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的實驗主義只不過是達到目標的方法，是一種有效的工具。工具性也是其它實用主義哲學家所提倡的。格雷把實效主義的共同點歸結為工具性與語境性：“我們實用主義者必須牢記在心的是，我們必須基於某種目的而思考——也就是工具性的思考。”[13]而按照韋斯特的提議，實用主義的“公分母”就是“一種努力以思想為武器、使更有成效的活動成為可能、並以未來為導向的工具主義。”[14]但是，工具本身不能獨立存在，工具總是與某種目的聯系在一起的。工具的價值在於去實現人的特定目的，關鍵在於是否實現了，也就是實際效果。在《哲學的改造》中，杜威闡述了其基本模式，“理性是實驗智慧，按照科學的模式孕育，用於創造社會藝術；它要做事。它將人從由於無知和偶然而凝固成習俗的過去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它規劃了更好的未來並協助人將其實現。它的運作又總是經受經驗的檢驗。”[15]杜威主張，觀念是解決人類問題的工具，並且這些解決方案應該在經驗中接受檢驗，這樣，我們能夠從努力中有所收獲，並且重新調整方案，使其達到更好的效果。[16]這充分說明“杜威把皮爾士的思想放在重要的位置，關注觀念的實際效果”。[17]如果我們重視工具的實用性，重視工具應用於目標的檢驗，重視工具的效果，工具主義就成為實效主義。杜威的工具主義實際上就是實效主義。杜威的表述“知識有助於使人了解他的需要，形成他的目標，並使他找到一些用以實現目標的手段。”[18]實際上是皮爾斯實效主義“理性認知與理性目標的不可分離”的不同表述方式而已。

教育的目標：具有社會責任感的公民

杜威於1897年發表的《我的教育信條》表明其實效主義教育思想初步形成。後來發表的《學校與社會》、《兒童與課程》、《我們怎樣思維》、《明日之學校》、《民主主義與教育》、《經驗與教育》和《人的問題》從不同側面論述了教育問題，其中1916年出版的《民主主義與教育》是杜威實效主義教育觀的集大成之作。另外，杜威1919年5月至1921年7月在中國關於教育的各種演講，特別是在北京和南京的《教育哲學》系統闡釋了他的教育觀，不可忽視。從實效主義來看待杜威的教育哲學，我們大致可以從三個方面進行討論：教育的目標是什麽？教育的方法是什麽？教育的效果怎樣？核心是目標與工具（手段）的關系，因為這是達致實效的根本所在。

杜威的教育觀可以用一句話概括就是，“成人社會是教育的目的，兒童是教育的起點，學校是二者之間一條過渡的橋。”[19]這里的教育概念是狹義的，僅僅指兒童的學校教育。因為教育不僅僅是學校的事情，而且現代教育也不僅僅局限在兒童，但是兒童的學校教育毫無疑問是教育最核心的部分。杜威最偉大的貢獻就是把兒童教育從傳統教育的陰霾中拯救出來。[20]

教育到底有沒有目的？杜威是“教育無目的論”的提出者，教育到底有無目的一直成為杜威研究者爭論的焦點。以實效主義來看待這個問題就很清楚，實效主義區分目標、工具和效果。我們必須區分教育的目的和教育自身的目的，教育作為工具，作為橋梁，其目的在於培養被教育對象，但教育自身並不能獨立於其培養對象和目標而成為目的。工具的價值在於能否有效地實現目標，橋梁的意義在於能否到達目的地。教育的目的是通過被教育對象的目標的有效實現為目的。這是杜威實效主義教育觀的精髓。教育的對象是兒童，“教育的目的是要把兒童走過這條橋到成人社會里去做一個有用的分子”[21]。

杜威關於教育有幾個命題：教育是生活的需要、教育是社會的職能、教育即指導和教育即生長。[22]杜威的論證思路是這樣的：生物和無生物之間最明顯的區別，在於前者以更新維持自己。生物能為它自己的繼續活動而征服並控制各種力量，如果不控制這些力量，就會耗盡自己。生活就是通過對環境的行動的自我更新過程。但是一切高等生物的自我更新過程不能無限期地繼續下去，因為一段時間之後它們面臨死亡的命運。個體生物不能勝任無限期自我更新的任務，但是它們可以通過遺傳以類的方式延續生命。生命要得到更好的延續必須使得過去群體的生活經驗得到傳遞，最廣義的教育使得這種生活的社會延續成為可能，這是社會遺傳。所以，生活的更新通過傳遞，而有效的傳遞手段是教育。教育實質上是群體的合作，是兒童與成人的合作，是代際合作。教育以兩種方式存在，一類是每個人從和別人共同生活獲得教育，是自然的、重要的，但是偶然的。像所有社會活動一樣，教育上的分工是人類的理性選擇，也就是正規教育的出現。正如杜威所言，“沒有這種正規的教育，不可能傳遞一個複雜社會的一切資源和成就。因為書籍和知識的符號已被掌握，正規教育為年輕人獲得一種經驗開辟道路。”[23]不管偶然教育還是正規教育都是生活的需要，只不過正規教育是現代社會更有效的實現生活需要的工具。由於分工，正規教育獨立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