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屋子一點也不好,墻上沒有半張明星的像片。墻周圍用圖釘按滿了一些亂寫的字。陡然一堆紅色吸引了我的注意,那是貼在書架上端的一張空白的地圖,圖的一角塗了一些挺難看的紅顏色。我說難看,並不委屈它。比方說,要紅得像楊梅吧,看看也還有點兒甜味兒;或者索性弄成粉紅色,像女孩子的臉蛋,多開心呀。他染的偏偏是那麼紫紅,像豬血似的。嘔,並且還在地圖旁邊寫了四個字。這字我認得的,是上上期《良友》第一頁印的“還我山河”,我還記得那是《精忠報國》裏嶽飛寫的呢。

他讓我坐在他對面的椅子上。我是滿心盼著他給我郵票,好跑回去安插。

這人真懶,床也不疊,枕頭底下壓著幾本書。露著面兒的一本,似乎是《日本帝國主義……》什麼“史”。反正又是那套,膩死了。

我簡直坐不住。我問:“郵票呢?”

他悵惘地看了我一眼,說:“咱們都快當亡國奴了。”

這話我不懂。干麼非罵人一句才拿出來呢?

他摸了摸桌上的白茶壺的肚,預備要倒茶給我喝。我忽然看到抽屜縫露著一個信封的角,就馬上扯了出來。咳,“欠資”!不,翻過來有著一張新奇的郵票。起初我以為是日本的,因為顏色也那麼淡,樣子也那麼雅——也那麼缺少大陸的渾厚。仔細一看,在一座塔的上面印著“滿洲國”三個字。嘿,這不是新成立的滿洲國嗎?這個我沒有。我敢發誓我沒有這個。我笑了。我擡起頭來,用極動人的語調向他乞求:“我可以撕下來嗎?這宣紙信封不會撕破的。”

那人像中了一箭的野禽似地,又懊喪地皺起眉來,說:“要那氣死人的東西干啥?”

“好,我用處大著呢!”我又馬上改了口風。“是的,沒用,更可以送我嘍。”

“你們這些人——”他端詳了我一下,又勉強地擠出來一聲苦笑,才說:“拿去吧。要,有的是。”

我就小心翼翼地把它撕了下來,一點都沒有撕破,信封也還完整。頭一回若是給人扯得一塌糊塗,下回就該碰釘子了。

於是,我又囑咐了他一陣:再有,可別給別人。向他道了一聲謝謝,才一溜煙跑下了樓。

好,那最初送我郵票的孩子一看見就非跟我要不可。據他說,這比外國的還難得。經他這麼一說,我可就不肯給了。氣得他咒我忘思負義。我忍了這口氣,把瑞士的那張揭了下來,把這張補了上去。

從此,我知道了這位愁眉苦臉的人是有著一件寶貝的。上課時,我常偷偷遞給他一塊巧克力或口香糖,可是每次他都不大甘心伸手來接,接過去也沒見他吃,好像只是為了不願得罪我這個唯一與他往來的人才收下的。但一種感激的心情還促使我不斷地給。有時還用臂肘頂他一下,向他開闔一下嘴唇,催著他快吃。可是他總顯得那麼可憐,那麼狼狽。生活像有著填不滿的坑,照不掉的魑影。他總不睬我。

不理我沒關系,橫豎他有了郵票總不忘記給我。他一共給過我三張:一張我自己貼上,一張跟白羅漢換了七張西班牙的,兩張葡萄牙的。最近這張我還留著等行市呢。孟家二少出過兩張法國航空,三張意大利的,可是我不干。我非逼他把那張全國運動會的紀念郵票拿出不可。他說了,要命也不撒手。

那天下晚學,我又由乒乓室跑去找老趙。獾似地竄進了第三宿舍,一直就奔到34號來。我重重地揍了一下門,沒等答應就闖了進去。嘿,這家夥用被纏緊了全身,大白天睡起覺來了。我想由底下搔他腳心。又想,這假君子,惹不得。可是他連腦袋都包得挺緊。我就伏在那自縛的口袋嘴處認真地喊了一聲:“老趙。”他還裝著玩兒。我敢打賭他沒睡著。我進來時還看見他腳動呢。我又喊,他仍不理。

這是他自作孽,我可就不客氣了。於是,我就施展竹簍裏捉螃蟹的辦法,用手向被簡隙處用力鉆。滾熱滾熱的,刺刺的頭髮紮得我的胳膊直癢。我摸著腦門了。那道眉似乎比平日皺得還緊。往下摸,啊,摸得手指都濕濕的了。

怎麼,這麼大個子哭啦?我得哄哄他,我專會哄人。

於是,我給他吹我最拿手的哨子。吹的是《璇宮艷史》裏的曲子。可是,我手掌上濕潤的淚,竟堵住了我的嗓子,僵住了我的唇。我愈吹愈吹不下去了。

我蹲下,蹲在他的床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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