集體上訪,要求公平分配征地補償款並舉報居委會負責人經濟問題等,部分群眾在市政府門前下跪,持續有半小時,引發了網絡上“千人集體下跪求見市長未果”等熱烈議論。大連市委、市政府隨後對莊河有關負責人進行了問責。民眾通過對“官衙”長時間、大規模的下跪這一傳統悲情形式,試圖喚起官員的憐憫心與倫理自覺。下跪背後的潛台詞是,我承認你權力的強大,但期望你迫於道德和輿論壓力,能傾聽一下弱者的聲音。這種下跪在當代、在中國更顯諷刺性,因人民在法理上是人民政府的主人,當“主人”給“仆人”下跪時,其中之意味頗可嘆息。

 給官員送負面錦旗或帶刺皮球。2010年11月,對勞動爭議處理不滿的“錦旗哥”周力經常站在無錫的主幹道路口,手拿一面給勞動保障監察大隊的大紅錦旗,上書“不為人民服務”。2011年1月,甘肅臨洮縣眾拆遷戶送出一面“違法拆遷,行政不作為獎”錦旗給當地政府,送錦旗的群眾沿路敲鑼打鼓、鳴放鞭炮。2011年6月,在媒體的見證下,廣州市發改委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禮物———一只帶刺的皮球。送球的是一名大四女生,她表示了對城市建設賬目的質疑以及對政府相關部門面對詢問“踢皮球”的不滿。平日里,老百姓給政府部門送錦旗,是對官員工作的感謝,是對其為人民服務的褒獎,領導也很有“面子”。而現今發生的幾起送“不作為錦旗”事件,其效果是截然相反的。“不作為錦旗”無疑是對政府部門不作為、不替老百姓辦事的無奈表達。面對眾人熱熱鬧鬧送來的錦旗,官員接也不是,不接也不是,處於兩難的尷尬境地,戲劇性沖突可見一斑。而給“踢皮球”的有關部門送帶刺皮球,並有媒體“圍觀”見證,亦是政治抗議的行為藝術。

 現代版開封府申冤。2011年1月22日,五名婦女跪在河南開封宋代景區開封府門前向“包公”遞交狀紙,為無辜被羈押的家人申冤。當時,開封府景區門口每天例行的“開衙儀式”接近尾聲。婦女們說道,“我們實在找不到申訴冤屈的地方了,只好來開封找包青天!”此種表演顯然屬於“穿越劇”,劇情屬於最荒誕的一種,其可能引發的關注與反思也可能最強。當農婦跪在開封府門前向例行表演“開衙儀式”的“包公”遞交狀紙為家人申冤的時候,現實與歷史交疊,時空錯亂,原來真的演員被拉入了新的劇情而成為新的演員,普通民眾也一同進入戲劇而開始真情實意的表演,其中的荒誕讓人頓生“關公戰秦瓊”之感。而荒誕背後是辛酸。當不存在的官衙成為民眾訴求救濟的對象時,現實的官衙又情何以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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