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景遷:十七世紀的跨文化之夢(中)

我們現在有了這麽幾個點:南京,一個天主教的家庭,沈福宗本人,還有他對於拉丁文的知識,然後我們有了一些估計的日期。沈福宗可能是17世紀60年代出生的,那是康熙朝早期的時候。他1691年在印度洋上去世,因為熱病。他有著對於拉丁的知識,基督教的信仰,還有對於西方的知識,不過令人遺憾的是他在海上死去了,也被海葬了。他留下了一些尚待傳到中國的信息,後來我們得到英國的一些資料,這些資料是他的老師傳回英國的訊息,從這些資料我們得知,他想帶回中國的訊息是“what it was like in the west”, 這也是我在書中用到的短語,“西方那個時候是什麽模樣”。不過這些訊息後來都丟掉了,因為沈福宗的旅伴,也是他的老師,一些天後也去世了,在另外一艘駛向中國的船上。這是一個奇怪的巧合,不過確實使得歷史學家的任務更加艱巨了。

這個生活在17世紀60年代到1691年年紀輕輕就去世的人對我來說,是一個對於歷史的真相(truism)的理解很好的例子。歷史的真相,我們認為,是那些事實,無需太多的思考和解讀。關於沈福宗,他的歷史真相是這樣一個等式:我們知道他的故事是什麽,我們可以寫下他三十年的經歷,不過另一個方面是,我們不知道這這個故事的意義。一個故事是什麽,和一個故事意味著什麽,這裏面有巨大的差距。我們需要縮小這個差距,如果我們能夠知道這個故事的意義,那麽我們就幾乎達到歷史學的目的了。


這樣一個追尋故事意義的過程,總是非常模糊的,意義是不容易被捕捉的,而且可能是模棱兩可的,尤其是沈福宗留下的是一些只言片語,一些拉丁文,還有以下他隨手記下的數字。我們不如從沈更為人熟知,更令人驚異的一個考試講述這個故事。當我們談論沈福宗的時候,我們可以從那些我們確切知道發生過的事情開始,然後我們可以談談哪些東西可能使得這些事實有意義。沈的生活有幾個重要的側面,讓我們從這些確定的側面開始。


歷史記載中沈福宗的七個側面


下面是沈故事的第一個側面,在沈福宗的歐洲之旅中,我們知道他引起了當時歐洲幾位國王的好奇心,對我來說這非常有趣,這樣一個人會和國王認識。他從半個地球那麽遠的地方來,好像確實應該見見國王。他見過兩個國王,一個是英格蘭的詹姆士二世,另一位是“太陽王”路易十四,路易十四一定讓他的仆人問過沈,是否願意到他最近建成的一座宮殿——凡爾賽宮去見他。根據其他的一些資料,我們知道沈福宗確實到了凡爾賽宮,見到了路易十四,他們討論了一些問題。太陽王希望了解書法,中國人是怎麽寫書法的,外國人能不能學書法,他也讓沈福宗寫了一些書法。然後太陽王希望他念主禱文,用中文。這段禱文是新教中簡單的,但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段文字,太陽王希望這是普世的,希望知道中文中它聽上去是什麽樣子。然後,就像法國人常說的,生活就是生活,路易十四希望沈福宗表演用筷子吃飯。這個當時自認最有權力之人,卻不知道如何去使用一雙筷子。對於一個中國人,太陽王希望知道書法,中文的新教禱文,還有筷子,所以我們可以看見當時的中國是怎麽被歐洲所理解的,歐洲對於中國的興趣是什麽。


另一個例子是詹姆士二世和沈福宗的會面,但是詹姆士二世正在喪失自己的王位,正在被反對者推翻,但是和沈福宗會面的時候他還是王。他們在牛津會面,還讓當時的宮廷肖像畫家戈弗雷·內勒(荷蘭畫家,當時生活在英國)畫了一幅沈福宗的像。可是這幅像後來在戰爭中遺失了,我們現在知道當時看過的人的一些記載,所以我們知道這幅畫存在過。


沈福宗的故事的第二個側面與學者的世界相關,主要在英格蘭,也在其他國家有記錄。在這個學者世界中語言是一個重要的事情,尤其是拉丁語,所以他在一個相對優越的環境長大,學習過拉丁語,在他到了歐洲以後,他1684年抵達歐洲,他的語言是和這個學者的世界的一個重要的紐帶。他和這些英國的學者(他們也會拉丁語)可以有一些有效的交流,而不僅僅是會面。他和他的老師有很好的交流,也去了圖書館,因為他們當時在牛津,牛津已經是比較成熟的大學了。但是牛津老師的講座有些還是拉丁語的,還有一些是英文的。


耶穌會當時在中國是人數最多,組織最好的教會,沈福宗也是接受耶穌會的教育的。沈在耶穌會時,耶穌會正在進行一個很有意思的項目,他可以為這個項目工作,這個項目當時快要完成了,這就是論語的翻譯工作。這是一項團隊工作,有大概20個懂中文的耶穌會教士聯合進行。沈福宗並不是一個核心的工作人員,但是確實參與了這個項目,作為一名校對員,校對《論語》。這是一個確定的事實,不過我們不知道他對這件事情的看法。《大學》《論語》和《中庸》都被翻譯了,並且在法國出版了一本很精美的書。沈福宗可能是第一個把這本譯本帶到英國的人。

他從法國把《論語》的一份拷貝帶到了英國,給了牛津圖書館。牛津那個時候正在建設現在舉世聞名的博德利(Bodleian) 圖書館,博德利先生是一個書籍收集者,後來給了牛津他收集的書籍,所以牛津的圖書館以他的名字命名。沈福宗把書放進了博德利圖書館的館藏,並且遇到了一個人,叫托馬斯·海德(Thomas Hyde), 他是英國的第一個著名的東方學家,會阿拉伯語還有馬來語等語言。托馬斯·海德在牛津有很多熟識的學者,也結識了很多倫敦的學者,這些學者和巴黎的東方學學者是有聯系。因此沈福宗被要求將四書中三本已經譯成拉丁文的帶到英國去。沈福宗因此也被邀請參加學術圈的很多晚餐活動,談論中國的情況。

學者的世界也是一個印刷和出版的世界。印刷的世界是值得我們單獨研究的領域。你可能會想到,因為四書的翻譯,這些中文書籍的出版會在歐洲重要的商業和學術中心留下印記。有兩個城市對這樣的書最感興趣。一是阿姆斯特丹。它在文化上的地位當時是舉足輕重的;另外一個城市是羅馬,那裏是基督徒教學和成長的中心。這些孔子的書的整理和出版 – 當時的英國人就把這幾本書叫做“孔子的書”(The Confucius)- 當詹姆士二世訪問牛津的時候,他問圖書館的館長,你的圖書館有沒有孔子的書?當時的館長,就是我們上面提到的海德先生,回答說,我們有。詹姆士二世又問是那位中國人帶來的嗎?海德回答說是的,陛下。


倫敦當時出版業的狀況也值得談兩句:當時引入了新的郵政系統,被稱為便士郵政體系,郵政的廣度也大大提高了,信件可以抵達大部分說英語的地方。沈進入了這個新的出版和通訊的世界。我們可以找到他當時的兩份信件的殘片,從內容和筆法上我們能看出是他寫的信。


因此沈福宗所抵達的西方是有意思的:有對於儒家書籍的翻譯和出版,有國王會關心這本書,同時也讀書,會給他做一副畫像。這些引發了書商和出版人和他的晚餐聚會,使得被翻譯的儒家經典書本銷售、流通往外國的市場。


第四個側面可以是非常簡略的,這是因為我們不知道當時的細節。這是一個語言學的世界。對於各種語言語法的研究在當時很盛行,中文當然是一門學者已經在學習和研究的語言,希伯來語,阿拉伯語,印度的語言,馬來語都已經在研究。 中文當然是核心的語言之一——因為中國的強大。從人力的角度看,中國擁有大量的人口,在康熙年間,這些中國人就開始了海外離散的現象,在歐洲的運輸和貿易行業都需要對中文有些認識。我的大學的創始人,耶魯先生,也和這件事情小有關系。耶魯是一位在印度的金融家,他和印度和中國的商人打交道,這些人把貨品賣向歐洲。


下面是第五個側面。我把它稱為“書籍流通所形成的交流圈子”。商業,金融,貿易的發展都在當時促進了貨品的流通。書在當時的流通狀況下,可以被很多人看到,這個流通過程中最重要的人之一是書商,當時大量的書商通信給我們提供了這方面的歷史資料。印刷出版是一回事,書的流通又是另外一個世界,也是常常被我們所忽視的。我們知道沈福宗當時買到了一些英國的書,還有一些外國的書,同時他還希望買到來自中國的圖書。當他在牛津博德利圖書館時,圖書館開始為所有的藏書編目,這好像是不甚重要的事情,不過當開始為圖書編目的時候,就得開始考慮圖書的儲存,補充,找到書的彩頁,並且制作摘要。沈福宗在這個時候就有獨特的作用了。通過和書商的交流,他開始理解西方世界的通訊和物流體系,當時除了官方的郵政系統之外,文書的傳遞還有一些其他的渠道。我們不知道細節,但是他一定通過書的流通更好的理解了西方的通訊體系,還有當時的文具更加豐富了,包括紙張,墨水的種類都增加了,沈福宗對此應該是十分熟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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