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雨村·文化地景創造與社群歷史意識(2)

田野地點

田野地點詩巫位於北緯 2˚19’、東經 111˚19’,目前是砂拉越州第三大城(次於
古晉、美里),拉讓江首屈一指的商業城市,以及詩巫省的首府(黃孟禮 2007:
5、8)。詩巫位在拉讓江出海口上遊約100公里處。拉讓江適於航行,詩巫成為
更上遊的城鎮加拿逸、桑與加帛的航運中心與商業集散地。自從1850年代開始,
華人的城鎮店家與兜售小販就已活躍於詩巫。詩巫華人自我區分為七鄉屬,包括
福州、興化、福建(漳泉)、客家、潮州、廣惠肇與海南。他們來到詩巫的時間
不一,漳泉、客家、潮州、廣惠肇人屬於19世紀後半葉陸續來到的早年經營商業
的先驅者後代,福州人、興化人及廣東的廣寧客家人大多是20世紀初的集體農業
移民的後代。

如今,先驅者的後代依然在每年的清明節維持前往詩巫對岸的發源地哥羅多島的華人墓園(廣福山亭,又稱老祖)舉行公祭。依據廣福山亭的碑文,這項傳統可能至少早在清光緒年間就已建立。這項儀式年復一年,象征著先驅者後代的歷史根源。然而他們從詩巫開埠之後所享有的政經權力,逐步由福州人所接掌。

原先大多居住於詩巫鄉區的福州人,從1910年代的橡膠種植累積資本後,1920年代開始在詩巫巴剎經營商業,而與原先居住在巴剎的先驅者後代形成競爭態勢。當詩巫中華商會於1930年創立時,福州人也占了五席,跟漳泉人及廣東人形成三足鼎立之勢。福州人重視教育,也因此逐漸在教育體制下,取得公職及專門職業的知識技能。

福州人在1950年代改變了鄉村生活取向,運用從橡膠生產累積的資本投資在工業與商業。福州人受益於教會組織與合股制度。從1960年代到1990年代的木材業快速成長,帶來一股經濟高峰。1970年代的共產黨騷亂則為農村形態的生活帶來最後一擊,促使更多的鄉村居民流入城區。

漳泉人基於詩巫市區先驅者的地位,在1957年之前依然保有詩巫中華商會的主席職位。詩巫中華商會在1957年由福州人接掌,進而於1969年改組成為詩巫中華總商會1999年改名為詩巫中華工商總會)。該會維持登記會員鄉屬身分,這份數據可用以比較鄉屬實力的消長。從表1可見到福州人在1969年詩巫中華總商會成立時,即享有超過六成的會員人數。福州人在中華工商總會享有優勢地位,主席絕大部分由福州人擔任,但仍保留各鄉屬人士出任副主席。

1960年代到1970年代福州人湧入城區居住,並取得政經優勢,市區的通用語言由福建話轉變為福州話,使得若干規模較小社群語言,如客語、潮州話、興化話的使用逐漸消失。然而在近二十年,跟大中華地區的交往日益頻繁,華語的學習及接觸媒介都大幅增加,福州話亦出現流失危機。

馬來西亞各地的華人社群當中,詩巫的華人社群非常顯眼,這是就其人口比例以及熱烈參與文化活動的角度而言。首先,依據2010年的人口統計,詩巫的華人有147,000人或約合總人口的57.1%。若和砂拉越全州及其他兩座大城古晉與美里比較,詩巫的華人比例特別高 —— 砂拉越全州華人占24.6%,古晉37.8%,美里28.1%(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Malaysia, Sarawak 2011: Table 2.7, p. 24‒25)。其次,詩巫華社受益於木材業、油棕業的經濟利益及其相對自主的地方政治,自從1970年代晚期即已積極參與華人文化復興運動。1977年,詩巫華社積極響應馬來西亞全國華人大團結的浪潮,率先成立砂拉越州的第一個華人社團聯合會 —— 第三省(詩巫省)華人社團聯合會,以整合華人在地緣、業緣、血緣及文娛方面的社團力量(陳琮淵 2005a:341)。1990年,在詩巫華團的支持下,砂拉越華族文化協會於詩巫成立,成為目前在東馬地區首屈一指的華族文化學術交流活動、圖書出版、文獻典藏的機構。再者,當年黃乃裳率領前來的福州人有相當高比例屬於衛理公會教友,詩巫的衛理公會業已成為全球華人衛理公會出版事業的核心所在。今天,詩巫華社稱自己的城市是“砂拉越文化堡壘”,這是相對於砂拉越的政治首都古晉。例如,詩巫曾於2001年與2009年在華團領導下,主辦馬來西亞華人文化節。即使古晉華社人口總數更多,並享有更多的政治經濟優勢,也從未主辦這個節慶。


地方歷史書寫與認同塑造

詩巫華人熱衷於歷史書寫。主要的呈現管道包括報紙、紀念特刊與展示。當地的歷史書寫再現了華人或鄉屬的認同。首先,華文報紙提供了當地作家出版地方歷史、風俗與文學作品的管道。有幾位筆者將其在報紙發表的文章結集成書,其中最多產且最有名的本地歷史學家劉子政出版超過二十本書籍。1978年出版且最受到廣泛閱讀的書籍《黃乃裳與新福州》一書,重新評價黃乃裳身為詩巫福州墾場港主的歷史地位(劉子政 1998 [1978])。後續學者以該書為基礎繼續探討(Yeap 2001;黃建淳 1999、2009;陳琮淵 2005b;Leung 2002;Pang 2005)。然而在缺乏其他鄉屬的同質量資料對比之下,這些論述所呈現的圖像偏重在黃乃裳建立當代詩巫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詩巫擁有“新福州”或“小福州”的稱號。這往往是外界人士(包括準備前往研究或拍攝電視影集者)所能接觸詩巫的文獻資料,從而認定福州人是詩巫重要的華人群體。

非福州人的華人鄉屬群體及福州人內部的分支群體深知詩巫的華人複雜內涵,也尋求發聲管道。他們嘗試在社團、教會與廟宇的紀念特刊當中書寫另一個片段的詩巫華人歷史,然而論述內容往往局限於自己群體的歷史,事實上彼此重叠的部份並不多,也無從替代現有的其他歷史版本。

其次,馬來西亞與新加坡的華人社團出版紀念特刊已成為一項傳統。檳城及新加坡等地的同鄉社團會邀請詩巫同鄉提供文章。例如,以新加坡為總部的南洋客屬總會在1965年編輯《南洋客屬總會第35、36周年紀念刊》,即邀請詩巫客家公會提供文章,報導當地的客家人移居歷史(萬道奎 1965: A143)。詩巫華人從1950年代開始編輯紀念特刊,例如詩巫福州公會於1952年出版《詩巫福州墾場50周年紀念特刊》、1971年出版《墾荒70年》等。1980年代之後,詩巫各鄉屬社團的紀念特刊出版種類逐漸增加。1 這跟當地經濟的發展及文化意識的提升都有直接關聯。

這些紀念特刊呈現對詩巫華人拓墾史的各種不同視野。例如,詩巫漳泉公會1987年出版該會50周年紀念特刊,當時擔任主席的周平清表示,出版該特刊的目的就是反擊福州人的“發現”詩巫觀點。內容包括漳泉先驅者的歷史、漳泉人擔任的甲必丹,以及1950年代的反殖運動等等。然而,紀念特刊在發行之時也許成為轟動話題,但實質的流通渠道非常有限,只有社團會員或訪客可以取得。

第三,從1980年代開始,展示成為另一種歷史詮釋方式。詩巫民眾會堂在1989年籌劃一個有關砂拉越華人移民史的常設展示(已移至市中心的詩巫文物展覽館 [Sibu Heritage Centre]),由當地歷史學者漳泉人蔡存堆與廣東人朱敏華撰擬展示內容,主題包括華人文化、華文教育,以及各個華人鄉屬群體的歷史。他們希望均衡呈現每個群體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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