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上海世博的器物敘事(2)

但這兩個公約都未能直接指涉歷史器物, 只有前者提及的建築銘文和後者提及的傳統手工藝,跟器物有所關聯。教科文組織在設立遺產保護範圍的同時,制造了大片盲區和空白,令器物拯救的前景變得更加黯淡。就在“非物”申報成為地方官員的顯赫政績時,器物湮滅的進程也在不斷加速。在現代化道路上奔行的第三世界國家,一方面無情地碾壓老舊器物(建築)的遺骸,把它們送進臭氣熏天的垃圾場,另一方面,有價值的古玩(陶瓷器、青銅器、木器、玉器、石器、玻璃器、珠寶、鐘表、書畫等)卻成為拍賣行青睞的物品,它們的價格被不斷刷新。這一畸形繁華的景象,激勵了仿古制造業的興盛,大量偽器在市場上湧現,與真器魚目混珠,描繪著古器獲救與復興的幻象。

古代器物的重新發現,主要依賴於市場采集、家族傳承和考古發掘。那些被歷史掩埋的器物,除了極少數在家族內部長期傳承外,大部分會經過古玩市場易手。更多古器則繼續沈睡在古文明的廢墟里,形成大面積的地下古器群落。毫無疑問,考古發掘則是最重要的古器來源。中國的河南和陜西、歐洲的羅馬、伊拉克的巴比倫遺址和幼發拉底河古河床、印度旁遮普省的印度河流域等地,拼成了古器發現的指津地圖。

漫長的農業文明走向衰敗之後,新器物的發明權幾乎完全被歐洲工業國家壟斷,並在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中葉,形成新器物大爆炸的格局。受1867年巴黎世博會的推動,在19世紀的法國,居室的床單、椅罩、盒罐、陶瓷器皿、玩具、刀具、鐘表、香熏、水晶或玻璃制品被大量設計和生產出來。

“世博會”被“發明”出來之後,其最大價值就在於,它是新器物爆炸的主要策源地,它貢獻了包括縫紉機、打字機、留聲機、汽車、電燈泡、膠片、照相機、電影機、電話、無線電、磁帶錄音機、尼龍、塑料制品、電腦鍵盤等在內的生活核心用品。博覽會制造的另一後果,就是新行業——現代零售業及大批零售商店的興起。而高效的工業復制能力,成為器物市場興旺的強大後盾[2]。

這種新器物爆炸的第一起因,並非緣於生產能力增加,而是緣於新發明層出不窮。美國在18世紀末頒布專利法,推動了19世紀各國專利保護制度的建構。因受該項制度的鼓舞,歐洲工業化國家卷入了全球性的發明競賽。英國人發明了水泥、霓虹燈、保溫瓶、青黴素和維生素,美國人發明了拉鏈、人造纖維、機器人、空調器、洗衣機、微波爐、因特網和移動電話,意大利人發明了體溫計和血壓計,法國人發明了高壓鍋和自行車,德國人發明了汽車,荷蘭人發明了擺鐘,瑞典人發明了冰箱,日本人發明了味精,等等[3]。

19世紀器物大爆炸,導致器物種類和數量以幾何級數增長,填滿了市民生活的每一個縫隙,並且徹底改變了人類的日常生活方式。鑒於這種多元化的狀況,人們甚至無法就這一時代的核心器物達成共識。但要是僅僅從寓意的角度出發,人們可以找出如下幾種代表性器物——白熾燈、鐘表和照相機,因為它們不僅照亮了世界,也照亮了時間和記憶。


“上海絲”背後的華夏器物體系


對於舉辦2010年世博會的上海而言,為了完成民族主義敘事,古代器物有著極其重大的標志性意義。2002年12月3日,在摩納哥首都蒙特卡洛舉行的國際展覽局第132次代表大會上,中國代表團贏得了2010年世界博覽會舉辦權。而該次成功申博的原因,跟一種叫做“輯里絲”的器物相關。在中國申博委員會的報告里,含有一條重要的申辦理由,它源自那份叫做《北嶺徐氏宗譜》的文本,其間記錄著商人徐榮村攜“輯里絲”在1851年首屆世博會獲獎的史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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