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迅·中國地方誌(3.2)先秦的地圖

與地方志的產生有密切關系的,還有古地圖。地圖是地理學的特有語言,從某種意義上說,它比文字記錄更能夠形象地、有效地表示一個地區的地理特點。

中國的地圖起源很早。傳說神農氏、黃帝的時代,已經有了《神農地形圖》、《黃帝九州圖》。當大禹走遍全國治水的時候,也該是有地圖作參考的吧。據說夏禹曾收集天下之金(銅),鑄成九個大鼎,分別代表九州。鼎上繪著九州的山川、草木、物產、人物以至鬼怪,放在宗廟裏,作為傳國的寶器。後來商滅夏,九鼎被遷到商的都城;周滅商,又將鼎遷到周的東都洛邑。戰國時期,秦國和楚國都曾興兵向周朝“求鼎”,就是要奪取周天子“天下共主”的地位。可見“九鼎”和它上面的地圖,是當時國家統治權力的象征。

周初分封諸侯,都明確規定封地東南西北所達到的位置,顯然是根據地圖來分封的。諸侯國也以圖為據來管理它的土地和人民,並向周天子交納貢賦。春秋戰國時期,由於國與國之間的交往和戰爭非常頻繁,地圖的使用更加普遍,不但天下國家有圖,各國管轄下的比較小的地區也有地圖。著名的“荊軻(借獻地圖)刺秦王”的故事,就相當生動地說明了當時地圖相當多和受重視的程度。

《史記·刺客列傳》記載:秦國逐漸兼並諸侯,燕國君臣非常恐慌,又無力與秦國抗衡,燕太子丹就派遣荊軻去謀刺秦王(就是後來的秦始皇)。為了能夠接近秦王,荊軻的借口之一,就是要向秦王獻“督亢之圖”。督亢是燕國最肥沃的一片土地,獻地圖就是獻地,秦王很高興,果然接見了他,並且讓荊軻拿圖來看。荊軻將淬了毒藥的匕首卷在地圖裏呈獻上去,圖展到最後,匕首顯露出來了。他左手抓住秦王的袖子,右手抓起匕首就向秦王刺去。這次行刺沒有成功,但直到現在,講到一件事的陰謀最終顯露出來,還在用“圖窮匕首見”這個典故。

地圖不僅對於治理國家十分有用,在軍事用兵方面更是不可缺少。從《漢書·藝文志》的著錄看,先秦兩部著名的兵書,原來都是有圖的。《孫子兵法》有附圖九卷、《孫臏兵法》有附圖四卷,圖的分量都不少。《管子》一書,相傳是春秋時齊的相國管仲所著,但據後人考證,也是戰國時期的作品,其中專設有《地圖篇》。《地圖篇》中說:“凡是領兵打仗的人,在作戰之先,必定要先熟悉地圖,知道什麽地方地勢險要,什麽地方是名山、通谷、河流、陵陸、丘阜,什麽地方有豐茂的樹林和牧草,還有道路的遠近,城郭的大小,哪些是有名的城邑,哪些城邑已經廢棄,哪些是荒地,哪些是已經墾殖的土地,都必須了解清楚,才可以制定作戰計劃,采取軍事行動而不失地利。”這段話告訴我們,不僅當時運籌於帷幄、決勝於疆場的將帥人人離不開地圖,而且地圖的內容已經相當覆雜。在一幅圖上要說清楚這樣多的問題,不僅要用多種多樣的符號,很有可能還要附加若幹的文字註釋。

正是政治、軍事等多方面的需要,使歷代統治者始終關註地圖,不斷收集、更新地圖以使之更完善。後來,古地圖加上說明文字,漸漸演變成為圖經,最終同地方志融為一體。直到現在,地圖仍是地方志的一項重要內容。

關於我國地方志的起源,歷代學者有許多不同的說法。主要的意見有兩種:一種認為地方志起源於古代的國別史,斷言先秦的國別史就是最古的地方志;另一種認為方志起源於《山海經》、《禹貢》、《周禮·職方氏》一類地理書。甚至有人說夏禹的九鼎是“志之始也”(尹漣《(民國)定番州志跋》)。現在越來越多的人認為,這些說法都有一定的道理,又都不夠完整。無論國別史、地理書、古地圖或是《詩經·國風》,都只包含了後來地方志的一部分內容。地方志的源頭不止一個,正如長江的浩渺,是匯合了無數條涓涓細流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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