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兩千年前說起

如果你溯長江而上，去探尋它的源頭，你將會看到：滾滾長江，最初不過是從青藏高原萬裏冰川的冰淩上一顆顆滴下的小水珠。它們聚集成許多條細細的水流，再匯成溪，匯成河，一路上接納著大大小小的其他河流，終於匯成大江，浩蕩東去。你想過嗎？這正是燦爛的中華文化積累和發展過程的縮影。 

中國地方志起源於何時？怎樣發展到了今天的規模？這樣從兩千年前說起。

周代的“四方之志”

中國有悠久的史學傳統。上古的“史”本是一種官職，除記錄君王的言行和國家的大事外，還負責起草文書，發布政令，整理和保管圖書檔案。《史記·藺相如列傳》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公元前729年，秦昭王和趙惠文王在澠池(今河南澠池)會見。當時秦國強，趙國弱。宴會之中，秦王要求趙王奏瑟(一種彈撥樂器。趙惠文王善鼓瑟)，然後讓秦國的史官記上：“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趙國的上大夫藺相如不能忍受這種屈辱，立即上前請秦王表演擊缶〔fou否，一種瓦質打擊樂器〕，並威脅說：“現在我離大王只有五步遠，如果您不肯擊缶，恐怕不免要流血了。”秦王沒有辦法，很不高興地敲了一下缶。藺相如馬上讓趙國的史官也記上：“某年月日，秦王為趙王擊缶。”這件事說明，到春秋戰國時期，設置史官，將重大事件隨時記錄在案，已經是非常普遍的制度。在實行分封制的古代中國，一個世襲的諸侯國就是一個獨立的行政區域，各國史官記錄和保存的資料，就是我國最早的地方文獻了。 

當時統治天下的周王室，它所設立的史官和其他官職，出於職務的需要，各自掌握著一批有關諸侯國的文獻。“方志”這個詞，最早就出現在專門記述周朝官制的著作《周禮》中。據《周禮》記載，周朝設有“外史”，他的任務是“掌四方之志”，並起草周王室下達給四方(各諸侯國)的命令。又有“小史”，掌管“邦國之志”，為的是辨明天子和諸侯的世系，以便執行各種禮法。還有一種官職叫“誦訓”，職務是“掌道方志”(圖3)；“道”，就是說、講；他負責給天子講解四方記錄上報的史實。據考證，《周禮》這部書，雖然假托是周公姬旦所作，其實成書於戰國時候。它所記的並不全是周朝真正實行過的制度，而是以周朝的官制，參照戰國各國的政治制度，將它們整理得有條有理，來反映一種儒家的政治理想。盡管如此，我們還是可以說，至晚在距今兩千多年前的春秋戰國時期，我國已經有了“方志”這個名詞。 

實際上，在另外一些先秦古籍中，也有不止一處提到“志”、“前志”、“故志”，或者引用其中的文句。如《左傳·昭公三年》，魯國的叔孫豹勸說季孫宿(都是魯國大夫)要好好接待小邾國的穆公，以免對方懷有異心。他引了“志”作論據，說：“‘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迎來者，天所福也。’”《國語·楚語上》記楚國大夫申叔時給楚莊王開了一個書目，供教育太子之用，其中也有“故志”。申叔時還對楚莊王解釋說：“用‘故志’來教太子，可以使他了解前代的興亡，從而有所戒懼。”可見“志”在當時是一種大家都熟悉的文獻的名稱。 

圖3 “方志”一詞最早出現在《周禮》中

這些“志”、“前志”、“故志”，以及《周禮》的“方志”、“四方之志”、“邦國之志”究竟是什麽樣子，由於沒有實物流傳下來，現在已經不能確切地知道了。根據《周禮》的敘述大體可以斷定，它們是各地的基本情況及往事的記錄，其內容無疑屬於後世地方志的記述範圍，體例上卻遠遠還沒有形成後世地方志的樣子，甚至很可能還沒有什麽統一的體例，或許是既有經過整理的史書，也有調查報告，也包含未經編輯的原始記錄和檔案。當時的“方志”，只是用文字記錄的地方文獻的通稱，並不等於現在的地方志。 

除外史、小史、誦訓以外，《周禮》所記的官職，還有一些同各國文獻有關。他們除了要掌握必要的文字記錄，還要掌握有關的地圖。輔佐周天子安邦定國的大司徒，掌管各諸侯國的“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便根據實際情況制訂各種政策法令；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他要了解各地的民力、財力、谷物和牲畜的種類和數量，以便管理四方的朝貢；“司險”要掌握“九州之圖”，以了解山林川澤的阻隔，根據地形開通道路，在險要的地方設置樹林、溝洫作為屏障，一旦國家有變故，可以馬上封鎖要道，禁止行人通過，並派人防守；還有“土訓”，專門給天子講解地圖，讓天子了解各地的山川形勢，什麽地方適宜種稻，什麽地方適宜種麻，等等。從這些記載可以看出，當時我國的地方文獻已經十分豐富，而當時的中央王朝已很懂得充分利用地方文獻來幫助治理天下。 

正是從《周禮》的記載中，透出了中國地方志萌芽的最初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